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传 精彩片段：
引言
看不见的手
很少有局外人知晓毛泽东和那个专干卑鄙勾当的邪恶人物之间的关系。对局外人来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或许是一位农民气味的“好警察”，但是毛用来统治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却受到诡计多端的“坏警察”、东方的马基维利（Machiavelli）、在西方鲜为人知的康生同志的深刻影响。
康生是谁？一个模糊又不可思议的人民委员，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他是毛泽东的媒人、国际关系专家，还是一位老资格的审美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顾问。然而最主要的，康生那令人生畏的显赫，源自他多年来一直担任秘密警察首脑。他建立了一套体系，用来消灭成千上万中国同胞，奴役且折磨数量更为广大的民众。
康生微妙的政治艺术、优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制能力，甚至令毛泽东着迷，使他成为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势力之一。确实，在康生旁边，毛泽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似乎逊色不少。毛泽东尽管具有魅力，但相较而言仅仅显露出平面的东西；康生则是个冷酷而有自制力的操纵者，借由使人遭受极度痛苦和毁灭的艺术手腕，他把鉴赏能力和情报工作的敏感度融入一种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犯罪的欢愉中。康生的恶毒最终为他赢得了一个恰当的神话头衔，要是有人胆敢当他的面叫他“阎罗王”，也许会让他觉得高兴和有趣。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国共产党最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去世，那是在他试图向体制中注入一种自由精神而被剥夺了权力的两年之后。一九七八年在一次谴责康生的秘密演说中，胡耀邦曾把康生比作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i）☾1☽，比作步捷尔任斯基后尘的冷酷凶手拉甫连蒂·贝利亚（Lavrenti Beria）。这种评价是大多数明达的中国人的共识。
康生本人乐于与捷尔任斯基作比较，甚至接受这个比较，但是更贴切的类比人物是贝利亚。康生一生大多数岁月都担任秘密的警察首脑，这支秘密警察力量在它存在的头十年里为红色中国的巩固出了大力，尽管这未必全部归功于康生（此时他多患病修养）。事实上，他卷入安全工作的时间足足有贝利亚三倍长。尽管种种传奇色彩围绕着他，贝利亚主持苏联秘密警察工作仅有九年时间。他们同是制造恐怖的官僚，但是康生和贝利亚的共同之处远不止这些。贝利亚曾是外省的行政官员，工业界的头目，以反常的性趣味而声名狼藉，他是斯大林的很少几个亲密朋友之一。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和贝利亚会用格鲁吉亚语恐吓别人，这是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懂的语言。像贝利亚一样，康生也扮演其他许多角色。
尽管康生最后一个进入主席的核心圈，他却是毛泽东最依赖的人。毛泽东的其他亲密战友都是二○年代或三○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他们大多数人在三○年代中期史诗般的长征期间同毛泽东结下了牢固的关系，而那时康生正逗留在莫斯科。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回国之前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他很快就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使自己成为毛性情相投的知识分子朋友。康生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比较有教养的，但他的富贵血统并不妨碍他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交往。相反，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不满来反对那些自以为比主席优越的知识分子。康生和毛泽东在一起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最初在延安，以后在北京，而后在晚年巡视国家的途中，一起讨论政治、中国历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帮助润色毛泽东的诗词和推敲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文。
毛泽东则赋予康生巨大的权力来回护他。尽管康生干了许多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行，他仍被安排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并受到保护免擅批评。一九四七年，在山西省林县主管土地改革时，康生施行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共产党干部对他产生憎恶；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义愤填膺，但毛泽东认为应把康生的工作方法挑选出来，做为反“右倾”的一次胜利而广为赞扬。身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集会上的代表，康生在适当的时候会随意歪曲会议记录，挑选他认为主席想听的东西汇报，并给自己带来荣誉。其他出席那些会议的中国领导人都不敢对康生的说法提出质疑，而毛泽东相信，如果从康生那儿听到什么事情，那就是真的。
根据可靠的证据，康生还是江青的密友和暇相识，这位漂亮妖娆的女演员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康生和江青在一九二四年山东省诸城那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城镇相遇，那时康生二十六岁，江青十四岁，他很可能是她众多少年玩伴中的一个。十三年以后，当江青在延安共产党总部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时，康生热切地帮助她去追求他的保护人。毛泽东的其他同事怀疑江青是国民党间谍，但是康生为她担保，使毛泽东可以同她结婚，这赢得了他们夫妇终生的感激。
康生是个意识形态的倡导者，他把斯大林主义镇压和控制理论引进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莫斯科的四年里，作为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康生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后，他把对秘密警察工作的透彻理解带回中国：怎样在审讯中逼供取伪证，以此达到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康生把这些才能供毛泽东支配，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中，他们的配合默契十足。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左倾”主义控制建立了一种典范，直到八○年代中期。
康生运用斯大林的方法来消灭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他偶尔也抓到真正的国民党特务。但是，他的受害者通常都是他个人的敌人和其他人，他们被迫作出的供词都是为他自己肮脏的意图服务。像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处于高位时一样，康生在他拥有权力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备有一张假想的叛徒名单，比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2☽。然而，与麦卡锡不同的是，他不受法律制度的限制约束，法律制度除了合情合理的怀疑之外还需要指控罪行的证明。而康生从不必担心政治上有用的迫害会被单纯的事实其相所推翻。
康生是中国劳改营的创建者。他建立和主持的这个系统在上海、莫斯科、延安和北京运作达半个世纪，说不清有中国人在其中被囚禁、拷打和处死。康生拥有一支“声名狼藉的审讯官”队伍，并被委与全权采用各种拷打和盘问的方法。在康生手下做了若干年审讯者和拷打者之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苦难就变得无动于衷。他们发明的众多方法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它拖着那个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他被拖死；强迫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它是古代中国的水折磨法的改良；用一板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
当康生对他的施虐狂队伍的努力不满意的时候，他会亲自介入，监督拷打并帮助发明使不幸者饱受痛苦和信口开河的新方法。他曾威胁要把毒蛇扔进囚犯的牢房来加快获取“供词”。当需要恐怖的戏剧性表演时，他会极其高兴地拴住囚犯们的鼻子，像牵着牛一样领他们穿街过巷。
康生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那苏联问题专家的声誉使他能够在五○年代末和六○年代初利用中国同莫斯科的冲突来扩大他个人的影响。康生煽动毛泽东对苏联政权的猜忌和怀疑，虚伪地将贬低主席的评论归咎于苏联领导人，狡猾地设法使他的保护人与莫斯科全面决裂。结果，世界力量的均衡发生了变化，苏联发现自己同时对抗西方和中国。即使当两大社会主义强权之间的斗争因变动的世界秩序而有所缓和，康生的影响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