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 精彩片段：
第九章 台大文学院的回廊
第4节 “高级英文”课和革命感情
我回到台大另一座安身立命的基石，是自一九七0年到一九八八年担任中文系和历史系研究所共同开设的“高级英文”课程，它是我最稳定、最强大的挑战，也是我最乐意接下的挑战。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文学院研究所的学生都有进修的企图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历史系的外文能力不够深入研究文化，因此阅读的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须加强。一九七0年，我开始教第一班时，为测量他们的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一些有关世界文化的英文单篇文章，给他们读后回答我一些问题。我惊讶地发现，这些研究所一年级的学生，很少读过西方文化观念的作品，更未曾有过与一本本英文原著奋斗的经验。我认为要达到任何语文的深处，必须由完整的书才能看到比较完整的看法，不能只阅读零星的选文，所以我希望上学期至少读两本，下学期读三、四本。当我说出这个计划时，引起一阵轻声的惊呼:“怎么?要读五、六本原文书吗?”但是，我了解，台大研究所学生不会承认什么是“困难”的。
我自幼读书，最爱那些令我反复思索的书。在美国读书或到欧洲访问，关注比较文学的领域，以东方人的心态（mentality）看西方多思辨的文化;再由西方的观点看中国丰美的文学，往返之间，天地极宽，可以与这班学生认真讨论的甚多，很值得我悉心计划。选取内容丰富、文字优美的书，对我不是难题。
我最大的难题却是如何在同时对不同领域的人说话。中文系和历史系是我所尊重的专业领域，他们在校选修的课程不同，未来进修和工作的目的也大不相同，我如何能引起他们共同的兴趣，达到“高级”英文的程度?唯一可行之路，也许是诉诸于共同的文学心灵。
那时是以美苏为主，冷战炽热的世界，台湾在反共抗俄二十年后，禁书名单很长，可以作为教材的英文数据多来自美国，最“前卫”的新书只有极少数在台大附近，如欧亚、双叶等几家书店，照相盗印文化、心理或哲学方面的书，装订非常简陋。幸好可以流通的《时代》杂志，每期有十大最畅销作品的名单，分为小说与非小说两种。照相本常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几家书店买到，据说是有一些越战美国军人需要，所以我经常到中山北路寻书。常去的是敦煌书店，书单出来后就可以买到翻印本，“效率”极高，也是一种盛况。我至今记得自己精神奕奕地提着新出的洋书走在中山北路人行道上，回家连夜读着。我用作教材的书必须言之有物，能引起青年人兴趣，文字优美清晰，政治立场并非那时流行的狂右或狂左派，不能太厚，也不可太薄，也必须是学生买得起的台湾翻版。
虽然我并未按年详记。但即以今日记忆搜集所及，我们用的教材竟也可以某种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间西方文化关怀的变化，它们在台湾被翻印和阅读，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讲授的第一本书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我大多数学生看来，这本必须在数周内读完的原文书大约是他们“苦恼的新世界”。书中科技计划控制人性的世界，如何摧毁自然生存的故事，不免使用一些科技名辞，令人生畏。但是在我详细导读前两章之后，他们就克服了语言的障碍，渐渐进入书中对未来世界的种种假设与怀疑。作者的祖父老赫胥黎是科学家，为捍卫达尔文进化论在十九世纪与伟伯福斯主教和诗人阿诺德等人，对宗教与科学教育有长期激烈的笔战，百年后读来，他们攸关生命起源和发展的辩论仍令人兴奋!而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会在结束时，提到老赫胥黎的两个孙子:一个是生物学家裘连·赫胥黎，一个就是兼具评论家、剧作家的此书作者阿尔多士·赫胥黎。他们虽然经由两种途径继续老赫胥黎的辩论：但著作中都承续老赫胥黎在争论中坚持的信念，就是：人虽是动物，却生而具有道德意识和自由意志。
《美丽新世界》成书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尚未肆虐，作者可以相当从容地从文化大冲突宏观布局，引经据典，有时甚至优雅地铺陈一个科技控制的乌托邦，以一个女子琳达（Linda）和她的儿子约翰为中心，写人性的挣扎和失败。约翰是个生长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称为野蛮人，但是他随日月星辰，四季运转所见的世界却是全书最美的篇章。
阅读《美丽新世界》时，必须同时读奥韦尔的《一九八四》。这两本小说都只有两百页左右，无论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风格都大大不同，但却同被认为是反极权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一起阅读一起讨论。写《一九八四》的奥韦尔，曾在缅甸的英国殖民地作过警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集体出卖，回到英国当记者，以社会主义的同情观察低层社会的思想和疾苦。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之后书写《我为何写作）说:“我讨论严肃问题的作品，无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间接反抗极权主义，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一九八四》预言老大哥政府（Big BrOther，一般认为是直指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是运用惩罚，和对惩罚的恐惧。
而一九五九年赫胥黎又出版《重访美丽新世界》 。检视二十七年间世界的变化和隐忧，指出在他的新世界里，政府并非暴力的控制，而是运用科学与技术，有系统地达成宰制全民的极权。
殷海光的评论文章《一九八四年）（《殷海光全集》页二三｜一二一，台北桂冠出版社），说到那个极权政府的三句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其中“愚昧即力量”之说，真可算惊天动地的伟大发现，引起知识分子高度的关注。在一九七0年的台湾，我把这二十多位青年带到这个辩论的海边，把他们用英文推进注满高级思潮的海洋中，任他们渐渐发现海洋的深度。文学不同的风格，如同泳渡的方式一样，也是千变万化，值得研究思考的。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直在我的教材书单上，有时是让学生自行阅读。但一九八三年起，我又在课堂上讲解这两本书，因为真正的一九八四年来到了。
那真是件奇妙的事，这本着名的政治预言于一九四八年写成后，作者即逝世。他以为把那可怕的世界预设在三十多年后，已够遥远，但岁月转瞬即过，在一九八四年前后两年的时间，全世界都在热烈地比校、评量、检讨这个预言和实际的世界的情况，议论文章如潮水涌现，真是文化史上盛事。我得以多年追踪详情，有许多可以讲的事，真有躬逢其盛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