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精彩片段：
作为德诗译者的冯至（代前言）
或许正是因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评语，“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所以反而可能压抑了冯至在文学史上的其他贡献。至于我所关注的，则多半是冯至作为中国德文学科史的中心人物，乃至外国文学界的领袖，冯至的场域角色相当重要，至于背后可以揭示出的政治史、社会史丰富内涵，更是值得大加开掘。可作为译者的冯至，恐怕也不应该忽略，甚至是更为关键的。
对于一个大时代中人的长成和养成而言，其所身处的场域和做出的成绩必然是多源的。可如何考镜源流，将其放置在一个宏阔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客观审视，却并不容易。所以，选择特定角度，试图以一种单骑卷风尘的方式，来逐渐把握一个个体的翻译史生涯，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方法。冯至的翻译不多，就《冯至全集》来看，也不过三卷篇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与傅雷、朱生豪等大家的宏宏多卷本译著集来看，确实无法相提并论；就是鲁迅、郭沫若、巴金这些大作家的译文集，也都有十卷以上的篇幅。尽管如此，冯至的翻译非常有特色，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翻译史和学术史价值。
从这部冯至译著集看来，除了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之外，他的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以译诗为主的。这当然与他自身的定位有很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德文学科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翻译主要由其研究兴趣和学术眼光决定；而再加其诗人天性，所以亲近诗歌一点都不难理解。冯至的文学翻译相当复杂，其中既有少年时作为性情中人的激情四射，也有作为学者需要的仔细琢磨，前者如翻译海涅，后者如翻译歌德；而进入1950年代之后，翻译则作为一种必要的政治参与方式表现出来，那时的冯至翻译了不少“听将令”的译作，譬如布莱希特、海涅等的诗歌。一般而言，小说翻译凤毛麟角，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姚可昆合译的歌德的《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最初主要可能是“为稻粱谋”的因素，但译出后确实是一大贡献；文章翻译也不算多，主要是一部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而真正代表冯至翻译风格，能彰显翻译家冯至一生演变的，是他的德诗汉译。虽然也不过就是一部《海涅诗选 集外译诗》，但却可以反映出他历经岁月洗礼，对待同样一位诗人的接受、感触、运用之不同。
早在1924年，尚未及弱冠之年的冯至，就已经用轻灵优美的笔触译介了海涅关于青春爱情的美好诗篇，“由我泪珠里，/放出无数花朵，/我的叹息/化作一片莺歌。若是你爱我，/我将花朵全给你；/女孩儿，在你窗前，/永有莺歌婉转。”☾1☽这是多么悠扬的爱情表白，汉语之表达尤其达到了诗化境界，可见译诗之道未必就以年龄论高下。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虽同以海涅为翻译对象，但对冯至来说，却是“心路山重水复”。1950年代的《海涅诗集》的出版，相比较1940年代的歌德译诗，无疑有着更多的“时代色彩”之点染。按照冯至自己的交代：“这里选译的几十首诗，不能代表海涅丰富的诗歌创作的全貌。本来还想多译一些，但由于时间的限制，只好等到将来再做补充了。”☾2☽在时间上是如何的仓促呢？“这些译诗，除了《哈尔茨山游记》里边的诗是旧译外，都是在极少的业余时间里赶译出来的”☾3☽。1958年时，《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出版，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海涅诗选》中选诗33首，列为“文学小丛书”之一☾4☽。从书名的选定就可以看出，是与其时的政治背景颇多密切关联的。这首诗的战斗性很强，“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我们织，我们织！……”☾5☽同样一个诗人的作品，在不同时代可以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看看席勒、荷尔德林等人在德国历史上，包括在纳粹德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就可以得到证明。而海涅的中国旅程，似乎同样说明了这点。到了1970年代，冯至翻译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他曾在《自传》中如此回忆这段经历：“1973年，我怀着愤激的心情翻译了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在翻译时，感到我青年时期，文艺界有些人喜欢读海涅的诗，只因他早期的抒情诗音调优美，语调浪漫，可是对他到巴黎后写的政治讽刺诗却知道得很少，因而写了一首绝句：‘当年海涅成风尚，罗累莱歌舟子情；重展旧编新耳目，齐鸣万箭射毒魔。’”☾6☽这个“愤激的心情”非常重要，可以理解海涅汉译对于冯至的重要作用，在那样一种艰难的精神煎熬时代，海涅是被用来作为诗人的精神支柱的。197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年代，但转折并非一蹴而就，不仅要重视1976年的作用，也要关注其承上启下的相关年份，诸如1971、1978等。对于诗人冯至而言，1973年的选择“冬天”，未尝不是为了中国已经将要到来的春天预作准备，因为就像雪莱吟诵的那样：“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1970年代的冯至，已经是年近古稀，一个将向生命的最后阶段迈出的老人，却仍有着那样一种顽强的意志，在苦苦追寻可能望到的光明。所以通过冯至的汉译，我们能听到海涅的吟唱：“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我要为你们制作！/我们已经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国。”☾7☽
海涅之外，冯至主要翻译了歌德、布莱希特、尼采、里尔克，其余则有荷尔德林、格奥尔格等。翻译歌德容易理解，因为这是他主要的研究对象；翻译布莱希特，更多是为了“奉将令”。而对于尼采、里尔克，则主要是出于兴趣，时间大概是在1930年代。所以翻译史本身大致也能反映出译者的精神史轨迹。1920年代，海涅的爱情诗、荷尔德林；1930年代，尼采、里尔克；1940年代，歌德；1950年代，布莱希特、海涅的政治诗；1970年代，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大概不仅能显现出冯至的译诗兴趣和轨迹，也能见出时代语境和诗人精神状态的关系。所以，翻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能反映译者之心史的。要理解在某个特定阶段，译者为什么选择翻译对象，总要进入其时的个体与社会的历史语境中去才更能生“理解之同情”。冯至是这样回忆他开始歌德研究的过程的：“从1939年7月起，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为了躲避敌人的空袭，我住在昆明东北郊金殿后被称为杨家山的一座茅屋里，周围二十里是茂盛的松林。也是为了避免敌机的骚扰，学校上课的时间都排在晚间和清晨。我常常傍晚进城，第二天早晨下课后背着背包上山。背包里总装有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买的蔬菜，一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书籍中最沉重的是德国科塔出版社为纪念1806年起始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由封·德·赫伦（E.von de Hellen）主编的《歌德全集》。全集共四十本，我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轮换借阅，比较认真读过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同时我自己有岛屿出版社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选》、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等等，这几本书因为便于携带，在战乱中没有遗失，从上海一直带到昆明。它们对于了解歌德和歌德的作品很有帮助。”☾8☽其实冯至由于学德国文学，对歌德早有接触。在德国留学时，他曾用一百四十马克买了一部《歌德全集》——这在歌德文献中算是数第二的版本，共四十一册；还认为歌德对德国文学意义重大，没有歌德，恐怕就没有德国文学。在1932年11月17日致杨晦的信中，冯至说：“我数月以来，专心Goethe。我读他的书，仿佛坐在黑暗里望光明一般。他老年的诗是那样地深沉，充满了智慧。”☾9☽此时冯至虽对歌德产生尊敬和兴趣，但其主要精力和兴奋点仍在里尔克身上，所谓“充溢于笔端的仍然是里尔克”☾10☽，这是和当时的环境、背景大有关系的。彼时的生活宁静，对冯至而言，更需要的是里尔克那种对存在之惑的探索穷究；而国家社会大动荡时期的波澜壮阔，则更需要歌德式的博大胸怀。这或许正是为什么即便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冯至也要带着《歌德谈话录》《歌德书信日记选》的原因所在吧！
冯至不是那种天纵之才的翻译家，但较之后来者的刻意渲染文采却别有一种自然浑成的妙手天成之味；读他的译诗，有一种平淡素朴之感，这是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并不常能见到的。譬如对《普罗米修士》的翻译，就将那种狂热的火气压低了数度：
宙斯，你用云雾
蒙盖你的天空吧，
你像割蓟草的儿童一般，
在栎树和山顶上
施展伎俩吧！
可是你不要管
我的大地，
我的茅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