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精彩片段：
第一部分 需要安放的人心
论中国特色之“存在主义”
当年，批判“存在主义”哲学曾被列为学界重点任务。
我本不清楚什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糊里糊涂地表态，殊违己愿，故那时还真的读了几本关于“存在主义”的书，基本上算是比较明白了。
严格地说，存在主义根本构不成是一种思想上的学派，也难以归于任何一种主义。它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哲学，只不过是一种近乎哲学的思想现象的共同标签。并且，当时的所谓“存在主义者”大部分很讨厌被别人贴上这一标签，而且互相颇为反感，抛弃标签唯恐不及时。
在每一份“存在主义者”的名单上，几乎都少不了雅斯培、兹德格尔、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莫尔克和尼采们。
他们绝非自行联合的“同志”，而是研究所谓“存在主义”思想现象的学者，大学教授们的一厢情愿的归纳。
按美国研究“存在主义”的著名学者W.考夫曼看来，“这些人物所共有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
“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又是一种怎样的“个人主义”呢？
与自私自利肯定是不同的。
那是一种“拒绝归属于思想上任何一个派系，否认任何信仰团体（特别是各种体系）的充足性，将一概传统哲学视为表面的、经院的和远离生活的东西而对之显然不满——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核心”。
“充足性”三字，可理解为“全面性”——否认任何信仰的“充足性”，即否认任何信仰的全面性——在所谓“存在主义者”们那里，主要是针对宗教信仰而言的。
考夫曼同时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某一部分人都有的感受”。
那是一种信仰危机的或强烈或隐微的感受。而用文字描写呈现此种感受，作家们远比哲学家们内行，于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因其小说《地下室手记》和《变形记》在以上方面的出色特征，也被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签，但他们本人实际上对于所谓“存在主义”的哲学概念毫无兴趣。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写《地下室手记》时，“存在主义”这一概念还没被提出呢。他被归于“存在主义者”多少是一个意外——哲学动物偶尔将目光瞥向文学动物，发现《地下室手记》中的“我”太有信仰危机了，于是说：“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者’”——结果不但“我”成了典型的“存在主义者”，“我”的创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强行收编了。
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其后尤涅斯库的《犀牛》，都是表现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人之异化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