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_明 明朝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明

中国历史上继元之后的统一王朝。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国号明。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疆域最广时，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兀的河（今乌第河）流域，西北到新疆哈密，西南包有今西藏、云南，东南到海并及于海外诸岛。朱明王朝传十二代，历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共十六帝，统治二百七十七年。崇祯初年，陕北爆发农民起义，不久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明亡后，其残余力量曾在南方建立弘光等政权，史称南明。

明朝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明朝的建立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最终导致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大起义。在各路义军之中，朱元璋所部军纪严明，兼有文士冯国用兄弟、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武将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善战，终于脱颖而出，成为起义军主力。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起义军大宋政权任命其为平章政事、左丞相，朱元璋遂广聘能士，采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对外攻城略地，屡败陈友谅、张士诚，势力扩展至苏、浙、皖、赣。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会战于鄱阳湖，友谅大败。次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二十六年，他发布《平周檄》，虽仍沿用大宋龙凤年号，却已流露出称帝自立之意。次年九月，克平江，俘张士诚，又迫降方国珍，南征陈友定。南方割据势力基本廓清，遂派徐达、常遇春统兵二十五万北伐。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是为明洪武元年（1368）。同年八月，明北伐军进入大都，元朝政权被推翻。此后，明军分兵略地，先后平定西北、四川、云南、东北等地，统一中国。

明初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

在元末农民战争的过程中，蒙古贵族、色目大商人、上层僧侣和一部分汉族大地主或逃散，或被农民军压服，土地占有关系因此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出现大量荒田，土地集中的趋向有所缓和。劳动人民的身份地位也略有变化，明朝释放了大量元朝的驱口，并禁止庶民之家蓄养奴婢。“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礼行之。”又规定地主以佃户代役，必须出米一石，以资助其费用。同时，在明律中取消元朝的地主殴死佃客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的法令。工匠的地位也有改善。明朝的匠户同元朝一样，虽世代向官府服役，但已被分为轮班和住坐两种，他们除服役时间外，其余的时间可以自行趁作。

明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还积极推行发展农业的政策。洪武年间，朱元璋多次下令鼓励农民复业归耕，开垦荒地。或额定授予荒地，或听其尽力垦种；或免租税三年，或免杂泛差役，或免予起科，或永不起科，所垦地土俱听为己业。在劳动人民的勤劳垦殖下，北方大量荒闲地土被开种出来。明朝政府又在各地，特别是在北京、淮西及沿边大兴屯田。屯田有民屯、军屯和商屯三种，民屯和军屯规模较大，商屯则较为罕见。为了使屯田制度顺利推行，政府还将大量耕牛发给屯种的军士和农民，并命宝源局制造农具分配给屯田之家。屯田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到宣德之时，沿边军士的用度多倚屯田所出，很少征用民谷。

明朝政府也很注意棉花和桑、麻等的种植。建国前已有这方面的命令，洪武初年又颁布法令，规定凡农民有地五亩至十亩者，要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要向政府缴纳绢、麻布或棉布各一匹，有地十亩以上的加倍。这一措施，使缴纳丝、绵、棉布的征调成为田赋中仅次于米粮的次目，为纺织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有利于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

政府还大力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朱元璋下令各州县的官吏，凡有关修水利的事都要立时呈报，并由朝廷派员监修。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统计，前后不到两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塘堰四万余，浚河四千余处，修建陂、堤、岸共五千多处。洪武年间，陕西的洪渠堰、四川的都江堰和广西的灵渠都先后修复。永乐元年（1403），十几万从浙江等地征集来的军夫和民夫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的率领下，两年内完成了疏导吴淞江的水利工程，苏、松水患得到排解，农田因此得利。元末明初，会通河经常淤塞，漕运难以通达，运粮只靠海运。永乐九年，三十万山东及南直隶的民工，在工部尚书宋礼率领下，沟通了会通河。此举加强了南北方之间的物资交流，并为迁都北京创造了条件。

洪武时，明政府在南京和其他省所属州县设立“预备仓”，规定府、州、县各置东西南北四仓，储粮备荒，多者万余石，少者五千石，遇有水旱，则用以贷给贫民。永乐、宣德间又令各州县官吏随时注意修补。宣德七年（1432），周忱和况钟在苏州各县设济农仓，共积粮二十九万石，修建水利和赈贷农民之费都由此出，农民暂免于豪富之家的高利贷剥削，农业生产得以发展。此外，周忱和况钟还创立平米法，无论官民田，一概摊平加耗，粮轻者耗多，粮重者耗少，每税米一石，加耗约六七斗，宣德十年浙江加耗为七斗。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逃赋现象日少，济农仓也得以长期维持。

明初还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的措施。洪武、永乐时，商税一般为三十税一，农具以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予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下令裁撤税课司局，改由各府州县直接征税。明朝政府又放弃矿业专营，特别是铁矿的专营，许可人民开采，三十税二。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明初通过大量垦荒，耕地数明显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洪武元年至十六年，各地新垦田土共达一百八十余万顷，约合当时全国土地数额的一半。至二十六年，全国的田土，包括官田、民田、旧额、新垦田，已达八百五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远远超过宋元以来的垦田数。永乐、宣德时，屯田面积更加扩大，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西南尽滇蜀，南极于交址，中原则大河南北，到处兴屯。

粮食的总产量也在逐步提高，明朝政府税粮收入有所增长。洪武十八年，全国收入麦、米、豆、谷二千零八十八万余石，至二十六年增加到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余石。洪武二十一年，卫所军屯的屯粮仅有五百余万石，到永乐元年，包括军民屯田在内的屯田子粒已达二千三百余万石。《明史·食货志》载：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都反映出某些地区已有相当数量的粮食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