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3:离别 精彩片段：
第一章 山河崩裂
第一节 国宝争夺战
当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的群贤硕儒们，为连绵内战造成的苦难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旻天而无一丝收效之际，炮火轰鸣、人头乱滚的战场又传出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军战败覆亡的凶讯：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将领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起攻势，史称辽沈战役。此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兵力47万余人，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经此一役，国民党军元气大伤，彻底踏上了衰亡败退之路。
9月16日，中共华东野战军以32万兵力围攻国民党重点守备的战略要地济南城，历时8天，城陷，国民党军10.4万人被歼，最高指挥官王耀武被俘。
11月6日，中共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向集结在这一地区的70万国民党军发起强大攻势，是为淮海战役（南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兵锋所至，所向披靡，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号称一代“文胆”的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首席秘书陈布雷，看到国民党政权日暮途穷，灭亡在即，自己回天乏术，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解党国之危，痛苦悲愤中服巴比妥安眠药自杀，以古老的“尸谏”形式表达了对蒋介石的忠诚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前途的绝望。在置于寓所书桌的遗书中，陈布雷字字血、声声泪地宣泄出久积于内心的苦痛与彻底绝望情形，书曰：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 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敢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 布雷 负罪谨上此前，陈氏曾多次向蒋介石苦谏，谓“罢兵弭战，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答之曰：“目前战局确实不利，但不必悲观；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
面对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摇摇欲堕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困兽犹斗，在决心背水一战的同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张其昀（晓峰）的纵横捭阖之术，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日后退身和反攻大陆的“转丸”之地。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根据蒋介石密令，由中央银行为首，把储备黄金、白银等财宝全部秘密运往台湾。运送渠道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是从上海的“央行”直接运至码头，以海关缉私舰悄悄运送到台湾岛；另一种是其他地区银行的金条、银锭、银元等，以陆路方式分头运送到厦门鼓浪屿，再以军舰从厦门运送至台湾。据国民党当局后来披露，1948年之后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银锭、银元共有3批，其中黄金277。5千万余两，银（锭）元1500万元，另有1530万余美元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政府账号。美国前驻法国及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后来曾在《展望》杂志发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情况时指出：“台湾面积仅约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维持60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官员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蒲立德所言大体不差，这批黄金对稳定台湾民心和国民党军心，以及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蒋经国亦曾对这批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有过如下披露：“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又说：“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
蒋氏回忆的最后一个细节特别令人难忘，在如此艰危的情形中，蒋介石居然连一箱珠宝也记得清楚并挂然于心，可见他对这批立足之本的重视程度，真是考虑得细致入微。除把约10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元连同蒋经国后来披露的当时不为外人所知的珍宝秘密运台外，根据国民政府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履任半年就携眷悄然向当局呈请辞职开溜，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着力经营关乎科学教育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基地。经蒋介石批准，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
1948年11月10日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身份，召集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故宫和中博两院理事在官邸举行谈话会，决定先把当年运往伦敦展览的500箱精品文物运往台湾，同时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机构的主要文物、图书一并运往台湾，并由朱家骅向蒋介石呈报，争取海军派军舰押运。
11月26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常会扩大会上，C.C。派骨干分子陈立夫等人猛烈攻击教育部长朱家骅镇压学潮不力，当场要其下台。朱氏心力交瘁、吐血病倒，但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强力支持下，仍咬牙苦撑，坚不去职。几天后，朱家骅从病床上爬起来，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由总干事萨本栋主持，分别召集在京的七个研究所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会议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做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会议之后，各所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静观待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