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野战军 精彩片段：
第一篇 大势
第一章 重庆与延安
雅尔塔三巨头密谋争利，波茨坦四盟国宣布受降
当晚，全中国人民彻夜无眠。这在华夏民族千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尽管后来发生的桩桩件件，证明它其实是个凶兆，但我们还是愿意记住这一时刻。
公元1945年8月15日……哦不，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先生掏出怀表，时间已经指向凌晨1点35分。他怀着乐观而自豪的心情弃车徒步，走在重庆渝中区附近起伏不平的街道上，大口呼吸山城那清凉而弥漫着火药味的空气，心里下意识地将日历翻到了“16”日。
自日本政府8月10日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后，驻陪都重庆的各国使节几乎就没能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直到8月14日天皇裕仁下达《诏书》，连续几天满世界文电交驰，可把赫尔利忙坏了。先是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约定同时在重庆、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公布各项规定，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代表四国经瑞士向日本照会“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具体指示正式投降步骤。紧接着，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向东京广播，并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命令日军“立即停止开火”，随之盟军在所有战场也奉命停火。
华盛顿时间8月14日19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日军的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英国伦敦播出了首相艾德礼的讲话，莫斯科广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讲话，重庆广播总裁蒋介石的讲话。
重庆时间8月15日7时整，世界范围内正式发布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的公告。当天的正午时光，全球无线电信号都在传播裕仁天皇有气无力地宣读无条件投降“敕令”的声音。
兴奋了大半夜的赫尔利疲惫地回到住处，习惯性地喝了杯白兰地，更加没有睡意。他禁不住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牛皮靴踏响木质楼板，发出嘭嘭的声音，像是前线胜利的炮声，又像街头山响的欢庆鼓点。赫尔利推开花格玻璃窗棂，深不可测的夜空扑面而来，整个山城的狂欢还隐约可闻，一种从未有过的历史感袭上心头。他返身打开那本厚厚的羊皮笔记，热切期望记下点儿什么。
其时，陪都重庆政府与远在西北的红色延安相比，显然带着不加掩饰的自负。然而，日本政府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乞降照会公布之后，平民百姓们普天同庆的鞭炮和锣鼓丝毫没有差别。赫尔利目睹了长街上的张灯结彩，看到中国官员、兵士夹杂在商贩船夫之间，长袍马褂和西装革履一律奔走相告，大家彼此拱手，喜形于色，连一向昂首挺胸的富绅大贾们，也在那里忘情地手舞足蹈。人们眼里光芒四射，眉目之间犹如涂上了厚厚的油彩。
置身于欢乐的海洋，赫尔利不能不受到感染。就像年前访问延安时那样，他在中国东道主面前又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第安人的练兵舞。他被自己近乎天真的激情燃烧着，狂热地扭动着身躯，甚至操起陶克族人的方言“呀呀、呀呀”地大声欢叫。不论作为前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还是作为新任的美国驻华使节，此刻的赫尔利对“解决中国问题”更加抱有一份坚定的信念。他觉得这正是自己超越了史迪威、马歇尔和魏德迈等人之处，而这份美好感觉早在去年初冬他抵达延安的那一刻，就似乎活灵活现地握在手中了。
那是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在秘书史密斯的陪同下，飞机有惊无险降落在延安一块空地上的土包包前。黄色烟尘弥漫在模糊不清的舷窗口，以至于赫尔利没有看清究竟是谁在迎接自己。而被称作“迪克西使团”的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事先也不太清楚来者何人，所以第一次在给周恩来通报时竟有些含糊其辞。等到那架带有明显标志的美军军用飞机嗡嗡鸣叫着出现在黄土高坡上空时，周恩来问包瑞德贵宾是谁，包还摊开双手一脸茫然。幸亏周恩来处事周密。当赫尔利从机舱出口探出头来，才一眼看到包瑞德上校身边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首脑集体风尘仆仆的身影。他们一起挤进那辆被当作救护车用的破旧汽车，动静响亮地驶向“迪克西使团”驻地。
大家初次见面，寒暄过后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包瑞德上校虽是个中国通，可作为一名校级军官，碍于不太熟悉的赫尔利将军在场，也不好有超越外交辞令的言语。颠颠簸簸的车里出现短暂的寂静。正在难耐的时刻，冷不丁有头骡子挡在车前。驾驶员小赵急忙刹车，车里的主宾前仰后合。小赵满头大汗地找了根树枝上去驱赶骡子，谁知那头牲口倔得很，左赶右赶就是不给面子。急性子的赫尔利有点憋不住了，就在车里打着手势嚷嚷道：“再打，再打，使点劲，打那一边……”
毛泽东笑了，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慢条斯理地说：“想不到赫尔利将军赶骡子也很在行啊。”
“我年轻时当过牛仔，对牲口多少了解一些。”赫尔利显出点孩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