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原来是这样：1912-1949 精彩片段：
一、杨度：不甘寂寞的旷世逸才
原本是租界时代万国公墓旧地的宋庆龄陵园，如今已处上海西南角的繁华区。在这个闹市中难得的寂寥之地，一块墓碑傲然拱立在一个更加寂寞的角落里，上面刻着“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几个大字，碑文笔锋健锐，取法隽古，系民国知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夏寿田的手笔。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墓碑前还有个卧碑，上面赫然镌刻着“杨度同志”几个字的抬头，这与周围那些民国名人的墓碑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
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原本是以耕读传家的读书人，在太平军横扫江南后，他带领自己的大儿子杨瑞生投入湘军李续宾部，后以军功升为哨长。咸丰八年（1858年），李续宾部六千人与太平军新秀陈玉成、李秀成数万人在安徽庐州三河镇展开了一场极为残酷的血战。战役结束后，主将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藩之弟）等人全部战死，主力尽没。曾国藩得到消息后，当场吐血不止，并哀叹道：“三河败后，元气尽伤；湘军精锐，覆于一旦！”
命运是残酷的，杨礼堂也埋骨于当年的这场战事中。不过，杨度的大伯、父子同营的杨瑞生却在太平军的重重围杀下，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这对于满江是血、尸横遍野的三河镇之战来说，实在是个难得的幸运和异数了。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瑞生由此步步升迁，先后做上了归德镇、朝阳镇等地的总兵。
杨度的父亲杨懿生身体羸弱，不能随父兄拼杀于疆场，因而只能在家务农。在杨度六岁的时候，杨懿生不幸去世，伯父杨瑞生后来便将杨度和妹妹杨庄接到自己的驻地，直到他后来外迁关外朝阳镇，杨度和妹妹才再次回到湘潭老家。
杨瑞生以军功起家，深知战争之残酷，因而他并不希望侄子走上自己的道路。在很小的时候，杨瑞生便看出杨度天分很高，因为只要是杨度看过的东西，他就基本能做到过目不忘，而且杨度从小就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颇有贵人之相。因此，杨瑞生花费重金为子侄们请来了知名的塾师，以求这一代人能够金榜题名，为杨家争一口气。
后来，湘中名士王闿运得知了杨度的文名，派人将杨度招至自己所办的石鼓书院，重点栽培。王闿运是一代名儒，当时的石鼓书院也是人才济济，中举人、中进士的学子比比皆是，譬如知名的学者廖平，后来在“戊戌政变”中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画家齐白石等，都是从石鼓书院中走出去的。
在王闿运的门下学习三年后，杨度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时年十九岁。次年，杨度便与同窗好友夏寿田一起赴京会试，以博取最后的功名。据杨度的堂弟杨敞说，“兄中顺天乡试中后……高视阔步，有狂士风。”但这一次，杨度的运气似乎已经到头。发榜之后，杨度名落孙山，夏寿田却中了榜眼。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正当杨度十分沮丧之时，夏寿田却兴冲冲地把他拉到陶然亭一起游玩。陶然亭在北京城南，这里芦苇丛生、湖水清静，远远望去，还可以看到城北的黄色宫墙。考试失败的杨度心情不佳，他在亭子上题了这样两句：“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刚中了榜眼的夏寿田题的两句却是：“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两人的心境差异，足以相映成趣。
十余年后，杨度和夏寿田再次来到这里游玩，当时杨度已经是四品京堂，心情很是不错，他又在亭子上题了两句：“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寿田和了两句：“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原来，夏寿田虽然也在京为官，但这些年却一直不太顺利，所以语调较当年中榜时的意气风发相去甚远了。
杨度的师傅王闿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太平军即将被剿灭时，王闿运曾向曾国藩建言：“将军拥强兵，操重器，宜先除太平军，后整饬湘军，缀甲厉兵，伺机灭亲兵，取天下而代之。今天下多事，机不可失，此事惟将军能为，何乐而不为？”
曾国藩听后，面如土色，数日后便找了借口将王闿运打发回籍。由此，王闿运空有一身的“帝王之学”却无从得以施展，只能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弟子们的身上。在所有的弟子中，杨度最受看重，王闿运曾这样告诫他：“皙子，以你之才，日后必大有可为，你须好自为之。”
王闿运有三种学问，一为功名之学，二为诗文之学，三为帝王之学。所谓“功名之学”，用于科考，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一旦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在官场上“跟着走，慢慢来”即可；所谓“诗文之学”，乃以立言求学为本职，“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至于“帝王之学”，那就是最高境界了，需要经史诗文，样样精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需要待以时机，方能干一番非常事业。
杨度一度沉迷于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但在甲午年的会试失败后，因时局的变化，杨度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对王闿运的旧学产生了怀疑并转而对新学产生了兴趣。这时，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推行新政，杨度也很快被卷入了这场维新的浪潮之中，并与活跃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但是，维新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年，这一切便成了明日黄花，昔日的好友和同门也成了刀下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