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_代序 推进和深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

代序 推进和深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到今年执政60年，这个60年是指掌握全国政权的60年。但其实并不止60年，因为在1949年之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已经在很多地区局部执政了。甚至当年中央苏区建立的政权，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少是名义上的全国性政权，虽然实际上当时不可能真正在全国执政。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是与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联系在一起的。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千辛万苦，这条道路走出来了，并且取得了成就，获得了胜利。这个道路的一个重要构件、元素或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建立局部的红色政权。党不仅需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人民武装，也需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创建根据地的过程就是创建红色政权的过程，也是党开始执政的过程。这样一些局部执政的政权，虽然时间比较短，但积累的经验非常宝贵，为党掌握全国政权之后更好地全面执政打下了重要基础。陕甘边根据地和当时全国其他十多个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一样，都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因此，我们要充分肯定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真总结我们党创建红色政权并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围绕这个主要之点，我想说下面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充分肯定陕甘边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陕甘边根据地与全国其他的根据地比起来，有共性，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同时也有个性，有它的特点，所以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个作用不是仅仅从陕甘边根据地本身就能完全看清楚的，而是要放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当中考察看看它对这样的全局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这样的视角出发，陕甘边根据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加以注意的特点，就是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当年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心北移并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革命的区域性特点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的重心在南方。革命力量、根据地多数集中在南方。当然，北方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之下，也发展了很多力量，逐步建立了一些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就是在北方建立的为数不多的根据地之一。但它的作用又并不仅仅局限在北方，而是在于30年代中期，当党在南方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在我们面临抗日救国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在党和红军队伍实行战略转移的时候，陕甘边根据地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从而使党在客观、主观因素的作用之下，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北方，进入到抗日的最前线，据此谋划和布局了整个新的战略格局。

第二，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落脚点问题。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客观原因是由于犯了“左”倾错误，丢失了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但转移到哪个地方去、具体落脚到什么地方呢？这有一个研究和决策的过程，是随着对战略格局和敌我形势的分析而逐步确定的。总的目标是向北方，便于走到抗日最前线，承担起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也便于保存力量。共产国际当时也希望我们到北方打通国际通道。虽然也曾经考虑过建立川陕根据地，但到北方是一个大方向。具体怎么落脚？走到哪里？这取决于很多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得知了北方的陕甘根据地保存得比较好，基础比较好，所以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样一个落脚点。客观上来说，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等等，在当时来说，确实打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虽然也有曲折，有危险，有不足，但总体上来说，在当时那样的战略形势之下，有这样一块根据地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各路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到达了这里，在这里休养生息、整合力量、编制队伍，为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由于找到了这样一个落脚点，我们的革命力量走出了最低谷。由于反“围剿”的失败，革命从盛转衰；但是有了这个落脚点之后，就进一步开始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由衰向盛的进程。

第三，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八路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为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实施抗日武装的战略展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就是出发点的问题。到达陕北，还不是党和革命队伍的最终目的。到了陕北，到了陕甘宁，我们整合力量，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承担起抗日救国的使命，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根据地。所以，从这样一个落脚点出发，进一步向东、向南，向其他地方实施战略展开。对此，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地。当时的八路军经过整编之后，纷纷开赴抗日前线，创建了更多的新的根据地。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国共合作问题。面对国家危亡的紧迫形势，全体中华儿女都应该团结起来，实行坚决的抗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何实现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或者说任务。而当时国共两方的军队，首先在陕甘边、陕甘宁地区进行了沟通，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所以，在推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方面，陕甘边根据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四，陕甘边根据地作为重要的后方保障基地，为发展边区经济、支援抗日前线、度过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研究历史往往比较侧重于政治斗争的变化、军事斗争的发展，但有时候会忽略经济、忽略后方的建设及其地位与作用。但如果我们全面地认识一个地区一个根据地的作用，就不能不注意到，当时整个陕甘宁地区，包括陕甘边、陕北等地区，为我们的革命和抗日力量提供了强大的后方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支持。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大力发展经济。边区人民用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特别是省出自己的粮食保证军队的供给。当时的陕甘边地区包括庆阳地区虽然也有自己的困难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为整个陕甘宁地区的发展、对我们抗日军队的后勤保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点是需要注意的。

第五，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13年的驻在地，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形成了整个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的驻地是延安，但整个战略依托点是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前后一共坚持了13年。在这13年中，培养干部、组织群众、提高素质、积蓄力量。在这块土地上，总览全国，面向世界，运筹帷幄，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克服困难，由弱转强，最终走向了全面胜利。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延安的作用是历史性的，扩而大之，陕甘宁边区的作用也是历史性的，其中，当然也包括陕甘边地区的作用。

第二层意思，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开展革命斗争和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很丰富，很有特点。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觉得，有这么几条很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坚持从实际出发，采用最适当的斗争形式和战略策略，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我们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特点。陕甘边根据地与南方的一些根据地相比，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说环境条件比较艰苦。当时党的革命重心、战略重心在南方，所以，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派往南方。但是，北方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能够坚强地承担起历史重任，注意从北方地区，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采用最合适的形式开展革命斗争。总的是要学毛泽东，走井冈山道路，但具体又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譬如组织开展了好多次兵变；在根据地的布局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特点；特别是很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南方在这方面还恰恰出了不少问题。陕甘边地区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以在南方遇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有很大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坚持以大局为重，加强团结合作，妥善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乃至分歧。这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当年曾经有一个（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错误也影响到陕甘边根据地，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很自然的，党内就会发生一些矛盾、分歧，“左”倾错误执行者用错误的方式对待这种分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总体上都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特别是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在蒙受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候，革命的意志从来不动摇，而且，能够以大局为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忍辱负重，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坚持革命斗争。对于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上，当然可能有不同意见。因为不是搞本本主义，不是照抄书本，是探索，就会有不同意见、不同理解。但他们都能以大局为重。陕甘边根据地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比较突出的，值得我们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