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全集第六卷 精彩片段：
颂“一团火”
张秉贵同志和我斜签着对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背后的电风扇，发出有节奏的细响，扇起了满屋的凉风。我拿起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抬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张秉贵同志，他也正以那样亲切等待的目光在望着我，仿佛我问一句，他就能答上几十句似的！他是要以他心中的一团火，通过我，传递给各条战线上的全国各族人民，使得大家都举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火炬，浩浩荡荡地以最高速度，在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广阔道路上迅跑。
我想写张秉贵同志的先进事迹，不是从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期间开始的，那已是去年年底的事了。那时《人民文学》编辑部里的年轻人，就让我写点报告文学，并指定我写张秉贵同志。我看了张秉贵同志自己写的《为革命站柜台》和当时《北京日报》上的几篇记者和评论员的文章，都觉得极其感人。在五届人大开会期间，我在主席团席次单上找到了张秉贵同志的座位，休息的时间，我就去约他和我谈谈。当然，那时间很短，而且我也不便拿出本子来，做采访的工作。他和我谈的话，都跟他自己写的和记者写的差不了多少，可是我记住了一句，就是他说他解放前曾在北京东城大华电影院旁边的德昌厚食品店当过售货员。
那时我正在日本，而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却住在我的大弟媳家里，就是新开路。德昌厚食品店就在新开路胡同西口的大街上。这时我猛然忆起，在今年初春的一个星期日，我的儿女们在餐桌上热烈地谈着中共北京市委财贸部发出的认真学习张秉贵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一面笑着对我说：“您知道这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张秉贵同志，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对您讲的那位张师傅呵！那时我们去买的只是五分钱的糖果，三分钱的冰棍，可是张师傅对我们可亲啦……我们就是要向他学习这‘一团火’精神……”他们还说他们每次到百货大楼去，都看见糖果部柜台旁边，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因此他们也不大敢过去招呼，也没有给他写过信，怕耽误了他的宝贵的时间。
这一次，我就托我们《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年轻人，去要了一些青年人给张秉贵同志写的信来看。我一口气看完了几十封，越看越感动，越看越似乎我心中也有一团越烧越旺的火！我感到使我们心中的火越烧越旺的这一团火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推倒了压在人们心上的旧社会的万丈冰山，人们心中的这一团热爱新社会的烈火是燃烧不起来的。这道理，没有比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死生流转过来的人，更透彻其中的了！
张师傅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一段：
“在旧社会，我十岁当童工，十七岁到商店学徒，那时候给资本家站柜台，是为了混碗饭吃。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还要受污辱，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那些官僚老爷、太太小姐、兵痞流氓来买东西，稍不称心，我们就得挨骂。得罪了这些人，资本家就得叫我们‘卷铺盖’，整天像是踩着‘地雷’干活……”
这时，我拿起笔来，向张秉贵同志笑着说：“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今天问您两个问题。第一是：请您把您解放前的生活仔细地说一说，让我好有点感性认识。”
张秉贵同志也笑了一笑，用充满了回忆的目光看看我，说：“我是北京人，父亲也是一个售货员，在金山汽水公司工作。我们有六个弟兄姐妹，我是老四。一家八口人，只靠我父亲每月六块钱的工资过活。我母亲难过地说，‘你们孩子们也自谋生活吧。’我的大哥就到十五间房一个卖烟卷煤油的杂货店里去当了学徒。那时我们住在永定门外的东铁匠营，我从七岁就出去拣柴、挖野菜，那些野菜都是人家喂鸟的，说出名字来您也不会写！我们每天就是吃那些野菜。我们还靠一位‘老朋友’，就是一位邻居老太太，卖白薯的，她每天把卖剩下的白薯和白薯须子给我们吃。我八岁就去‘打执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红白喜事，出殡的、娶亲的，我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办法的人才干的‘贱职’啊，可是我还唯恐人家嫌我小，不要我。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来，每天只挣两个‘铜子儿’。这时候我母亲就给我带一块贴饼子在身边。我也不肯多拿，家里还不够吃呢！有一次我把这块贵重的贴饼子，紧紧地掖在大褂的宽带里，没想到在路上丢了！晚上回来，母亲问我‘一块贴饼子够不够？’当我低着头告诉她我把饼丢了的时候，她就哭了。她不但心疼这块饼，她也心疼我呵！十岁那年，我和三哥到天津的一所地毯作坊去当学徒。父亲本在天津给一个资本家看门，这时失业了。我投奔在天津的舅舅，给这个作坊送了一个又大又轻的‘蒲包’，就算是送礼吧，其实他也买不起什么‘重礼’，这蒲包里只是一两斤的‘排叉儿’——就是一种油炸的面片。我们在作坊里是七个人睡在一个小炕上，挤得大家都得侧着身子睡。这屋里又没有灯，炕上的臭虫就多得不能提了，随手一抹就是一摊血。天气暖一点到地上睡吧，一下雨，门前就是一条河！那时我先学的是绕毛线，绕来绕去地毛线都勒进手里去了，又流血又疼，只好用纸把手包起来再绕。资本家看见了就骂：你这是在绕毛球呢！他踢了我一脚，把我撵出来了。
“回到北京，我又上崇文门外金聚织布厂去当学徒。到了第二个年底，我学会织简单的白布了。照规矩，这工厂从旧历腊月二十六到新年正月初五，是放十天假的。我们学徒们还说放了假要到天桥去逛逛呢，没想到就在二十五这天夜里，工厂着火了！从机器房跑过来，我猛然想起要进屋去抢铺盖，那门已经拉不开了！
“年初六，原在一个厂的一位师傅来找我说，‘小秉贵儿，你跟我去到榄杆市乾祥瑞织布厂当学徒吧。’这个厂的资本家姓牛，很毒辣，每天一到下半夜，就从柜房里出来，挺着大肚子，喊‘嘟——咋’，说是轰乌鸦呢，把我们都叫醒了。这时间比摇上班的铃还早一个钟头！
“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多，织一匹布挣两毛钱。这工厂是在二、八月才需要人，到了冬、夏天就‘散’人，因为那时节生意萧条，布卖不出去。要不说‘资本家吃徒弟’呢！我想我已经长大了点，不如找个‘买卖地’，免得老失业。十七岁上，我就去找在延寿寺裕兴烟卷公司当伙计的哥哥介绍我到米市大街的德昌厚食品店当了伙计，从一九三六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九年没动……“以后我就到了百货大楼，这些事您全知道了。以前的这些事，折磨得我永远也忘不了旧社会的苦，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呵！”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我抬头望着他的从容而沉静的笑脸，我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敬佩！
本来在我耳中听着他的话，笔下记着他的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还有向我涌来的一阵阵的海潮音。这海潮音里有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也有张师傅自己讲过的话，还有那些青年人的来信里的向他致敬、向他学习的话。二十多年来，他腰板挺直地以新社会主人翁、人民的售货员的身份，站了革命的柜台，接待了近二百万个顾客。他以充满着热烈亲切的阶级感情的言语和行动，使得顾客们一进商店就感到热乎乎的，回到工作岗位以后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干社会主义越干越起劲。他以三尺的革命柜台，做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坛，使得没有尝到旧社会的苦的许多青年人，都心悦诚服地要拜他为师，要做他的革命接班人！
早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着作里，教导我们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年轻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