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理学 精彩片段：
第一章 从《禹贡》到《汉书·地理志》——先秦两汉时期的地理学成就
先秦两汉时期(远古—公元220年)，是我国古代地理学观念由萌芽到初步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传统地理著述体系的逐渐建立时期。
第一节 早期的地理认识
(1)地理知识的萌芽
原始社会，当人们还依靠渔猎、采集为生时，他们就必须对自己生活地区的地理情况有一定了解，必须知道去什么地方渔猎、采集食物，否则就难以生活下去。即使当人们进步到定居农耕时代，也必须了解居住区的地形、水文、气候，以及它们与栽培植物的关系等知识，然后才能确定定居地点与栽培植物的驯化、种植。因此，地理知识的萌芽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的。
根据考古资料，在我国原始社会的初民阶段，从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遗址，到距今约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等众多的人类文化遗存中都可以看出，那时人们对岩石、地形等地理要素的认识已积累了不少知识。如他们制造工具一般都以坚硬的石英岩、燧石为主；居住地的选择，也一般选取近水的天然洞穴(如北京猿人、山顶洞人等)或者河流阶地上(如丁村人等)。距今60万年的北京猿人当时至少已对周围五公里之内的地理环境有所了解。例如，他们使用的石英和水晶等石料就是主要采取于遗址以北两公里以内的花岗岩区，少数石晶则是取于五公里以外的牛口峪，还有许多砾石则采取于遗址附近的河滩。
到了定居农耕的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对周围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地理观念有了显著扩大。首先，在居住地的选择上就表现了强烈的地理意识。从现在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来看，他们一般都选在便于取水、耕作、渔猎、采集，又可防止洪水灾害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临潼姜寨遗址等都是这样。其次，在方位概念、土壤特性的认识上，也表现了明显的地理认识。如在半坡仰韶文化遗存中，房屋大多朝南开门；一些墓葬排成间距大致相同的东西一线。甘肃永靖秦魏家的齐家文化遗址中，有一处墓地为南北六排共100多座墓，死者的头向一律朝西北；而在这一墓地之东20多米的地方，又有东西三排129座墓，死者的头向却一律朝西。很显然，这清楚的表明当时人们已有了地理方位概念。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出现，是当时土壤认识的一大标志。陶器是以高岭土为主要原料烧制的，只能是人们对不同土壤性能有了相当认识的情况下而出现的。此外，从北方文化遗址中耐旱作物(如粟、稷)的出现和南方水稻的出现，也说明当时人们已对不同区域的气候、土壤、水文环境有了较深入的认识，懂得因地制宜栽培适宜作物品种。正如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文“”，就被认为是山、云、气、太阳的组合，反映的是古人对太阳照射、水汽蒸发成云这一过程的正确认识。
到了夏商周时代(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随着文字的出现，已有了较多的当时地理认识记录。如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不少日食、月食等天气现象的记述。据董作宾等先生研究，其中就有从公元前1217年(殷文丁六年)3月20日至29日连续10天的天气记录。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的天气现象有：晴、阴、云、雨、雪、风等，而且还有对风和雨的强度、方向等差异的认识和记录。周代对地理环境很重视，非常注意居住区地理条件的好坏。如周成王准备建都洛邑(今洛阳市)时，就先派召公去洛邑一带踏勘地形，后来又派周公去现场考察，并绘成地形图让周成王审定。保存至今的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也包括了很多地理知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流水地貌、土壤、植被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周代还设有许多与地理相关的专门官职。如“司徒”(金文作司土)就是管理土地、农业生产及相关地图的官职；“司马”是主管军赋及军事地图的官职；“土训”则是以介绍各地情况供君王咨询为主要职责。
总之，从最早的地理知识萌芽到夏商周时代，我国古代人民已对一些区域的地理现象及一些自然地理要素的特征，有了相当认识。
(2)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与《山经》
传说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禹时代，我国各地洪水滔天，到处一片汪洋。这时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带领大家疏导河流、平治水土，他在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使河流归道，天下太平。我国古代著作《尚书》中的一篇《禹贡》，就被认为是记述当时大禹平治水土业绩的古老文献。
其实，《禹贡》是假托大禹之名，写作于春秋战国之际(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一部古老地理作品，它系统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区域地理的认识。
《禹贡》文字精练，叙事概括，全文仅1000多字，记述了全国的山川、物产、田赋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全部内容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以区域对比的方法记述九州的情况。《禹贡》以荆、衡、岱、太华四山，河、济、淮、黑四条河流和海为分界标志，划分全国为九州，即：冀(今山西、河北，辽宁辽河以西)、青(山东东部)、兖〔yan演〕(今山东西部)、徐(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扬(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江西北部)、豫(今河南)、雍(今陕西、甘肃)、荆(今湖南、湖北)、梁(今陕西西南、四川)。分州叙述各州内山川、湖泊、土壤、物产以及田赋等级、贡品名目和水陆运输线，在一些州里还提到少数民族。如所记述的青州，说青州地居海与岱(泰)山之间；其地土壤为白坟(灰壤)、斥(盐渍土)；田地为第三等，赋税为第四等；物产有盐、絺〔chī痴〕等；贡道(交通线)是由汶水到济水入黄河至王都所在的冀州。九州之后，以专题形式记述的是“导山”、“导水”两部分。“导山”是假托大禹治水时的行经路线，所以只记山名，但相关联的山岳便形成四条“山列”的概念。“导水”假托为大禹所治之水，所以从上游开始，依次记述了弱水、黑水、河水(黄河)、江水(长江)、汉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及其重要支流的名称。《禹贡》最后一部分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地理制度，即“五服制”。它以距王都距离的远近进行区划。以500里为别，由王都向外依次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并规定了相应的管理方法及赋役交纳等级。
从《禹贡》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掌握了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岳分布西部集中东部分散两大特征，同时对境内的主要水系也有了深刻了解。其次，对境内自然地理现象的观察也相当准确。如关于东部兖、徐、扬三州自然景观的描述，说兖州“厥草惟繇〔yao窑〕，厥木惟乔”；徐州“草木渐包”；扬州“厥草惟夭，厥木惟乔”☾1☽。正确记述了三地的植物景观特征。再次，反映了当时土壤分类的萌芽和水道系统的观念。因此，《禹贡》是一部包含了我国最古老的有关政治地理(九州制、五服制)、水文地理、山岳地理和经济地理等内容的系统区域地理著作，反映了早期人们的地理认识水平。
《山海经》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非常著名的古老著作，很多人都把它当作记述奇异古怪的神话作品来读。其实这部书中包含了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山经》(又称《五藏山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