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 精彩片段：
引论
错误的观念常常以流血而告终，但是无论何种情况，流血的总是他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思想家会如此随意地谈论所有事情。
——阿尔贝·加缪
在1944年法国光复之后的12年中，整整一代法国知识分子、文人和艺术家都被卷入了共产主义的旋涡。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成了共产主义者；其中的大部分人并非如此。诚然，那时许多法国杰出的知识分子同现在一样，并没有正式的政治归属，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些人无疑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雷蒙·阿隆只是众多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但是共产主义的议题——它的行为、意义，它对未来的主张——占据了战后法国的政治和哲学对话。人们对国内外共产党人的行为的看法塑型了公共讨论的术语，并且当时法国的大多数问题也都是在共产党人及其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治和伦理立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
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曾有过类似的关注，并且他们会继续这么做，至少对于其中的某些人而言，这种状况要一直延续至70年代早期。但是1944年至1956年仍然是特别的。维希政权的插曲取消了右派知识分子的合法地位（这一群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战时的经历和抵抗运动使得左派在语言而非行动上变得激进。1956年以后，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国内和欧洲的激进主义转向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兴起的反殖民运动，并且，在赫鲁晓夫1956年2月的秘密报告中，这一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抨击了斯大林时代的问题和缺陷，也点燃了怀疑和幡然醒悟。“二战”以后的10年间，左翼阵营的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诉求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其重要性体现为大多数法国政治思想家都受其吸引，并热烈地维护共产主义，这一现象是独一无二的。
除此之外，也正是在这10年当中，苏维埃社会由最初在遥远的异域的边境线以内，延伸至之前被称作中欧的地区。列宁的革命及其斯大林式的展开曾被视为一片遥远大陆的特有现象，人民民主却一步步将共产主义原封不动地带到了近处。战后在布达佩斯、华沙、柏林和布拉格建立的政权，通过与之相伴而来的镇压、迫害和社会暴动，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道德困境带入到了西方知识分子议事的中心位置。如果我们可以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斯大林的受害者在集体化、政治清洗和大规模人口迁移中的遭遇归咎于一个倒退的、从历史观上说属于野蛮社会的现代化和革命的创伤，在战后的东欧，我们却不能这样评论斯大林主义，因为，为共产主义辩护，其引申义是为作为一种人类解放教义的马克思主义辩护，相应地就意味着去承认，人类巨大的牺牲是以历史和自由的名义做出并得到解释的。
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些辩护与随之而来的理念，还有那些在1944年至1956年间拥抱它们的男男女女。这不是一个关于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专门性研究，除了顺带谈到一些之外，也不是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语言和行为的研究。它的主角是那些法国知识分子，一些杰出，一些则默默无闻，一些是共产主义者，但大部分不是；在“介入”意味着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之时，他们都寻求“投身”于进步的一方。从20世纪最后几年的特殊视角看法国知识分子对这些事件的回应，他们描述其政治和道德承诺的方式，他们在为当时的斯大林主义辩护和正名时所采用的术语都看似奇怪而遥远，那些政治和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回响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大相径庭。
的确，对于任何足够久远的社会而言，这一点都能成立，不管是从风格上还是从时空上而言。然而，那个时代的作品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们仍然拥有一种惊人的力量。甚至在1991年，我们仍能同意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在1949年写下的那些话，他将彼时对匈牙利审判秀的辩护描述为“灵魂的下作”。☾1☽我们能够回应它们的原因之一在于，那时的一些作品仍与我们同在；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常常出自那些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地位的男男女女笔下，他们是法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小说家、哲学家、剧作家……以及道德家。他们的声誉也许随着时间黯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读到他们对暴力、人类苦难和痛苦的道德选择的无动于衷时，我们的不适感就能消失。
这些事件并未被忽略，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在索尔仁尼琴和柬埔寨之后，法国社会普遍将关注点投向法国知识分子和他们之前与马克思主义的暧昧关系。事实也确是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法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关注主题就是前一代法国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失当。毕竟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细致描写古拉格及其恐怖的作家。1968年，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再一次叙述了50年代的捷克审判秀；在他之前，是赫鲁晓夫自己。而在此之前，还有40年代的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和戴维·鲁塞（David Rousset），他们详细揭露了“集中营”的运作方式。比他们更早的，是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和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而在他们之前，还有大量关于苏维埃经历的回忆录和分析资料。在这些书面证据面前，尚不必提及亲历者的证言，智慧的人类如何能一厢情愿地将共产主义视为未来的希望，并将斯大林看作是给出历史谜题答案的那个人？在“二战”过去20年之后，在其祖国的政治迫害过去十几年之后斯洛伐克犹太人约，·朗格尔（Jo Langer）惊诧于她在巴黎的经历；她所面对的是对其经历的否认，对历史证据的视而不见，以及对放弃正统的革新论神话和乌托邦的拒绝。在这里，被困在时间舱里的，是被认为早该消亡的物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les intellectuels-de-la-gauche-française）。☾2☽
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恰如其分地将四五十年代发生在法国知识分子精英身上的状况描述为“充耳不闻”。☾3☽要解释这一失败，仅仅承认和叙述问题的严重性是不够的（虽然这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并且直到最近这类研究仍然相当不足）。然而，这似乎是迄今为止有关该主题大部分已有研究的有限的雄心。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点，每一点都提示和框定了一条有关其主题的研究路径。
首先，是掩盖父辈罪恶的政治动机。1975年之后大规模出版的书籍常常是通过有选择的引证试图阐明，像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埃马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及其那些同代人的迟钝和在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在布达佩斯遍体鳞伤之时，他们仍然摆弄着他们的存在主义困境。这很容易做到——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些人和许多围绕在他们周围稍次要一些的人一道写下并说了一些相当令人震惊的蠢话。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有很大的缺陷。毕竟，了解“弑父”并不够——你还必须理解他。否则，起码你将很有可能犯下同他类似的错误。除非是从最粗浅的意义上说，这些并不能算作历史作品，而更多的是人格诋毁的训练。它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以往的文化英雄会持如此愚蠢的看法，它们也不能帮助我们领会为什么持如此观点的他们会受到追捧，并仍然声名显赫、备受尊重。这类方法在解释为何现代的评论家在很多时候会一度赞同他们现在所反对的那些人的观点时，也存在着局限。☾4☽
其次，这些年法国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巴黎知识分子的引人瞩目的个人回忆录和自传。在这里，由于很难收集作者自己早先的评论，这些作品时常会渲染作者本人切入该主题的方法，这就以另外一种方式造成了限制。它们很明显会凸显个人轨迹的与众不同，并且，不同的作者，在学术含量和重要性上也参差不齐。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自己辩解，并宣誓对共产主义的某种政治效忠，这为他们的年轻时代增色，并仍然使得他们异于常人。这些回忆录，尤其是那些正值盛年的男男女女的作品，都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感、情境感，同时在这些少壮派的文章中，政治和道德选择的模棱两可性也随处可见。他们多半属于“冷战的那一代”，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是“无法逃避的问题”。☾5☽他们问道，我如何——如果作为我自己并按照我现在所理解的那种方式去理解——会说过或者做过我笔下所描述的那些事？是什么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又是从何时开始并如何重见了光明？这类回忆录中的一些对作者经历的历史性时刻做了上佳的分析——它们中最早的一部，出自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之手，从很多方面来说，现在仍然是最好的。可以想见，那些出自专业历史学家的作品更长于高屋建瓴；他们在明里暗里歌颂这个时代的病态，在某种程度上都染上了不出声响的歇斯底里症。☾6☽
然而，我们依然有一种不恰当有时甚至是不诚实的感觉。毕竟没有人想要承认他或者她不但愚蠢，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两面派。但是，有那么多的这类回忆录都有这种倾向，表现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因为知识分子的文字会留下关于他们之前看法的证据，这一点无法轻易消除；他们不得不在几年后承认，他们确实说过和做过那些荒谬的事情。但避而不谈那些年的经历，并声称自己已经从年轻时犯下的蠢事中成长起来了，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在某种哲学意义上，我们不再是我们曾经的那个样子，我们独自就可以承担之前的那个自己的所作所为。因而，几乎所有战后那些年在政治上偏左的作家，如今都会宣称他们内在一直保有一种与其公众形象及其在左派朋友面前的形象不相一致的自我认同。克洛德·罗阿（Claude Roy）以一种有特色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在历史选举中我投票给让-雅克·卢梭和马克思。但是在个人的无记名投票中，我更会选择叔本华和戈多。”☾7☽为什么他过去没那么说？他确实说了——只是在1956年之后。其他人早些年的时候就将他们个人的和政治的认同调回正道（如果我们想要去相信他们所说的）；另一些人则要等到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
克洛德·罗阿，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皮埃尔·戴（Pierre Daix）一样，以及包括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在内的其他人，就应该感到，甚至是在时隔30年以后，要为自己争得一点儿诚实的名号，是明智且可理解的，也是唯一自然的选择。此外，罗阿确实是以一种精准的方式描述了他的许多同代人的经历。但是这种解释固然坦诚，却反而阻断了任何理解他们信仰的来源的可能性，因为前者否认他们曾真正信奉它们，所有的证据都变得无效了。至于像阿兰·贝桑松（Alain Besançon）或多米尼克·德桑蒂（Dominique Desanti）那些人——他们承认所写的即为所想的，而他们所想的就是所相信的——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混淆着视听。贝桑松在为其年轻时的偏差辩护时说，即便在斯大林死后，他都仍然如此认为：“在法国，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曾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在罗阿看来，作者所说的都是真的——这也是本书成书的目的之一，它旨在展示，为何在法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大环境中，反共产主义似乎被从非保守的信念词汇中剔除出去了。然而同时，贝桑松想错了：法国有许多反共产主义者（anti-Communists），并且其中的一些还是左派；同样也有很多非共产主义者（non-Communists）。在其盛年，贝桑松继续强调他及其同辈人在年少时所持的观点——整个法国被分成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两派；在那时，没人能够期望采取一种中间立场。在我们所谈论的那些年，朋党性质的政治和哲学的立场是真实存在的，我将在本书中探讨它产生的根源。贝桑松出于为自身的当代选择辩护和正名的需要，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诠释是令人遗憾的——他没有充分发挥其作为历史学家的优势。☾8☽
上述评论引出了关于现有的法国知识分子行为研究的第三点不足。传记作者有他们自己的故事需要讲述，而历史学家则承担着理解时空意义的特殊使命。但是，在知识分子行为研究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某种重合。战后国内外状况的大背景，在很多文人、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那里，是如此势不可挡以至于无法单独对其做出解释。这意味着，事件和选择将众多理性的男人和女人置于一种事实上需要多重考量才能决定其行动的境地。这是一种富有诱惑性的观点。在希特勒、贝当和斯大林之后，谁能不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美梦？理性的人们也许会在不同的时刻从迷梦中醒来，但是在迷梦看似合理的终结的状况下，最初的幻想是可以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