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1·秦风汉雨 精彩片段：
《柏杨版资治通鉴》再版序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我打从出生（一九二〇年？月？日）活到今天八十六岁，才领悟过来的话。
我的第二次出生——我一生有好几次惊涛骇浪、死去活来的经验——我自认第二次出生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因文字贾祸，被捉进牢的这一天。直到一九七七年，坐足九年又二十六天，获释出狱。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入狱的那一天作为第二次的生日，理由很多，仅仅以《柏杨版资治通鉴》今年（二〇〇六年）在北岳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并与大陆读者见面一事来说，不但要归功于牢狱之灾，也使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因为如果没有这场牢狱，我无论怎么摇笔杆，充其量也就像近日病危、闻名于世的美国包可华（Art Buchwald），只是个写幽默杂文的专栏作家。坐牢九年又二十六天，使我潜心读史，开始我对中国绵长历史的爬梳工作，也建立我自己对传统中国历史观点的批驳。我选择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作为我第二次的出生，理由岂不已足够？提携我最多的至友、更是我的良师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曾说：“……若不是蒋关他个十年，他那派花言巧语还能说多久？……”（一九九九年，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唐德刚教授是主题演讲者。）唐教授这番话，实在是我一生的点题之笔。他甚至嘉许我这本《柏杨版资治通鉴》说：“柏杨，柏杨，这就是你在文化转型史上的牌位！”至友与良师这番话，我万分不敢当，但感激与惕励之心，确是我人生舞台中不绝于耳的支持与鼓掌。
语言是思想网络上的坐标。把距今九百余年所完成的《资治通鉴》（公元一〇六七年，宋王朝第六任皇帝赵顼赐序给《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用我们这一代的语言——现代语文，把公元前四〇三年到公元九五九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几年的中国历史，重述一遍给读者听，除了语言的演化之外，我当然不能保持封建时代的思想价值标准。新的时代当然有新的坐标，所以在“臣光曰”之余，我有我的“柏杨曰”。这是我这一套译书一个很“自以为是”的特点。
今天我们进入信息发达的计算机时代，我们的社会也由绝对的单一信仰，进入到开放多元的时代。语言结构、思想形态、价值观念、思维逻辑等等演化的速度，比过去要更快速。今天年轻的一代，在计算机的使用中不但出现新的语言，甚至发展出图像文字。在有变、有常的生命长河里，我相信历史是我们人类文化累积的资产，属于恒常不变的湍湍长流，语言文字表达却会随着时代而演变。我相信将来会有不同版本的《资治通鉴》出现，更有不同人物的史观评价，补充“臣光曰”和“柏杨曰”。
出版前夕，想到我自己一生的转折，祸与福相倚的吊诡，就要抛开目前流行的短线操作，而学用历史深邃的眼光来看待世事，《资治通鉴》正是一本宝典。
柏杨
二〇〇六年六月一日于台北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