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精彩片段：
自序 国运之“运”
1
落雨大，水浸街。
尽管北京已经严寒料峭，此时的广州却依然春光四溢。为了看看流光溢彩的“新”珠江，我们彻底地陷入了车的洪流，无法动弹。刚刚散场的亚运开幕彩排，令这座城市high到了极点，血脉贲张，到处都是高潮之后的疲态。
广州的朋友们尽管感觉到“盛会”带来巨大不便，却都还在坚守家园和工作岗位。“要知揾银最艰难，双眼通红声沙晒”，在北京2008年相当普遍的“避运”行为（避开奥运到外地），广州人做不到，为了生存，只能“受运”。
2
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受运”、“避运”，没有根本的区别。在“运”的洪流中，除了随波逐流，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被“小日本”打趴下的“大中国”，痛定思痛，朝野上下认定了“只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才能”救亡图存。问题在于，他们几乎又同时认定，“只要”制度层面的变革，“就能”救亡图存。制度变革与救亡图存的关系，从“只有－才”的必要条件，变成为“只要－就”的充分条件，逻辑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之前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中对涉及国防、民生等基本面的关注退居二线，甚至消失了。人们都指望着通过体制上的改革，引进或建立一种什么主义，就可一举富国强民，全社会的资源被畸形地投放到这场“寻宝”运动中，自此清王朝进入了“主义”超越“问题”的运动年代，人们前赴后继地“转运”、“倒运”或“败运”，周而复始，绵绵不绝。
戊戌变法就是在极度的失落后一次盲目而操切的“转运”。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一小撮年轻干部（即“四小军机”）儿戏般地发出了一百多道改革诏令，以文字上虚幻的快感取代了改革应有的审慎。而资历极浅的改革者们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这种从组织人事上入手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将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改革的对立面。再加上康梁师徒为了争夺眼球，一味鼓噪，铺天盖地的“敏感词”深深刺激着官僚机器的神经，这场变法终于成为变法者自己的绞索。反改革势力全面回潮后，甚至在国际事务上也不再韬光养晦，贸然出击，两年内就酿成了义和团运动，乃至八国联军入侵。从1898年的“极右”到1900年的“极左”，中国在表面上似乎进行U形大转弯，但其实背后是相同的进退失据。
3
在1901年逃亡途中，大清中央政府宣示了继续改革的决心，随后发现，各项改革都难以推进，处处掣肘。几番折腾，多方考察，支付了巨额的“学费”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推行宪政，成了大清中央政府的基本共识。当载泽、端方等人周游欧美、考察宪政回京之后，他们的一句话令慈禧太后悚然动容：宪政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保皇上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老佛爷下决心来次政治体制大改革。随后，从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官制改革）入手，大清开始“政改保胎”。
执政者是真诚地希望通过扩大执政基础、开放政权来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及民意支持。其所设定的9年预备立宪期被后世长期作为“假立宪”的证据，但这一期限不仅远远短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也被其批判者日后的行为所证实是必要的：抨击清廷“假立宪”的同盟会在以国民党的名义执政后，干脆将立宪过程分解成了军政、训政和宪政，远比其曾经痛斥的大清王朝更为“稳健”。
在当时，“改革”已经成了大清国的主流语汇。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在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而在于改革的旗号被滥用，成为权力斗争的新幌子。
宪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以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为诉求的地方议会（谘议局）最为关键。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诸侯权力膨胀，在组织人事、金融财政乃至军队建设和调动等各方面都对中央政府处处掣肘，成为政权建设的心腹之患。地方谘议局成立后，很快就对地方行政机构形成了巨大的钳制。
几次较量下来，地方督抚纷纷转而与谘议局合作，地方政权的执政基础得以迅速扩大。但是，合流后的地方势力却迅速将目标转向了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争夺上，中央政府与地方的矛盾更趋激烈，而且因为夹着谘议局这样的“民意机构”，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向中央政府发难（这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最为明显，“7000万川民”成为地方势力的口头禅），中央政府在这些争斗中节节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