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人的痛苦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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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八年六月，弗吉尼亚·伍尔夫☾1☽出版了《三几尼》,对战争的根源做了勇敢的、不受欢迎的反思。这本书写于出版前那两年间，当时她与大多数好友和作家都对西班牙日益嚣张的法西斯主义气焰感到忧心忡忡，而这本书实际上是对伦敦一位著名律师一封信的迟到的答复。那位律师问道：“你对我们如何防止战争有什么看法？”伍尔夫在开头即辛辣地指出，他们之间也许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因为，尽管他们属于同一阶级，也即“有教养的阶级”，但是有一条鸿沟隔开了他们：那律师是男人，而她是女人。男人制造战争。男人（大多数男人）喜欢战争，因为对男人来说“战争中有某种光荣、某种必要、某种满足”，而女人（大多数女人）并不如此感觉或享受。像她这样一位有教养的——意思是享有特权的、生活富足的——女人是怎么理解战争的呢？她对战争诱惑的忌惮有可能跟他一样吗？
伍尔夫提议说，让我们来测试这一“沟通困难”，办法是一起来细看战争的影像。这些影像是被围困的西班牙政府每周两次发出的照片；她注明写作日期是“一九三六至三七年”。伍尔夫说，让我们比较一下“当我们细看同样的照片时，我们的感觉是否一样”。她继续说：
今天早上这一辑，包括可称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尸体的照片；另一方面，由于肢体如此严重损毁，它也有可能是一只猪的尸体。但那几具显然是儿童的尸体，而那无疑是一座房子的残存部分。炸弹把房子一边炸开一个缺口；那应该是客厅，还挂着一个鸟笼。
要传达这些照片造成的内心骚动，最快捷、最干脆的办法，是指出我们难以完全看清对象，因为照片呈示的东西已血肉模糊。伍尔夫由此快速地奔向她的结论。我们的确有些相同的反应，“不管我们背后的教育和传统如何迥异，”她对那位律师说。她的证据我们”——这里的“我们”是女人们——极有可能用和你相同的话做出反应。
先生，你称它们是“恐怖和恶心我们也称它们是恐怖和恶心……你说，战争讨人厌、野蛮，战争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我们附和你的话。战争讨人厌、野蛮，战争必须制止。
今天谁会相信战争可以废止？谁也不相信，哪怕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只希望（迄今都是徒然）停止种族灭绝，依法惩处那些严重违反战争法的人（因为战争是有法可依的，作战者必须遵守），以及通过谈判达成其他办法来替代武装冲突，从而制止某些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终于明白欧洲给本身带来的毁灭，但要让人相信这次大战的余震所催生的和平决心是多么强烈，可能并不容易。在一九二八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2☽这一纸上狂想刚签署之际，谴责这样的战争似乎并非完全无益或无意义。在公约中，十五个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庄严地放弃战争作为国策手段，就连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也卷入这场辩论，一九三二年以公开信交流意见，题目叫做“为什么打仗？”。伍尔夫的《三几尼》是在轰轰烈烈地对战争进行了近二十年谴责的尾声时出版的，它以其独创性（这使它成为她所有著作中最不受好评的），把焦点集中于被认为是太明显或不适合提及、更不要说深思的事情：战争是男人的游戏——这部杀人机器是有性别的，这性别就是男性。然而，伍尔夫版本的“为什么打仗？”尽管够大胆，但她在表达对战争的反感时，其辞令、其总结却未能摆脱陈词滥调充满重复的语句。战争受害者的照片本身，就是一种辞令。它们反复强调。它们简化。它们煽动。它们制造共识的幻觉。
伍尔夫提出这种假设的共享经验（“我们与你看到同一些尸体，同一些被毁坏的房子”），表明她相信这类照片带来的震撼不能不使有良好愿望的人团结起来。果真如此吗？毫无疑问，伍尔夫和这封长信的匿名收信者，并非两种人。尽管他们被各自性别的情感和行为造成的由来已久的取向所阻隔，但是就像伍尔夫提醒那位律师的，他绝非那种标准的好斗男性。他的反战意见与她一样，是无可罝疑的。毕竟，他的问题不是你对防止战争有什么想法，而是你对我们如何防止战争有什么看法。
伍尔夫在这本书开头所要挑战的，正是这个“我们”：她拒绝让她的对话者把“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花了几页篇幅从女性主义观点谈论之后，她便放下了“我们”。
当问题涉及到观看他人的痛苦时，任何“我们”也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谁是此类震撼性的照片所对准的“我们”呢？这“我们”显然不仅包括一个为其生存而战的小国或一个亡国的民族的同情者，而且范围应广得多，包括那些只是名义上对某场正在另一个国家发生的肮脏战争表示关注的人士。照片是一种手段，它们把那些也许会被享有特权者或仅仅是安枕无忧者宁愿忽视的事情，变得“真实”（或“更真实”）。
“接着是摆在我们面前这张桌上的照片，”伍尔夫在谈到她向读者和那位幽灵似的律师提出的思想实验时说。一如她指明的，那位律师是够资深的，其姓名后有“皇家律师顾问”头衔——当然，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真实人物。接着，想象从一封在上午送信时间抵达的信封里抽出一叠松散的照片。它们展示残缺不全的成人和儿童的尸体。它们展示战争如何造成疏散、毁坏、分离，如何夷平已建立的世界。“炸弹把一边炸开一个缺口，”伍尔夫在谈到其中一幅照片里的房子时说。城市景色当然不是肉做的。不过，被铲平的建筑物几乎像大街上的尸体一样有说服力。（喀布尔、萨拉热窝、东莫斯塔尔、格罗兹尼、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后下曼哈顿的十六英亩土地、杰宁的难民营……）瞧，这些照片说，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战争千的。还有那，那也是战争干的。战争撕裂、撕烂。战争撕开、掏出内脏。战争烧焦。战争使入身首异处。战争带来毁灭。
不因这些照片而痛苦，不被它们吓坏，不努力去消除造成这大灾难、大屠杀的原因——这些反应，在伍尔夫看来，是道德怪物的反应。而她说，我们，这些有教养阶级的成员，并非怪物。我们的失败是想象力的失败，同情心的失败：我们未能把这一现实牢记心中。
但是，这些记录非作战人员被杀而不是军队冲突的照片，真的能够激起人们对战争的谴责吗？不用说，它们还可以促进共和派更大的战斗性。难道这不就是它们的用意吗？伍尔夫与那位律师之间的一致性，似乎完全是预设的，这些可怖的照片无非是在证实一种已获大家认同的意见。如果那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抗击穷兵黩武及服膺教权势力的法西斯主义，为捍卫西班牙共和国做出最大贡献？”，则这些照片可能会加强他们相信那场斗争的正当性。
伍尔夫援引的这些照片，实际上并没有展示战争——这样一场战争——干下的事情。它们展示的是发动一场战争的特殊方式，这种把平民当成目标的方式在当时通常被称为“野蛮”。佛朗哥将军所运用的策略，即轰炸、大屠杀、酷刑和杀害及摧残囚犯，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作为指挥官在摩洛哥运用的策略如出一辙。那时，对统治势力来说更可接受的是，他的受害者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臣民，肤色更黑，还是异教徒；现在，他的受害者是同胞。像伍尔夫那样只在照片中阅读一般厌战观点所证实的事情，等于是回避与西班牙这样一个有历史的国家的接触。这等于摒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