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精彩片段：
唐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的变革和改革
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因
开元、天宝之际，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唐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军事改革。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于是渐渐被破坏。田令规定永业田只受不还，而且二十亩永业田一般足额，口分田则严重不足额。所以每还受一次土地，国家的官田就随之减少一次。其次，从北魏到唐初，受田私有的倾向渐渐明显，尤其是唐朝永业田、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均许出卖，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助长了土地买卖的趋势，这就为土地兼并和均田制破坏提供了条件。再次，贵族、官僚强买民田，侵夺私地，非法侵占国家土地，也使大量官私土地和民间受田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们手中。最后，从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以来，几经兴废，且废而一再得以复行的条件是，国家能够不断掌握大量荒地。这一情况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秦、汉以来只有黄河流域的良田沃壤已经垦辟，而周围很多地区，尤其是南方，还有大片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的土地尚未得到开发。而且中原每遇战乱，就有大量地主率宗族、部曲、奴客南逃，他们到南方很容易“求田问舍”，故在战乱结束后多不再重返故里认领原有的土地，那些抛荒田的存在，就成为历届王朝实行占田制、均田制的条件。南方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到唐代，待开垦的沃壤已不多了，避乱逃亡的地主很难在别处获得未开垦的荒地，在战乱平定后多数要还乡认占旧有土地，因而地主政权再也不能自行处理“无主抛荒田”了。这是实行了将近三百年的均田制在唐中叶最后失去生命力、无法继续推行的原因所在。均田制的最终破坏，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的大变革，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括户通过检查户口，将隐漏不报和逃亡人口搜括出来，遣送还乡或就地入籍。又称括客。这种清查浮客的活动，历代均有。东魏末，高隆之为河北括户大使，是以括户名使的第一次见于史籍。隋朝的租调徭役和唐朝的租庸调都以人丁作为征发对象，因此封建国家十分重视对户口的控制，严禁百姓逃亡。客户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中的一类户口，与主户相对而言，泛指非土著的住户。它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或阶层，其中包括有地主、自耕农、城市小商贩、无业游民。
课役、财政改革
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课役制度和财政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
均田制实行之初，就有不少农民受田不足。在均田制崩坏的过程中，民户受田越来越少，只问身丁、不问资产的租庸调逐渐成为农民无法忍受的负担。为了逃避课役、兵役，他们纷纷逃亡，于是逃户、浮客日益增加，造成了课丁锐减的现象，故唐朝在财政上不免感到“课调虚蠲，阙于恒赋”。因此，李峤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建议，一方面奖劝逃户返旧贯自新；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不愿还旧贯者所在隶名，即为编户。大概此议为朝廷所采纳，故吐鲁番、敦煌出土的武周时期的文书中分别出现了“括浮逃使”和“括户采访使”等职衔。进入盛唐以后，逃户问题更加严重，唐玄宗遂于开元九年（721）令监察御史宇文融主持括户，断断续续历时三年左右，共括得客户凡八十万户，籍外剩田“亦称是”。劳动人民脱籍亡匿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方式，括户是唐王朝针对逃户采取的措施，斗争的剧烈反映了土地制度的加速变化。
唐初，各种服色役的人已有纳钱代役的情况，称作纳课或纳资。但此项特殊的钱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总岁入中所占比重甚小，一般服役者仍以履行现役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人身地位的变化，纳钱代役的情况逐渐发展和普遍。由于服色役者可以免除其他课役，而色役本身又可以钱代役，所以部分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民也挂名色役，以逃正役，遂形成了“色役伪滥”的情况。到开元初年，终于正式出现了纳钱代役的课税，称作“资课”，并且成为一项与正税并列的税收。天宝时期，农民服正役二十日的现役亦不复存在，几乎全部为“输庸代役”所取代。自开元以后，诏令中经常提到以和雇代差科的事，说明征调番户、杂户的情况日见减少，和雇匠在官府作坊中逐渐增加。大致统治者就是以资课酬雇值的。番役制度的改变和国家税收中钱币比重的上升，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国家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进一步趋向缓和了。
关中是京畿所在的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军队，而这一带土地兼并又特别严重，唐王朝在这里的需求日益增加，同租庸调的破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缓和这种状况，唐朝在开元年间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变造”、“和籴”及“回造纳布”等一系列新的措施。中宗神龙以后开始兴变造法，即取江南义仓米北运关中。开元四年（716）一度禁断变造，但不久，玄宗就在二十二年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运河沿线普遍设仓，分段节级转运江淮的大量义仓、正仓米达于关中。改革漕运后三年中，共运变造米六七百万斛，暂时缓和了关中的粮食紧张状况。但大量漕运引起了江淮变造之劳，沿途亦增加了转输之弊，运费数倍于米价，而关中地主的私廪中却大量积谷。为了克服舍近求远的弊病，唐玄宗又于开元二十五年在长安附近大兴和籴。从此，不但减少了南粮北调，而且皇帝本人也不再频频去东都就粮。由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唐王朝向各地征收贡品也发生了困难，所以唐初已经存在的和市到开元年间进一步发展了。中央政府大规模和籴、和市，需要掌握足够的支付手段。为此，唐朝在同年下令江南诸州的租并“回造纳布”，即以绢代租北运长安。类似的办法也实行于河南、河北二道不通水运之处，称作“折租造绢”。天宝初年，韦坚又以江淮义仓粟转市轻货，北运长安，显然是“回造纳布”的继续。唐朝统治者用各地运来的绢、绫、罗、金、银、珠宝等轻货购买关中地主的存粮，以解决财政问题，显然是适应土地制度的变化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兵制改革和沿边节度使的产生
从武周到开元之末是府兵制加速崩溃的时期。均田制加速破坏，农民受田日见减少，贫苦农民逐渐无力承担自备戎具、资粮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瓦解的根本原因。番上宿卫的卫士原系执行侍卫皇帝的任务，被尊称为“侍官”，后来被官吏任意驱使，甚至执童仆之役，身份大为降低，京师人甚至以“侍官”为辱骂时的用语。高宗时因为军镇增加，仅府兵不足戍边，开始强使征行的一部分兵募也充当镇兵。戍边的府兵和兵募本来规定三年轮换，开元时延长至五六年更代，有的甚至长征不归，并且他们均遭受边将的种种虐待和迫害。富人子弟由于勋田逐渐不能兑现，不再愿意被拣点为府兵或充兵募，大多数想方设法逃避兵役，故兵役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均田制的破坏引起了旧兵制的崩溃，旧兵制的崩溃又反转过来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逃亡，唐朝统治者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陷于兵源枯竭，面临折冲府“宿卫不给”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兵制的彻底改革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唐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采纳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下令实行募士宿卫的新办法。招募来的职业兵称长从宿卫，不久，改称“ （音郭）骑”，分隶于十二卫，分六番宿卫。这种雇佣兵，官给资粮，皆免征镇赋役。开元二十五年改革征防军，在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招募情愿充健儿长住边镇者为兵，听家口自随，官给田地屋宅，称长征健儿。征兵制已改为募兵制，唐玄宗于是在天宝八载（749）宣布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至此终告废除。
在府兵制崩溃的过程中，地方上又出现了团结兵，亦称“团练”，开始产生于近边诸州，以后扩展至关中及其他各地。团结兵由各地差点殷赡、强壮的本地人充当，不离乡土，也从事生产，但与府兵不同，不需自备戎具、衣粮，而是官给身粮、酱菜，带有雇佣职业兵的性质。后来由于广泛使用团结兵，诸州因置有团练使、都团练使等职，例由刺史、观察使兼领。
开元、天宝时期兵制的变化和改革，对以后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