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河的女儿 精彩片段：
与文字为伴
希拉·雷迪
身为印度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的孙子，又做过人类学教授的普拉勃德·库玛尔发现，他家新来的女仆常常一个人沉思，所以他开出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医治良方：让她讲个故事。她一声不响地干活儿，擦洗地面，清洗碗碟，烧饭拖地，干完就静静地去给孩子弄吃的。
不过，这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对讲故事并不完全陌生。小时候，贝碧·哈尔德曾经躺在堂姐身边，就像舍赫拉查德王后一样，接连几个晚上讲述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而她也不乏自己的故事可讲。比如说，母亲在她四岁时离家出走，塞给她一枚十派沙硬币，每次手里摸索着硬币，她满脑子想的都是突然消失的母亲和弟弟的故事，或者是他们一家人在克什米尔的生活—她父亲在那里当过几年兵。即使读历史课本，也会让她不由自主想起母亲的样子—母亲背上绑着一个小孩走了，永远从他们生活里消失了，就像章西女王一样。
但是普拉勃德交给她的本子和笔让她有种莫名的恐惧。跟无数的原始人类一样，对贝碧·哈尔德来说，故事应该是临睡前随意讲述的东西，就像寓言一样，讲述狡诈或者单纯的动物、国王和王后的故事，远离世俗人心，远离生活里的千头万绪，然而有极大的净化心灵的作用。但是她雇主的建议很不寻常，他说的是：“写下你自己的生活。”写她自己的生活！
她活得茫然懵懂，生活里充斥着暴力和虐待，晦暗无光，只是不时鼓起勇气绝望挣扎。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好讲的？她跟着退役做司机的父亲走过很多地方，从克什米尔来到穆希达巴德，又到达加坡。先成了个没娘的孩子，不得不忍受暴力成性的父亲和继母，然后又嫁给一个大她十四岁的冷漠残忍的丈夫。直到有一天，她不堪忍受，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了去德里的火车。在德里，她跟全国成千上万逃离贫穷和酗酒的丈夫的女人遭遇一样：做报酬少得可怜的女佣，有时候跟孩子在将近零度的冬夜流落街头。
但是贝碧习惯了服从，做起了雇主分派给她的任务：每天艰难地写上几页，好像是她一天繁忙工作中的另一件琐事。说起来真是令人汗颜，她已经有二十年没在习字本上写过字，连字怎么拼都忘了。更糟糕的是，连她的孩子也纳闷妈妈为什么要往习字本上写东西，他们反而不用。但是，结果证明普拉勃德的确独具慧眼。文字的魔力开始起作用了。
普拉勃德生来就与文字打交道，靠文字为生，以文字为乐，所以他懂得文字的价值。实际上，他发现贝碧打扫书上的灰尘时动作特别慢，就立刻提出让她使用他的图书室。她犹豫不决地从书架上拿走的第一本书，是塔斯利玛·娜斯琳的《我的孟加拉少女时代》。再也没有一本书比这本更适合初学了，贝碧就好像在读自己的生活。作者在书里表达了一个生在贫穷社会的女性的愤怒和屈辱。这些压抑已久的情感迫使贝碧登上了通向未知的人生终点的火车，而现在似乎具有了新的意义。
干完一天的活儿，等孩子睡下，贝碧不停地读。其他如阿夏普娜·黛维、马哈思维塔·德维、布达戴布·古哈的小说也很快成了她阅读的对象。这些书足以刺激贝碧从迟钝和麻木中苏醒过来，但单单是阅读还不能刺激她开始写作。如果普拉勃德这位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涉足写作的作家，以及他的两个好朋友阿施沃克·塞卡萨莉亚和拉米什·葛斯沃米没有鼓励她、督促她，贝碧可能永远都认识不到自己的写作天分。
《恒河的女儿》（英文译本为《不寻常的一生》）是一册薄薄的小书，从贝碧的童年讲到她在十二岁零十一个月时结婚，猝不及防地步入成人的生活，徒劳地挣扎着，与大字不识、性情冷淡的丈夫勉强维持生活，独自一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直到最终踏上火车，来到了德里附近的法里达巴德。故事最后讲述了她寻找生计的艰辛和意外发现自己写作天分的过程。
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主要采用了第一人称，但是每到心酸痛楚之时就转为第三人称叙述。贝碧似乎本能地知道，传达这些激烈情感的唯一手段，就是与自己的叙述拉开距离。值得称赞的是，普拉勃德将孟加拉语手稿翻译成印地语时，选择了最少限度的干预，只是理顺了叙述过程中混乱的时间，保留了贝碧最原始的叙述声音。贝碧这本不一般的个人备忘录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她对自己的刻画：在短短几页里，贝碧从一个麻木被动、逆来顺受的女人蜕变成了作家，能够借助语言文字再现她生活中那些压抑而灼痛的往事。
这本备忘录巧妙地利用习字簿的记录形式入手，记叙了一家人在查谟、克什米尔和达尔豪西这些她父亲当兵的地方的生活。她有意无意地描写了雪花、山上的鲜花乃至彩虹。但是从一开始，显然就不是传统的小姑娘讲美丽的鲜花和彩虹的故事，而是一个成年人对残酷现实的反思。
贝碧一家人被父亲带到穆希达巴德，然后父亲就离开了，置他们于不顾。贝碧用受过虐待的人特有的一种不夹杂任何感情的平淡语调，描述了一家人当时面临的窘境。四岁的贝碧事无巨细，毫无遗漏，而长大的贝碧则用儿童特有的直白记录了他们凄惨的生活：她母亲如何拼命维持家里的开销，放不下骄傲和自尊，不肯走出家门工作或者依靠亲戚施舍度日，如何把无奈和挫折发泄到孩子身上；记叙了父亲如何偶尔出现，许下诺言又转身离去，直到最后因为家中长辈的压力辞掉工作回家来。可是回到家的这个丈夫和父亲愁眉不展，郁郁寡欢，让孩子们避之唯恐不及。
接下去几页的故事，就和这些年来贝碧记忆中的一样，未加斧凿，一派自然。贝碧随意而平淡的叙述清楚地表明，她并没有打算去理解她懵懂的童年，她花了半辈子努力想忘掉这一切。她冷静记录的事情因为其随意性，反而显得更可怕。母亲带着最小的孩子离开，一句话也没说就抛下他们不管了。大姐仓促地嫁了人。父亲因为贝碧老老实实承认家里没吃的而将她一顿毒打。她还记得学校里玩过的游戏，记得大哥离家出走，记得继母的虐待，记得父亲去丹巴德找新工作。然后，我们看到她根本就是个没有分辨力的孩子，因为过湿婆神祭拜日没有新衣服而哭泣。似乎贝碧因为拿到了纸和笔，听从写下她的生活的吩咐，便开始带着外科医生的精确和职业性的冷静，迫不及待地抽丝剥茧，再现了她童年的苦恼和创伤。
但是，随着叙述的进行，贝碧的风格发生明显的转变。我们看到她开始对事件进行描写，而不是一笔轻轻带过：好像她不曾向任何人倾吐过这些痛苦的往事，甚至连她自己也没有细想过，而现在只需要她自己的文字就能疗好她的伤，往事从此便不会再困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