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故事_总序 新活力：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

总序 新活力：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

施战军

千人一面的文学时代早就成了历史，文坛的表情总是千姿百态的，“千变万化”才是它的常态。作为最活跃的文学生力军，青年小说家们更需要不断突破定型的拘囿，并随着不断的写作锤炼，变“小技”为“大气”，由“雕虫”而“雕龙”。名噪一时的“新生代”蝉蜕为今日的“新活力”，就是青年写作不断自觉调整并有效超越的结果。

告别与展开

九十年代“新生代”异军突起，如今回头翻检，它最大的贡献是把“日常生活”的艺术观念与“身体修辞”融为一体，消解既往的英雄戏剧化的理想型写作，把感同身受的世俗体验推向前台。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精神性的凌空高蹈，到“新生代”笔底已是身体性的贴地逡巡。作家的角色也相应地从代言者或“大写的人”的制造者，彻底转换为“人民”的一员或者“个人”遭遇的记述者。叙述的真切性——而不是故事或者精神的感染性——成为衡量新小说的重要尺度，于是对“新生代”的道德指控便随之而来。你想想，一个高大的英雄挺身而出，指出我们生活的重大矛盾之所在，带领我们向前奔驰，这样的作品，时代和家长都寄予厚望；而“新生代”辜负的恰恰是对这种美好的神话和童话的向往，让一个个面色与心地不甚清洁的男女闲逛街头，或大大咧咧声色犬马，或神情虚弱自我封闭，怎能不让“良知”持有者嗤之以鼻。到了一九九八年，朱文、韩东等发起的“断裂问卷”的出现，标志着他们与传统也可以叫做正统的文坛的对峙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成为日后经常被人们提起的“断裂事件”。“新生代”由此也产生了明显的分化，甚至可以说，“新生代”这一名称迅速缩略，为“断裂事件”的几位核心作家所专署。

“新生代”经典作品：韩东的《交叉跑动》、《障碍》，朱文的《弟弟的演奏》、《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李冯的《一周半》、《十六世纪的卖油郎》、《孔子》，吴晨骏的《梦境》，张生的《结局或开始》，海力洪的《药片的精神》等。

就像当年告别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写作一样，告别“新生代”势在必行。新生代已经整体上“中年”化了，故事类型化之后，相应的品类规则相对僵化，语风大同小异，叙述上顺滑严密，没有什么明显纰漏，只是活力和冲劲不见了踪影。昔日那个善于捣乱的“新生代”形象，用重复性的动作腻歪着读者，那个正逢“边缘化”的时代而降生的闯将，已经退到了俗化漩涡的中心地带，活力已经消散，毫无创新意义的可以复制的“新生代”标准像，已经败坏了读者的视觉，在不求表达精神话语的探索中，也渐渐丧失了格调。“新生代”因为不痛不痒、世故圆通，已经在文学前沿消失。

也许是“断裂”事件用力过猛了，此后我们再没有听到发自青年写作群落的更为尖锐的声音。让作品默默地说话，总是比宣言、表演或者运动来得厚道扎实。一九九八年之后，诸多非榜样性的“新生代”作家已经走出“新生代”写作的套式，展示了新的可能性。即便初试身手的新秀们，也没有完全遵循现有的“新生代”格套，而是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前沿探索热情。如果我们再用“新生代”来框定他们则是不负责任愚不可及的削足适履之举。从目前的情况看，从大范围的“新生代”发展派生出来的青年作家，都在自觉地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现实参与功能。即便是隐喻性的写作，我们也能读出更大含量的内容，过去那种狭窄的个人抚慰式的写作正在为更宽广的生命思虑所刷新，他们表达着各自独到的体验、发现和丰富的想像，而且比以往更多地指向个人生命和精神处境。在将人生与社会场景做充分的情境化理解之上，作家与历史生活切肤摩擦的痛感正赋予青年写作以强劲的动力，个人与周边世界的关系成为他们思考、叙述的主体内容。这就是质感丰盈的新活力。

——“新活力”，一个雄心勃勃朝气蒸腾的青年文学图景，一个以世界文学经典发展史和本土历史、现实生态为参照系的新的青年文学时代，在不事张扬的建设中，已经蔚为大观，势成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

新活力肖像选

他们是：毕飞宇、李洱、红柯、艾伟、荆歌、叶弥等。他们都曾是广义上的“新生代”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但是，跟理论上的“新生代”一直保持着明显的个性距离。他们每个人都有别人难以模仿不可复制的写作方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写作自然地跟本土的风情、心理、历史、现实发生关系，而角度和力度令人惊奇。他们各自所创造的《青衣》、《玉米》，《遗忘》、《花腔》、《龙凤呈祥》，《美丽奴羊》、《吹牛》、《西去的骑手》，《越野赛跑》、《爱人同志》、《小卖店》，《枪毙》、《鸟巢》、《爱你有多深》，《美哉少年》、《天鹅绒》、《明月寺》、《猛虎》等不仅标志着目前青年写作的最高水准，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曲线逶迤延伸到今天的波峰。

毕飞宇，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加上勤勉认真地爱惜每一个字句，写小说难免就成了小说精，成了精依然精益求精。这就是毕飞宇，一个不可多得的独出机杼的作家。他让我们知道人的细密的感应往往连筋带肉地牵扯着他（她）的境遇，人的向往以及为向往而挣扎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让我们怀着悲悯，看一些原本美好的东西是如何由原初的美好、坚韧的追望走向残忍的破碎的。《青衣》里的三代青衣在日常生活里的代际冲突变得越来越酷烈。为获得A角席位而进行的争斗，在不同的时代里，显得那样虚妄。决定A角的，总是戏外的那个时代的A角。《玉米》从一个少女性格、心理和命运的小小隐秘之地，透视的却是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潜在秩序。聪明善感的村长之女以独有的以静制动，打击与父亲胡搞的女人；嫁给空军飞行员的梦明亮的时候光彩四射，暗淡的当口阴森可怖；她看清了自己的掉价跟父亲失去权力的关系，咬紧牙关身许只会说“好”的“革委会”头目。故事以此而告终。《玉米》，也可以看成关于一个纯粹的村姑的成长小说。《玉米》、《玉秀》、《玉秧》，所有的叙述都是属于人物的，没有一句故作广袤之语，但她们的每一个小小的表情都可能充满了弦外之音。玉米、玉秀和玉秧，虽然分别成长在各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但她们也揭出了今天我们生活的底细，那是乡土中国的活生生的牵心扯肺的写照。

李洱，从早期的《导师死了》、《现场》、《喑哑的声音》、《午后的诗学》到后来的《遗忘》和《花腔》，虽然一直没有离开他写知识分子的擅长，但是他是青年作家中自我跨越度最大的写作完成度最高的一个。他用中短篇表达了对现状的戏谑式的批判之后，接下来的两个长篇把触角深深地扎向被遮蔽雪藏的历史，一部比一部更具内在的颠覆力量。《遗忘》里的故事是荒诞的，荒诞中有着令人惊怵的真实性——表层的倾向是针砭的，指向高等教育某种荒唐颓败的事实；深在的用意在于，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传统文化宝库之中，存在着为某种阴谋寻找堂而皇之的借口和凭据的无限用场，最悖谬的臆想也能从中找到真理性的印证。《花腔》则把触角伸向了现代史。一个革命时代的风云人物的消失的解谜过程，在几个当事者叙事人的讲述里，真假莫辨。不管是一个多么大的人物，是让他成为烈士还是成为奸细，是死了（包括让他如何死）还是幽闭起来了，都不是个人（主人公的名字与此谐音，名叫葛任）能自主的，只有最强有力的“花腔”才能决定。不明就理的人们在华丽的花腔引领之下，难以察觉的正是个人生命的呼吸。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文化传统与知识者生态的关系、个人与历史需要的关系，这些二十世纪中重要的文学母题，到李洱这里，无论写法还是意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无论谐趣性还是庄重性，《花腔》都可看做毋庸置疑的颠峰之作。

红柯，在内地读者眼里，通过他我们知道，西部是传奇的地域。八十年代“先锋”作家杨争光的西部传奇氤氲着阴森的杀气和人性的乖戾，九十年代张承志的作品把西部的血泪、艰难和仇视以愤激的言语方式表达出来，而到了红柯这里，西部的美和干净、温情和英雄性格，成为他个人西部生活感遇之下的真切倾说。《吹牛》里两个酒醉牧人的对话如回旋曲般涤荡世俗人心，《美丽奴羊》、《阿力麻里》、《金色阿尔泰》等，我们读到的是深挚的爱意；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是民国年间发生在西部的壮美凝重、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战场的酷烈和人物性格的交手，使传说中的故事带上了“尕”气。它使得日渐慵懒和老气横秋的文坛，重新获得了血性的激活。红柯笔下的梦幻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所枕着的西部，绝不狭隘凶毒，他宽广无边，雄浑无涯，美爱无尽。

艾伟，他让我们领略到什么是文学的艺术力量：文字的、思想的、想像的、结构的、时间的、命运的、人性的、欲求的、时代的……各种各样杂糅起来的力量，变本加厉，抟捏扭曲，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任你如何折腾，总是难以廓清，令人徒叹奈何。《越野赛跑》虚构了一匹白色的军马，它和现实中的村庄之间，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以后的三十年间，构成了互相比照互为隐喻的世界：飞升的想像和动荡的现实，都是激情和奇迹的渊薮，胆大妄为的技法下面是放荡不羁的心绪。艾伟用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屈伸于母土的灵魂史。《爱人同志》探向往日英雄和圣母情结的沉沦过程。主人公张小影宁愿靠虚拟的方式等待自己辉煌的“圣母”时代的回返，而当年的战斗英雄伤残勇士已经成为时代的多余人。在小说里面，两性的隐秘、精神与肉体的撕裂、时代变迁与身心伤痛、光辉岁月的记忆与饱受冷落时的幻想等等，不仅道出了世态炎凉，更呈现了人性的病灶。《爱人同志》也是“新活力”作品中最富现实精神勇气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