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记 精彩片段：
总序一 我博物，我存在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近代思想大家笛卡儿曾说：“我思，故我在。”
喜爱大自然、热衷户外活动的人可能会说：“我博物，故我在。”通过博物活动，我们知道自己真实存在，由博物我们得以“好在”。
我们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不能完全生活于人工环境中。“生物圈2号”的失败也间接证明，我们离不开大地盖娅（Gaia）。地球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是人类的唯一家园。鼓动移民太空的，要么不懂博物学，要么别有用心。
博物学着眼于“生活世界”，是普通人可以直接参与的一大类实践活动。博物学有认知的维度，更包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后者是基础、是目的所在。“博物人生”不需要不断加速，速度快了会导致多方面的不适应。这就决定了博物学不同于当下的主流科学技术。主流科技充当了现代性列车的火车头，而博物学不具有此功能，也不想具有此功能。不断进步、革新不是博物学的运作方式，博物学史研究对“革命”也没那么多渴望。缓慢、平衡、持久才是博物学最在意的方面。
与主流科技宜保持适当距离
最近，博物学在中国稍有复苏的迹象，出版物多起来，争议也随之而起。许多人习惯于将博物学与科学或科普联系在一起，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我看来，最好不这样看问题。博物学与科学在漫长的过去，有许多交集但也有明显的不同，谁也没法成为对方的真子集。一些人是标准的博物学家，却无法算作科学家，反之亦然。科学、科普的目的，与博物的目的，可以非常不同（也有一致的方面）。相对而言，博物可以更随便一点、更轻松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博物学等价于不专业，许多博物学的工作做得相当专业，不亚于科学家所做工作。谁是博物学家？中文中称某某家，好像是件挺大的事儿，一般人不能称“家”。而英文中naturalist（博物学家）限制相对小一些，普通人士也可以称naturalist。如果不想把博物学人为搞得过分学究气，许多喜欢博物的人都可以称为博物学家、博物家，只是不要太把“家”当回事。
20世纪末，在多数人不看好博物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它的潜在价值、想复兴它，当然不只是盯着博物活动中的瞧一瞧、玩一玩，虽然简单的瞧和玩也极为重要。我们在哲学层面和文明演化的层面，选中了博物学！“我博物，我存在。”不是简单的句型练习，而是具有实质内容，我们真的相信如此。通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博物活动既能满足人们的许多需要，特别是智力需求、审美需求，也是可持续的。而当今占主流的科技活动却是不可持续的，将把人类带向不归路。这种确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博物学历史悠久，除了近代的个别疯狂举动之外，整体上在大部分时间内，它都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种环境友好的、破坏力有限的学术和技艺。
必须面对质疑
我在一个科学编史学会议上讲“博物学编史纲领”时，同行、朋友柯遵科先生提出三点疑问：1．西方近代博物学与帝国扩张密切结合，做过许多坏事。2．博物学曾与自然神学相连，而自然神学令人讨厌。3．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或者误传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而进化论是博物学的最高成就。
这三点质疑说到了点子上，我当然早就充分考虑过，所以马上就能回应。第一，博物学与科学一样，都干过坏事，对此不能否定。不宜“好的归科学”，也不宜“好的归博物”。资本主义扩张，中国是受害者，我们清楚得很。现在中国钱多了、搞经济建设，也不宜把周边的环境、资源搞得太差。现在，帝国扩张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对话合作、和平发展是主旋律；对异域动植物及其他好东西的疯狂掠夺虽然现在还时有发生，但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历史上，特别是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博物学干了许多坏事，但现在的博物学活动受法律和伦理约束很大，即使是标本也不能随便采集，而且许多自然保育运动起源于博物学家的努力。当今有世界影响的大部分环境保护组织都与博物学（家）有重要关联，如英国的皇家鸟类协会、美国的奥杜邦协会、山岳俱乐部。这些组织开展的范围广泛的博物学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民众，推进了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柯遵科的提醒当然非常重要，博物学工作者一定要牢记。现在，有一些博物活动依然在破坏大自然、糟蹋生命，这是需要努力克服的，要尽量减少伤害。
博物学中有一类可称之为怀特（Gilbert White）博物学或阿卡迪亚（Arcadia）博物学，非常不同于帝国博物学。前者每个普通人都可修炼，也是应当提倡的。后者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现在应当尽量避免。阿卡迪亚博物学的代表人物包括怀特、歌德、缪尔、梭罗、利奥波德、卡森等。而帝国博物学的代表人物是林奈、洪堡、班克斯、达尔文、E．H．威尔逊等。自然，后者也做过一些好事，不可一概而论。
第二，以今日的观念看自然神学，当然觉得可笑、无聊。但是，历史上在自然神学的大旗下博物学得以迅速发展，这与近代自然科学在基督教的庇护下得以做大做强，是一个道理。不能只承认后者而不承认前者。当然有人两者都不承认。自然神学为当时的博物学探究提供了价值关怀，这一点是可以“抽象继承”的。当今科学技术为何令人担忧、为何不值得知识界依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去价值化，智力与价值、伦理脱节。不是去掉了所有价值，科学技术也是价值负载的，这里是专指，指科技失去了终极的价值关怀。一些研究人员，不愿辜负了自己那点可怜的智力（注意不是智慧），给钱就做，争先恐后地与魔鬼打交道。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物学适当强调人在大自然面前谦卑一点，有那么一点宗教情怀，可能不算坏事。敬畏、谦卑、感恩，恰好是当代人缺少的东西。过去的老账不能忘，也要考虑进行“创造性转换”，可否把当年的自然神学改造一下为复兴博物学所用？中国的博物学并不涉及西方的自然神学，但类似的价值观照是有的，比如“天人合一”。这样的价值关怀是超越的，属于信仰层面，不可能在知性的层面严格论证。今日的博物学家，可以是也应当是有信仰的人，不能是给钱就做的人。
第三，达尔文的理论的确属于博物学成果，他和他的爷爷都是优秀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的理论不宜称为“进化论”而宜称为“演化论”。这一理论的确属于博物层面的成果，是博物传统的成果。达尔文时代人们不可能知道演化的具体机制，那时没有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没有基因概念，没有发现遗传密码，不知道碱基对。但达尔文竟然猜出了生命演化的基本图景，这相当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