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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台落日(16-2)

谢恩应趋宫门,但当然是不会召见的。袁世凯这由天津去而复回的一段秘密,知道的人很不少,对他的“盛名”自然有损。一段的清议,多喜拿他这一次的遭遇,与翁同龢、瞿鸿玑的被逐,相提并论。翁瞿都是在最红的当儿,一头从九霄云上栽下来,所予人的意外之感,以及身受者的打击,都比他此番奉旨回籍养疴,要重得多,但无不宠辱不惊,从容以处,真仿佛如孟子所说的,胸中有一团浩然之气。相形之下,见得读书人的尊贵,就算他们是矫情镇物,也是涵养功深,远非袁世凯所及。

不过,这一番张皇,亦有收获,至少可以证明,大权在握的载沣不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会象翁同龢那样,已经被逐,复有交地方官编管的严谴。因此,见风使舵惯了的一班人,觉得稍稍亲近,亦不自妨,锡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复见臣门如市的盛况,却不似奉严旨那天那样的凄凉了。

计划当然改变了,袁克定留京供职,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来话别的人,络绎不绝,最使得袁世凯感动的,自然是张之洞。

大开中门,迎到厅上,请张之洞升了炕,袁世凯命长子率领诸弟,一字排开,磕下头去。口不言谢,而意在叩谢张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显然的。

“不敢当,不敢当!”张之洞欠身虚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来,他只跟袁克文说话:“豹岑近来看的什么书啊?”

袁克文绝顶聪明而学无专长,最近在看吴大澂、叶昌炽为潘祖荫捉刀的、有关碑帖的著作,知道张之洞很讨厌这些玩艺,所以答说:“在读杜诗!”

“你是第几遍读?”

“第三遍。”

“不够,不够!”

于是张之洞由杜诗谈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诗谈到宋词,滔滔不绝,一谈便是半个钟头,不容人张嘴。好不容易才让袁世凯插进一句话去:“中堂就请在舍间便饭。”

“不,不!”张之洞说:“琴轩约了我谈事,我该去了。”

“中堂这么说,我可不敢再留。”袁世凯说:“如果是前几天,我把那中堂请了来,也是一样。”

“如果是前几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扰琴轩了。”张之洞面现悽惶:“慰庭,你这一走,就该轮到我了。”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国家柱石,摄政王极敬重中堂的,听说曾跟中堂虚心请教,如此批折,足见是以师礼待中堂。”

“我请摄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张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终于摇摇头说:“‘南人不相宋家传’,南人亦可哀也已!”说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凯带着他的儿子送到停在厅前的轿子边,看他上轿抬走,方始转回身来,一面走,一面问:“南皮刚才念的那句诗,我没有听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传’。”袁克文答说:“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诗。”

“你倒找来我看看。”袁世凯说:“何以南人可哀。”

※ ※ ※

虽说全眷回籍,其实还是袁世凯先走,家眷随后出京。因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军稍微宽一点。充军是旨下即行,出城找个地方暂住,再备行装,奉旨回籍虽不必这样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鸿玑之例,为袁世凯挂了花车,可是送行的场面,却不能相比。瞿鸿玑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门生,捧老师的场,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时不自检点,骤失帘眷,被祸到此为止,决不会有何株连,且很可能还有复起之日,不妨留个将来京华重见的余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凯不同。私宅致意,还不甚要紧,公然车站送行,顾虑甚多,亦因为袁世凯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车之时,情景凄凉,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两个僚友送行。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于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未尝不由改革官制,设宪政编查馆而来,不过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通国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宪,他写信给我,说‘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误会,一旦涣然,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袁世凯得意之情,溢于词色,临歧话别,而有此豪情快语,自然使人高兴,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以盖作杯,快浮一白。

“不过,如今谈立宪,亦犹如三十年前谈洋务,太时髦了!是故立宪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凯拍着杨度的手背说:“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后英雄,可称宪政的保姆,自然是立宪派。我看康梁就不见得了。”

“康梁师弟,似乎应有所区分。”严修说道:“如混为一谈,稍欠公道。”

“诚然,诚然!”袁世凯很快地说,然后转脸问道:“有个叫胡衍鸿的革命党,晢子,你熟不熟?”

“怎么不熟?他是广东人,一名汉民,字展堂。笔下很来得,我们在东京常有往还的。”

“好!”袁世凯略一踌躇又说:“我是开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谈谈,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报》给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还记得题目叫做《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记》,这‘广东某君’据说就是胡衍鸿。其中记戊戌那年的内幕,颇得实情。”

这一说,严修跟杨度都大感兴趣,因为天下皆知,戊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如今由当事人亲口道来,自非道听途说可比,所以都凝神静听。

“这胡衍鸿,我很佩服他!他说康有为一变再变,自欺欺人,一点不错。康有为前后有‘五个退化’。”

所谓“五个退化”是胡衍鸿的批评:“康有为初时,说要创一个大教。他见中国用孔子教,几千年人心晦塞,民气奄弱,他说弟子之不肖,未必因为师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纯,现时中国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诸教的精义,融造参合起来,做一新教。平心论之,康有为此时志气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号‘长素’,争长素王,语虽狂妄,志气之高确不可及。”严修问:“‘退化’何说?”

照胡衍鸿的说法,康有为由监生中了举人,“打动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气上是退化了一级。不过他讲民主,也讲民族,说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亦未足为非。

及至由举人中了进士,去民远而去官近,大谈立宪,这立宪自然是君主立宪,无形中变成“保大清”,志气上又退了一级。

到得上书言事,“屡蒙召见”,康有为论调又一变,“竟反背前日的话,以为实在连议院也可以不必开,宪法也可以不定,有这般的好皇上,但求讲变法够了!”这样,志气上岂非又退一级?

戊戌改变后,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结果变做保皇。”胡衍鸿的词锋很锐利,他说:“勤王、保皇本应该没有分别,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驾入清君侧,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说着勤王就该马上去做,若是皇上没有危险,也不必去勤他。”

接着胡衍鸿又说:“保皇却不然,不必兴兵动众,只须集些钱财,不论何时何地,皇上没有危难,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难,我也是这样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这里,天涯地角,两不相谋,也是一样保法。康有为变到这个主义,要算他目前归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

“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度的话说:“康有为这‘五个退化’之中,变法一说,倒是无意中搔着了痒处,连张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动心。翁师傅器量狭一点,不过想致君于尧舜之忱的忠爱之心,是万无可疑的,大概他对康有为的论调,也觉得不失为救时的良策。不过,翁张两公,都是读通了书而不免天真的人,以为王安石的变法不错,错在用非其人,鉴往如今,康有为之言可用,康有为其人不可用!所以,说翁张两公曾荐过康有为,是康梁一党造作出来,自抬身价的活,其实是不会有的事。不过,既赏其言,不免要谈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会了解‘师傅’的苦心,贸然传旨召见康有为,翁师傅总不能说,康某心术不正,不宜召见。只好支吾其词,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对师傅有了意见。否则,以大行对翁师傅之亲密,当时只要出死力争一争,孝钦显皇后难道就不念两朝帝师的旧情?”

严修一面听,一面不断点头,听完说道:“宫保此论,精辟之至。说翁师傅曾举荐康有为,我亦不信。翁师傅很想有魄力,实无魄力,就算真的赏识康有为,亦没有胆量去荐他。”

“再说,”杨度接口:“翁师傅岂不知康有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师傅头上。此人名心甚炽,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带诏’行骗就可知道。”袁世凯紧接着说:“不但衣带诏无其事,就是所谓‘两奉密诏’亦不尽不实,第一道朱谕是给四京卿的,与康有为无干。而且到底有没有这道朱谕,亦是疑问。”

谈到这里,是个叩问戊戌政变的好时机,杨度不肯错过机会,且趁势问道:“怎么,不是说谭复生去访官保时,曾经出示朱谕吗?”

“不是!”袁世凯想了一下说:“这一重公案,我受谤已久,不妨谈一谈当时的真相。”

据袁世凯说,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进京后,八月初一召见,即有上谕以侍郎候补,专责练兵。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海淀旅寓,要求他杀荣禄并派兵包围颐和园。出示的朱谕,乃是墨笔所书,大意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等另议良法。”

于是袁世凯表示,既非朱谕,亦无围颐和园、杀荣禄之说。谭嗣同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所过录。”袁世凯认为变法宜顺舆情,末可操切。而谭嗣同则颇为激动,以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须杀尽老朽,方可办事。当夜无结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见,袁世凯陈奏,变法尤在得人,须老成持重者襄赞主持,并曾推荐张之洞,皇帝颇为动容。

“两位请想:康有为叫谭嗣同来劝我造反,而且这样子造反,决无成功的可能,只会害死皇上,我能听他的吗?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荣文忠密谈,荣文忠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已奉懿旨进京,这个位子就归你了。’原来杨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经跟荣文忠商量好了。我想,照此光景,皇上是已经让康有为害了,无端拿我去蹚了一趟浑水,真是从何说起?事到如今,我只有表明心迹,我说,‘今日之事,皇上的处境很危险。如果皇上有什么,我难逃嫌疑,唯有一死而已!’荣文忠拍拍胸说,‘皇上决计无他。其余臣子,可就保不定了。’这几年颇有人不谅于我,两位请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件事我除了告诉荣文忠以外,还有第二个办法没有?”

照他的说法,自然无瑕疵可指摘。不过传说当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皇上曾写给他一道朱谕,这一点他略而不提,即成疑问。只是严杨两人都不便追问下去了。

“我这次祸起不测,看透了炎凉世态,回到河南,很想在苏门山中,筑室归隐。不过,世味虽淡,到底也有忘不了的事,亦可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即如两公的高谊,就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

“言重,言重!”严修跟杨度不约而同地说。

“还有南皮,我受了他的大德,不知何以为报。自两宫升遐以来,不过短短五十天工夫,南皮已经伤透心了!我真担心,不知此别还能重见与否?”说着,袁世凯的眼圈发红,真的动了生死离别的哀感。

杨度却很注意他“伤透了心”这句话,便即问道:“莫非南皮亦大受排挤?”

“排挤虽不见得,但其言不用,而且处处走绝路的样子,南皮如何不伤心?”袁世凯探手入怀,取出一张纸摊开来,放在桌上,“两位看,有诗为证。”

诗是一首七绝,题目叫做《读宋史》。“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惊杜鹃,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第三句四个姓下面有小字注明名字: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

“好诗!”杨度赞叹着:“由宋太祖贯穿到祥兴帝,还提到南渡,二十八字,一部宋史。南皮真是一大作手,七绝更是唯我独尊。”

严修却不作声端然肃坐,面色凝重异常,张之洞已经预见到大清朝的气数将终,严修的感觉中,不由得浮起亡国之哀。

“南人不相,而李虞文陆,皆为南人,辛苦追随,所为何来?”杨度又发议论:“若谓借他人杯酒,浇自家块垒,南皮牢骚满腹,固是就诗论诗的看法,然而与其谓之为牢骚,倒不如说他有深忧,唯恐为文陆。以南皮的生平而言,自然是想做虞允文,无奈处今之势,大清朝欲为南宋而不可得,果然日暮途穷,恐怕亦只能做文天祥、陆秀夫,而实为南皮所万不甘心者!”

袁世凯只知道虞允文是四川人,曾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却不知虞允文出将入相二十年,又曾持节开府,置“翘材馆”延四方贤士,平生汲引的人材甚多,恰与张之洞志趣相类。

严修当然深知,觉得杨度说张之洞不甘为文陆,想做虞允文,颇能道着张之洞的心事,不由得深深点头:“晢子此论极精!”

杨度自不免得意,又喝了一大口酒,看着严修问道:“范公如果生在宋朝末年,到得日落虞渊,何以自处?”

虽是假设,严修却很认真,面容庄肃地想了一会答说:

“我自知弗能为文陆。能如王伯厚于愿足矣!”

因为这是“言志”,袁世凯当然也很注意,便即问道:

“王伯厚何许人也?”

“就是做《困学纪闻》的王应麟。”杨度答说。

“淳祐元年策士集英殿,理宗想拿第七卷拔置第一,问应麟的意见,应麟看了卷子说,‘此卷古谊如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士贺。’及至拆弥封,正是文文山。度宗朝王应麟当礼部尚书,上疏不报,辞官回乡,很著了些书。大概死在元成宗的时候。”

明了了王应麟的生平,也就知道了严修的想法,清朝如亡,他不想做殉节的忠臣,但也不会出山做官,归隐故里,著述为业。以严修的学行看,能如王应麟也正是他的最好安排。

其言笃实,袁世凯不由得赞一句:“范孙真是君子人!”

这时杨度已有几分酒意,谈兴益豪,便向袁世凯说道:“宫保如何?其实宫保很够虞允文的资格,将来也许还有用武之地。”

袁世凯想了一下,很谨慎地回答:“我不指望有那一天!

如果要我做虞允文,必是只剩下半壁江山了!”

“我看落日虞渊是近了!照目前亲贵排满、满人排汉的情形看来,能不能拖到九年宪政实现之日,大成疑问。万一不幸而言中,宫保,恐怕不容你啸傲苏门。请问,那时不做虞允文又做什么人?”

喝了酒的杨度,颇有咄咄逼人的意味,袁世凯史事不熟,不知道有什么人可以自况,只好微笑不答。

“其实,宫保,我在想,如果把宋朝倒过头来,倒有个人很可以取法。”

“谁啊?”

“赵匡胤!”

此言一出,袁世凯大吃一惊,急忙摇着手说:“晢子醉了,晢子醉了!”

严修冷眼旁观,心里为那班少年亲贵在悲哀!杨度已在想做赵普,要夺他“孤儿寡妇”的江山了,“载”字辈的那些王公,还当自己是生在雍正、乾隆年间。岂非天下至愚之人?“开饭吧!”袁世凯深怕杨度再发狂言,落入严修耳中,诸多不便,所以设法打岔,没话找话地说:“旅途之中,简慢之至。”

“不必客气。”严修说了这一句,告个方便,由听差领着到车厢一端去如厕。

“晢子,你没有醉吧?”袁世凯惴惴然地问。

“宫保怕我喝醉,我就不喝。”杨度将瓶塞使劲一拍,藏酒入怀。

这证明他神智非常清楚,袁世凯便即低声说道:“晢子,我很失悔,在京里的时候,应该常常向你请教。从今以后,务请勿弃,我打算让大小儿给老兄递个门生帖子。”

“万万不可!”杨度受宠若惊,乱摇着双手,“万万当不起!”

袁世凯很想逼杨度说一句,跟袁克定换帖称兄道弟的话,只是杨度不喜欢这一套,根本没有想到。袁世凯无奈,只好拱拱手说:“我总觉得大小儿该跟老兄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回京以后,务必多指点指点大小儿!”说着从腰间解下一方汉玉刚印,递给杨度:“临歧无以为赠,聊且将意。晢子,交同金玉之坚!”

“宫保这么说,杨度不敢不领,亦不敢言谢!”他用双手将那方汉玉接了过来,随即系在带上。

※ ※ ※

袁世凯离京不久,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免职,这是意料中事,封印以后,监察御史谢远涵参劾邮传部尚书陈璧,也是意料中事。

这个折子参得很凶。案由是“虚糜国帑,徇私纳贿”,文内条举劣迹,有订借洋款,秘密分润;开设粮行,公行贿赂等等。当然也牵涉到“五路财神”之称的梁士诒。不过,他不甚担心,因为要讲办铁路营私舞弊,盛宣怀的把柄都在他手里。同时,他全力交涉,从比国收回京汉路的路权,朝廷虽无一字之褒,可是连载泽亦不能不承认他此举有功于国,盛宣怀想信此机会攻掉他,在他看来,未必能够如愿。

类此参案,自然是派大员查办;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孙家鼐,再一个是那桐。孙家鼐已经不大管事,主持查案的是那桐,而那桐只要有人送钱上门,不管来路如何,他都敢收,自喻为“失节的寡妇”,“偷汉子”已经不在乎了。因此,梁士诒益发不愁,把他手下的大将关冕钧、关赓麟、叶恭绰找了来,有一番话交代。

“两宫升遐,八音遏密,年下没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不如请同事们加加班,额外另送津贴。一方面帮了公家的忙,一方面既省了年下的花费,另外又有收入,是个难得积钱的机会,劝大家不妨买点铁路股票。”

两关一叶,如言照办,所以邮传部铁路这一部门的收支帐目,不待钦差派员来查,就已经整理得清清楚楚了。

到了除夕那天,由于国丧未满百日,梓宫暂安在宫内,因而平时肩摩毂击的大栅栏、笙歌嗷嘈的八大胡同,清静异常。至于贴春联、放爆竹,最能渲染年味的那些花样,自亦一概不许。九城寂寂,近乎凄凉了。

然而关起门来,合家团聚,又是一番景象。金鱼胡同那宅,来辞岁的络绎不绝,到得黄昏,关照门上,再有来客,一律挡驾,那桐只有一班客要请。

这班客在名士笔下,称为“小友”,全是戏班子里的名伶,又以旦角居多。那桐把他们邀了来,不是为了串戏或者清唱,只以一遇国丧,戏班子立刻就得辍演,伶人生计,大受威胁。那桐借吃年饭为名,请来相熟的一班“小友”,大散压岁钱。当然,名气有高下,交情有深浅,红包也就有大小,从四百两到四十两不等,跟包一律四两银子一个。

到得十点多钟,这班“小友”散了一大半,但留下来的还有七八个,正在客厅中缠着那桐,要他以维持市面为名,设法破例开禁,准戏班子提早开锣时,门上来报:“邮传部梁大人来了!”

已关照了有客一律挡驾,门下居然敢违命通报,自然是已得了一个大人的门包之故。那桐在这上面最精明不过,也最厚道不过,为了让门上能心安理得地受那个门包,便点点头说:“请进来!”

“大年三十,财神驾到!”王瑶卿笑道:“中堂明年的流年,一定是好的。”

“对了!”那桐被提醒了似的,“财神来了,你们可别错过机会!回头好好放眼光出来。”

在一旁伺候的听差,听这一说,随即悄悄地去准备。这样的场合,自然不是推牌九,就是摇摊,便搭好桌子,增添灯火,备好两副赌具待命。

这时梁士诒已经到了厅上,布袍布鞋,手上拿着木盒,一见有这些名伶在座,似乎颇感意外,但仍从容不迫地向主人致了礼,也跟大家都招呼过了,方始将那木盒子扬扬说道:“得了一盒德皇御用的雪茄,特地给中堂带了来,留着待客。”

他既不说打开来尝尝,也未亲手奉上主人,却将这盒封缄甚固的名贵雪茄,顺手递给了那宅的听差,这一来,那桐当然懂了。

“我不抽这玩意,洵贝勒最爱好雪茄。”那桐吩咐听差,“你好好收在我书房里,我要送人的。”

“是!”听差奉命唯谨地,捧着那盒雪茄往里边而去。

“今年这个年,可是省事多了。”那桐指着那班伶人说:

“就苦了他们。”

“这可是没法子的事,不过有中堂在,他们也苦不到那里去。”

“中堂不如财神!燕孙,”那桐笑道:“你来放赈吧?”

“这,”梁士诒做出稍有畏缩的样子,“不要紧吧?”

“在中堂府上,怕什么?”说着,王瑶卿来拉梁士诒。

那桐与梁士诒都到了小客厅里,就一张红木桌子面对坐下,做主人的说:“自然财神做上风,玩什么?”

“请中堂吩咐。反正不能打麻雀。”

“你们看呢?”那桐看着左右问:“要不要梁大人做番摊给你们打?”

“摇摊得要有人开配。”唱小生的程继先说:“番摊数棋子儿更麻烦,倒不如一翻两瞪眼的牌九为妙。”

“好吧!就是牌九。”梁士诒说:“请把筹码递给我。”

那宅的筹码很讲究。他处的筹码,都是长条子牙筹,唯独他家的象牙筹码,圆如洋钱,中间打个洞,可以贯穿在铜签子上,边缘镂出回文的寿字,填以彩色,金色的最贵,五百两一个,依次是红色一百,黄色五十,绿色十两。梁士诒理齐了四叠筹码在桌上,余下的交主人保管。

“来!每位一个。”他拿起八个金色筹码,往外一撇。

“来吧!别客气。”那桐做“散财童子”,将筹码一个一个塞到“小友”手里。

“还有六千银子,”梁士诒指着筹码说:“让你们赢净了为止。”

“听见了没有?”那桐将筹码交给王瑶卿:“归你管库,你可仔细,兑啊、找啊的,别弄错了。”

于是梁士诒卷起衣袖推庄,手气平稳,玩了有个把钟头,突然手气转坏,连赔了三把,只剩下两千银子,而下风却越赌越泼,金色筹码都出现在赌注上了。

“慢点!庄家只有两千银子。”那桐说道:“我看是多了,而且多得还不少。”

“中堂何不在我身上赌一注?”梁士诒看着那桐说:“风险有限!”

“好!我在你身上赌一注。”那桐将自己的赌注收回,成了庄家的临时股东。

打骰子分牌,上门两点,天门八点,下门么四配人牌,红通通一片,却只得三点,有人就说:“‘单双’的牌,凶多吉少了!”

梁士诒将两张牌扣着用中指一摸,大声说道:“统配!”

说着将牌移向那桐,他也摸了一下,一张地牌,一张么丁,果然是“单双”吃上下门的牌。这两张牌当然不必给人看,随手一搅糊,结帐赔了一千多银子。

“中堂在我身上赌输了一记!”说着,梁士诒取了一张一万银子的银票,递给王瑶卿。

“风险有限。”那桐答说。

等客人辞去,那桐亲自到书房去打开那盒“德皇御用”的雪茄,里面有张“存条”,梁士诒已在那桐汇丰银行的户头中,存入五万银子了。

宣统元年正月十六,孙家鼐、那桐奏复谢远涵参劾陈璧一案,洋洋五千言之多,结论是:“该尚书陈璧才气素优,勇于任事,甚有能名,惟德不胜才,往往失之操切,舆情不洽,声名顿减,遂致谤议丛生。此次所参赃私各节,或未免人言之过,然滥费公帑,滥用私人,检查该署官册,皆所难免。徇情见好,殊愧公忠,职守有亏,实难辞咎。”奉旨交部严加议处,终于革职。而谢远涵所指责的梁士诒、叶恭绰、关冕钧、关赓麟,尽皆安然无事。

其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自知“袁党”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折缮写有瑕疵的细故,传旨申饬,见微知著,托病奏请开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于外任,而少年亲贵也不放心他膺边疆重寄,正好邮传部尚书出缺,便保他继任,调云贵总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

这一来,另一个“袁党”杨士骧,更为恐慌,喝酒打牌时,常会突如其来的说:“我杨老四可不是袁党!”但旁人不是这么看法,觉得杨士骧恃袁世凯为奥援,冰山既倒,怕他何来?直隶有看不下的事,尽不妨攻击。

于是有个给事中高润生,对直隶百姓无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发难,狠狠参了一本。当然牵涉到津浦路的总办大臣吕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却是杨士骧。因为李德顺的差使,是出于杨士骧所保荐,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杨士骧之有今日,可说一半靠袁世凯,一半是靠李德顺。

李德顺是广东人,出身微贱,却娶了个德国女人为妻,一向在青岛一带厮混。庚子以后,杨士骧飞黄腾达,两年工夫由直隶候补道做到署理山东巡抚,自分“官居极品”,不但难望更上层楼,巡抚能够真除,已非易事,那知官符如火,由于李德顺的投效,竟又开了一番新的局面。

原来其时朝廷很注重对德的外交,而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士骧做山东巡抚,第一件大事便是将德国人敷衍好。李德顺便替杨士骧策划,暗中以光绪二十四年为胶州湾事件所定条约中,许予德国而未履行的利益,如采矿权等等,确定让予德国,而表面谈判撤兵的条件,只是以二十八万银元买回德国所盖的营房。朝廷认为杨士骧善办外交,大为激赏。

同时,李德顺又常陪着杨士骧到青岛,跟德国驻华的官员敦睦友谊。此外,凡可以取悦德国的花样,无不想到做到。因此德国的报纸,常常恭维杨士骧,而德国的公使、领事,只要有机会,亦无不大赞杨士骧。由是之故,袁世凯内召,保杨继任,才得一奏即准。

李德顺本来是北洋洋务局的翻译,久住天津,此时当然随着杨士骧卷土重来。其时津浦路的督办大臣吕海寰,虽当过驻德公使,但不谙德文,而津浦路借英、德两国的款子建造,合约内规定南北两段分聘英、德总工程师。吕海寰以语言隔阂,无法与北段的德国总工程师直接打交道,译员又不甚得力,深以为苦。于是杨士骧正好推荐李德顺,经过吕海寰同意后,奏请派为津浦路北段总办。

于是,李德顺上恃直督,外结客卿,尽夺吕海寰的权柄,不但经费收支一手把持,甚至吕海寰下条子派的人,亦未必能为李德顺接受。至于工程,则自征收民地到购料雇工,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而最不能令人忍受的是,蓄意媚外,几不知有国家二字。本来在盛宣怀当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时,只要借款到手,不惜以路权拱手让人,梁士诒代之而起,全力相争,大为改观。所以津浦路借款,除了南北两段各用英德总工程师各一人以外,别无束缚,而李德顺则不但公款存在德华银行,巧立名目如副工程师、书记、医官之类,用了六十几名无事可做、坐领干薪的德国人。最后,打算将津浦路天津总站设在城南南关地方,可把“天津卫的哥们”惹火了!

天津华商的市面,都在城东城北,铁路总站既对繁华地方有极大的作用,理应设在水陆均便的河北。而南关地方,洼下不毛,且距运河不近,同时津浦路接京奉路入京,而新车站在河北,如由北绕西而南,转车亦不方便。所以勘定在新车站迤西辛庄地方,设置总站,且已破土。此为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任内,力拒德的要求,一手主持的结果。及至袁世凯被逐,李德顺推翻原议,弃北就南,说穿了,无非既以媚外,亦以营私而已。

原来南关以东,便是各国租界,德国且已提出要求,在德租界傍海河另设一站,果然如此,德租界立刻就会成为水陆要冲,尽夺华商之利。

至于李德顺的营私,手段甚巧亦甚拙,他是跟一个姓曹的,合设了一家公司,在南关预定建作总站之处,以极贱的价钱,收买了大批土地,但呈报农工商部注册,报的是每亩六百五十两,将来征购,自然照此给价。一转手之间,估计可以有五十万银子的暴利,但所谋如果不成,则此一大片闹水的洼地,就更难脱手了。

这一来,天津与直隶的士绅大哗。及至高润生发难,朝旨派直隶彻查,杨士骧正在设法为他洗刷之际,直隶全省士绅,大动公愤,在天津集会,认为津浦路的工款,虽借英德外债,但一部分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在食盐上加价而来,所以津浦路是国家的铁路,但亦是四省百姓的铁路,不容李德顺随便盗卖主权、侵吞肥己,决定调查他的弊端,预备“京控”。

杨士骧看众怒难犯,答应将总站仍旧移回辛庄。但公愤未平,加以新派的津浦路帮办大臣孙宝琦,亦主张严办,而所有的报纸,一致抨击,使得杨士骧又急又气。四月二十八那天,将李德顺找了来,痛骂一顿,余怒未息,随即赶到新车站去迎接钦差。

钦差是法部尚书戴鸿慈,奉派为答谢俄国遣使来吊国丧的专使,由京出国,经过天津。照规制,凡钦差过境,督抚要“请圣安”,仪制是在钦差入境的接官亭中,陈设香案,等钦差在香案后面东首站定,督抚便率省城文武,朝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称名请安,钦差代皇帝答一句:“朕安!”如果是朝廷倚为柱石督抚,恩礼特优,便再加一句:“卿安?”不待回答,仪式便算结束。

有了火车,请圣安当然是在车站。列车开到,司机的技术很高明,车停稳了,钦差花车的出入口,恰好对正铺在月台上的红地毯。戴鸿慈神情肃穆地下车站好,杨士骧便领头行礼,口中说道:“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杨士骧,率领属下,恭请圣安!”

“安”字还不曾出口,人不对了,但见手足牵动,口眼俱斜,一头栽在红地毯上。当即有人惊惶的喊道:“不好了!大帅中风了!”

于是一阵大乱,钦差亦就无人招呼,赶紧将杨士骧送回衙门,由卫生局总办屈庭桂,延请德、法医生各一会诊,性命暂时保住了,但身子瘫痪,神智不清,而且哭笑无常。于是驻保定的藩司崔永安,连夜赶到天津来照料,杨士琦亦由京里赶来探望,同行的还有袁克定,是来“观变”的。

杨士骧的病不好亦不坏,但纵能保得住命,亦是带病延年,直督非开缺不可,因而自问资格够直督之任的,无不大肆活动,尤其是山东巡抚袁树勋,据说派他的儿子带四十万银子进京在钻门路。

到得五月初九晚上,杨士骧病势突变,终于不治。丧事由杨士琦主持,灵前悬一副杨士骧自挽的对联:“平生喜读游侠传;到死不识绮罗香”吊客无不诧为奇谈。杨夫人奇妒,杨士骧生平仅纳一妾,而且是杨太太陪嫁的丫头,亦竟不容。杨士骧一谈起来神情抑郁,道是自作挽联,就是灵前所挂的这一副。有人以为堂堂封疆,作此不庄之语,殊属“不成事体”,杨士琦却有辩解,说是“如兄之志”。

杨士骧一死,直督出缺,上谕调两江总督端方继任,颇令人困惑,因为就在几天以前,御史胡思敬参劾端方十罪二十二款,特命两广总督张人骏查复,不想反倒调为疆臣首领的直督!

这一来自然有一番大调动,张人骏调两江;袁树勋终于升官,补了张人骏空下来的缺;山东巡抚则由庆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孙宝琦接充。

新任直督端方在未到任以前,本可派藩司暂为署理,但因直隶内部的情势甚为严重,除了李德顺一案外,前两任还有绝大的亏空。袁世凯离任时亏空公款六七百万,要求杨士骧弥补,为保他由东抚调升的主要条件之一。无奈杨士骧无此手段,兼以资望不足,京中大老一个不敢得罪,所以凡有八行书来求差的,无不应酬,以致冗员充斥。加以迎来送往,应酬浩繁,所以不但不能为袁世凯补漏,反倒又亏了三四百万下去,总计不下千万之多,非派大员,无法清理,因而特命那桐署理直督,陛辞出京时,摄政王载沣即以查办李德顺及清查袁、杨亏空两事,定为那桐此去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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