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雄 精彩片段：
莱蒙托夫：个性化的生活和创作
刘文飞
一、“太阳”与“月亮”
1837年1月，普希金在决斗中负伤后死去，当时的舆论称：“俄国诗歌的太阳陨落了。”就在这时，又一位伟大的诗人出现了，他被人们视为普希金的继承者，这人便是米哈伊尔·莱蒙托夫。
普希金是在皇村学校的一次语文课考试中以《皇村的回忆》一诗一举成名的；和普希金一样，莱蒙托夫也是以一首诗作《诗人之死》而“突然”赢得诗名的。莱蒙托夫的这首《诗人之死》，正是为了哀悼普希金，为了揭露迫害诗人的幕后主谋而写的。——一位大诗人的死，造就了另一位大诗人的“生”，这构成了俄国文学史上奇异的一幕。
莱蒙托夫与普希金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了：他们都出身贵族家庭，都生在莫斯科，都很早就开始写诗，都受到过西欧文化的熏陶，都既是大诗人又是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都对俄罗斯的乡村和自然怀有深深的眷恋，都对专制制度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甚至同样曾被流放到高加索，最后又都同样死在决斗中。关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关系，也一直是俄国文学界的一个话题，许多批评家都将他们做过比较。也许是因为共性显而易见，批评家们才更留心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区别。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莱蒙托夫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整个俄罗斯诗歌在他们之间摆动着，在静观和行动这两个极之间摆动着……在普希金笔下，生活渴望成为诗，行动渴望变为静观；在莱蒙托夫笔下，诗渴望成为生活，静观渴望变为行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指出：“普希金甚至在谈自己的时候也像在谈别人，莱蒙托夫即使是在谈别人时也让人觉得他正力求从无边的远方将思绪返归自身，在心灵深处关心的是他自己，是在诉诸自己。”别林斯基认为莱蒙托夫的天才“可与普希金并驾齐驱，或许比他更胜一筹”，杜勃罗留波夫将他们的特色分别概括为“普希金的美和莱蒙托夫的力量”。☾1☽在这些评论和概括之后，另一位俄国诗人的话就显得很独特了：曼德里施塔姆在他的自传《时代的喧嚣》中写道，他家的书柜中同时摆放着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书籍，可他“从未感觉到他（指莱蒙托夫——引者）是普希金的兄弟或亲戚”☾2☽。我们未必能完全接受曼德里施塔姆的意见，但他的“感觉”却会启发我们去考虑莱蒙托夫之所以为莱蒙托夫的理由。
人们常说，像普希金这样的诗歌天才，一个民族两百年才能出现一个，可莱蒙托夫却在普希金之后立即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又一个诗歌天才。反过来看，莱蒙托夫的“出现”，较之于普希金就要困难得多了。在普希金夺目光辉的映照下，多少有天赋的诗人显得黯然失色，只好抱怨自己生不逢时。其实，在普希金在世时，莱蒙托夫早已开始了认真的诗歌创作，其创作历史已长达十年；到普希金逝世时，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近卫骑兵士官学校就读的大学生莱蒙托夫，已陆续写下了几百首抒情诗，占其抒情诗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就包括《帆》等名作。然而，他还是默默无闻。普希金为当时文学界的诗友写了大量的献诗，却没有一首是写给莱蒙托夫的。但是，普希金死后，在普希金的近朋们大都保持着沉默的时候，无名的莱蒙托夫却大胆地喊出了许多人心底的话，公开点明杀害普希金的刽子手就是沙皇及其制度。《诗人之死》不是莱蒙托夫的第一首好诗，甚至也不能算作他最好的一首抒情诗，但它却宣告了一位新的民族诗人的诞生。天赋和机遇，良心和勇气，共同造就了又一位俄国大诗人。
我们也许可以说，普希金的死在客观上为莱蒙托夫的崭露头角提供了契机；我们也许还可以说，这实际上是同一个天才被分割成了两个段落，两位大诗人是互为补充的。但是，尽管这样，骠骑兵军官莱蒙托夫之所以成了诗人和作家莱蒙托夫，起关键作用的仍是莱蒙托夫自己惊人的天赋和独特的个性。
普希金的创作生涯持续得并不长，只有二十余年；可莱蒙托夫呢，他在《诗人之死》之后只写作了短短四年！而这又是在军务、流放、行军、战斗和囚禁等之中度过的四年！可就在这四年之间，莱蒙托夫最终写出了《童僧》《恶魔》等多部长诗，出版了一部抒情诗集，写作了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完成了一个文学大师的历史使命。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如此丰硕的成果，向人们显示出了莱蒙托夫超人的天赋。此外，莱蒙托夫还是一位艺术上的多面手，他不仅擅长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精通英、法、德、拉丁文，还是一位杰出的画家。笔者数年前在莫斯科曾观看过一个莱蒙托夫画展，三个展室中的油画、素描、速写等，都系莱蒙托夫亲手所作，那些一个半世纪前的高加索风情画，至今仍焕发着丝毫不亚于其“东方抒情诗”的光彩。
单就天赋而言，莱蒙托夫是与普希金不相上下的，而就创作上的刻苦程度来说，莱蒙托夫似乎超过了普希金，只不过，普希金要更为生逢其时一些。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普希金的任何贬低。普希金之伟大，在于他为俄国的民族语言和文学奠定了基础，在于他体现了那一时代的民族精神；而莱蒙托夫的出众，则主要在于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充分地体现了自己的个性，并发现了诸多崭新的艺术个性的体现方式。
意识到了这些，我们才能更多地理解莱蒙托夫，更深地认识他的创作及其价值。莱蒙托夫不是仅仅靠反射太阳的光而闪烁的月亮，他是和普希金一样的另一颗俄国文学的恒星，或者说，他们两人分别是同一颗星球的两个面。
二、“童僧”与“恶魔”
《童僧》与《恶魔》，是莱蒙托夫最著名的两部长诗，分别发表于1839年和1841年。在十九世纪的俄国诗人中，莱蒙托夫是一位写作长诗较多的诗人，在总共十余年的创作历史中，他先后写下了近三十部长诗，它们构成了莱蒙托夫诗歌创作和整个创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童僧》写一个被俄国将军俘虏的高加索山民的孩子，被关押在修道院中；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故乡的怀念，使他勇敢地做出了逃走的选择。虽然他的逃跑最终失败了，但是，在濒死的时候，面对前来规劝的修士，他“强打起最后一点精神”，“欠身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自己的出逃、在途中与故乡自然的亲近、对美丽姑娘的爱情、与野兽和恶劣环境的搏斗，等等。《恶魔》则利用一个宗教形象，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叛逆精神的人物。这便是恶魔的自白：“我是个眼露绝望的人；/我是个谁也不会爱的人；/我是条挞罚众生的皮鞭，/我是认识和自由国之王，/上天的仇敌，自然的灾祸……”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个性，他憎恶天庭，向往自由，却又与环境格格不入，不知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自称没有爱，却真诚地爱上了少女塔玛拉，可他的毒吻却夺走了爱人的生命。
《童僧》通篇主要是第一人称的独白，《恶魔》则是充满戏剧性的对白，但两者都具有明显的自白色彩，都像莱蒙托夫的大多数作品那样，具有某种“自传性”，是某种意义上的“诗歌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