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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台落日(17-1)

查办李德顺一案,比较易于措手。因为直督的绅士有绝硬的后台,南皮张、定兴鹿,有此两位做大军机的小同乡,态度不妨强硬。那桐只须顺应舆情,张、鹿两人自然会在朝中呼应支持,不会有何难处。

在李德顺来说,杨士骧一死,倒是个机会。原来他跟人表示,营私所得,杨士骧得十分之四,他跟吕海寰各得十分之三,此时大放空气,一股脑都推到杨士骧身上,又说买南关的地皮,亦是杨士骧所授意,希望一建总站,那里的地皮涨价,便好用来弥补前后两任的亏空。

这是死无对证的说法,设词颇为巧妙,只是没有人肯信。而且同情杨士骧的人很多,说他死在两个人手里,清理财政的监官一到,袁世凯的巨额亏空势必揭露,不能不急,李德顺无法弥补,大负委任,不能不气。所以,他是为袁世凯急死,为李德顺气死的,后者便是罪魁祸首。因而有人戏拟了一通讣闻,登在报上:“不肖李德顺罪孽深重,不自秘密,祸延显者连呼府君,痛于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未时,凶终外寝。”

杨士骧字莲甫,为他以所加的官衔,极尽讽刺之能事,是“诰授庸禄大夫,晋授光落大夫,历任通融、蚀利布政使、三懂巡抚、蚀地总督、赔洋大臣”。此为“诰授荣禄大夫、晋授光禄大夫、历任通永道、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谐音。此外还有“气煞将军、一等京调子、运动巴图鲁、督带新钻营、麻将场跑马、御赐福寿膏、醉八仙、欢乐如意”等等衔头,拿他的做官为人,以及唱京戏、抽大烟、打麻将等等嗜好,嘲笑一番。

尽管舆论对李德顺十分不利,张之洞与鹿传霖所支持的直隶士绅,态度十分激烈,但那桐却不能如端方处置杨崇伊那样,采取可以大快人心的严峻措施。这因为一方面牵涉到吕海寰,另一方面又以李德顺的活动,德国公使跟贝勒载洵,都对那桐有所关说,使他不能不放松一步。

就在这时候,从天津到北京有个甚嚣尘上的传说,那桐会在北洋大臣行辕中一直住下去,而端方则将内调入军机。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但只是有此一议而已。想援引端方入军机是张之洞的希望,原来他在湖北亦颇有亏空,保陈夔龙当鄂督,用意与袁世凯保杨士骧当督相同。清理财政上谕一颁,陈夔龙的处境比杨士骧亦好不了多少,但张之洞却不能如袁世凯那样轻松,因为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下了台的,反正事已如此,急也无用,索性不管,看庆王奕劻如何去铺排。倘或逼得急了,将用了北洋银子的亲贵重臣,列一张名单出来,说要送报馆发布,自有人出来替他料理其事。

现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可就不同了。万一纸包不住火,言官参劾,报纸攻击,四十年清誉,付之流水,何能心甘?所以张之洞在上年十一月一奉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之命,立即奏调湖北提学使高凌霸到京,专办借洋债之事。到得这年四月,方始定议,由英、法、德三国银行,合借五百五十万镑,年息五厘,九五折扣,二十五年为期,而预计铁路完成后,十年即可还清。

这一来,张之洞可以松一口气了。借到这笔巨款,好歹先还了亏空,等开工以后,由陈夔龙再在别项公款中移东补西,陆续弥补,可保无事。那知合同已经初签,送到外务部复核,并已定期签约拨款时,忽然出了岔子,美国公使提出一件照会,说外务部曾经许诺,川汉筑路可借美款,请求通融加入。这是一个误会,据理而驳,本可无事,谁知美国银行家在伦敦已经跟英、法、德合组的此一财团,取得协议,川汉路借款,改为四国同借,要求粤汉铁路的借款,亦比照办理。正在磋商之际,俄国又借口汉口的茶务,跟俄国的利益有关,要求分认借款。

枝节横生,不知什么时候始可定议。张之洞又气又急,右胁起了个痞块,而且作痛,医生说是肝病,不理它将会蔓延入胃。

虽在病中,张之洞仍旧挣扎着入直,端、那互调之说,即起于此时。张之洞与端方的交情很深,也知道端方在两江的亏空亦不少,心里打算着能将他引入军机,就可彼此遮盖,两俱无事。可是奕劻不同意调动直督,因为杨士琦与袁克定一再要求,如果端方督直,他跟袁世凯是换帖兄弟,必得设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倘或换了那桐就很难说了。

这一来,张之洞更难安心养病。而不如意事又纷至沓来,第一件是陕甘总督升允,反对宪政,奏请进京面陈,摄政王不许,说是有意见尽可电奏,于是升允奏请开缺。电文说:“臣中西学问,非全无知,惟近患心疾,五官均失其用。新政方兴,旧疾日增。”似嘲似讽,惹得摄政王大动肝火,他说:“出语不逊,几近负气。”准予开缺。张之洞便劝摄政王,说他出语虽过当,到底是满员中的正派人,所请宜乎不准。但以奕劻素来不满升允,结果还是开了缺,张之洞自然不高兴。

再有件事是亲贵典兵,亦久为张之洞所不满,先是成立警卫军,命郡王衔贝勒载涛,贝勒毓朗专司训练,继而要重办海军,以郡王衔贝勒载洵及广东水师提督萨振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最后准备成立军咨府,作为陆军大元帅的幕僚机构,先设军咨处,改派载涛管理,而以奕劻的次子、八大胡同的豪客镇国将军载搜,办理禁警军训练事宜。

这一下,张之洞觉得不能不尽其三朝老臣的直谏之忱了,拿着军咨处所拟的一道上谕,去见摄政王载沣。

“摄政王,这道上谕,之洞以为不妥。”

载沣将上谕看了一遍,困惑的问:“没有什么不妥啊!你说,那里不妥?”

“从头到尾皆不妥。”张之洞捧着上谕,一面看,一面说:“‘宪法大纲内载,统帅陆海军之权,操之自上’,是故皇上为‘大清国统帅陆海军大元帅’。这个说法,似是而非,皇上为君,元帅为臣,胡可混为一谈?前朝武宗自称‘镇国公总兵’,贻笑后世,可为殷鉴。”

“这是君主立宪的规矩,日本就是这样的。”

“国情不同,何必全抄他人成规?即如李鸿章在日本遇刺,日后亲制绷带以赐,这在中国就是件越礼而不可行之事。”

载沣语塞,姑且宕开一笔:“你再说,还有什么不妥?”

“九年实行宪政,应办的大政甚多。立宪的本意既在收拾民心,自然应该急民之急,如今亟亟乎伸张君权,无异授人以柄,革命党作乱,更有借口。而况新练陆军三十六镇,成军的不足四分之一,筹办海军,更是遥遥无期,实不必于此时宣示军权操之于上,徒然引起百姓的猜疑!”。

“你说,百姓会有什么猜疑?”

“猜疑朝廷练兵,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这话,”载沣有些着恼了:“毫无根据的胡猜。”

“之洞亦知朝廷决无此意,可是阛阓小民,难窥庙堂,以为练兵如果对外,便应重用将才。如今陆海军的统制权,何以都握在亲贵手中,令人百思不解。”张之洞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了:“洵涛两贝勒,智慧过人,然而世无生而知之之事!之洞自当翰林时起,就讲求练兵、筹饷、器械等等,及至受命督粤,中法战争,乃是亲历。后来移调江汉,无一日不讲求坚甲利兵之道,躬率而行三十年,于军事一道尚不敢谓有心得。如今洵涛两贝勒还是应该在上书房读书的年纪,镇国将军载搜识字无多,亦竟能总领师干,所凭借者何?之洞窃所未喻!”

这一番侃侃而谈,将个摄政王载沣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不得下台。想狠狠的驳他一两句却实在想不出话。这样僵持了一会,越想越恼,越想越羞,终于成怒了。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最好少管。”

张之洞愣住了,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摄政王,竟说出这等幼稚无知的话来,夫复何言?

事实上也无法作何言语了!因为右胁突然作痛,痛得额上流黄豆大的汗珠。载沣倒有些不忍,命太监将他扶了出去,用软椅抬到隆宗门外,坐轿回家就躺下了。

一连两天未曾入值,他的姐夫鹿传霖来看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直隶的士绅认为吕海寰非去不可,而庆王奕劻打算保徐世昌兼办,摄政王已经同意了。

这话不知道还好,一知道他又忍不住要争了。因为徐世昌虽是天津人,但地方上感情并不好,而且,一则徐世昌自奉甚俭,而挥霍公款是有名的。当东三省总督,带了两千万银子去,连同原有的库存,不下三千万之多,在沈阳大兴土木,踵事增华,不上几年工夫,花得光光。如今兼了津浦路的总办,作风不改,路成无日。再则,徐世昌跟袁世凯的关系太深,定会借津浦路工款不敷的说法,与张镇芳商量着在盐斤上加价,为袁世凯弥补亏空。这一来岂非要激起民变?

因此,下一天力疾入宫,一到便请摄政王召见,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象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不得了,不得了!”载沣大惊:“快传御医!快,快,把张中堂抬到军机处!”

于是太监七手八脚地将张之洞寺到军机处,躺在藤椅上,面如金纸,气息奄奄,右胁连胃脘痛不可当,要用烫滚的热手巾敷覆,才比较好过些。

这天是六月初四,张之洞就此病倒了。第一次请假五天,到了初九,续假五天,以后又续假两次,每次十天。转眼匝月,病势仍无起色,再奏请续假时,奉到上谕:张之洞因病续假,朝廷实深廑念,着再赏假二十日,假满即行销假,照常入值。

病中的张之洞,牢骚特多,自道呕色之因,是摄政王那句“有兵在”乃是“亡国之言”。从来施政未惬民心或官吏措施失当,以到激起民变,总是以安抚为先,而事后追究责任,亦一定申复申诫,务须防患未然。

再深一层看,即令是称兵造反,亦必先剿后抚,或者剿抚兼施,从无明见民变将起,悍然不顾,竟打算着勒兵观变,这是自绝于民,不亡何待?

这话传到摄政王耳中,自己也觉得失言了。但不想这一句话,竟会将七十三岁的三朝老臣气得吐血,未免内疚。所以一再派人去探望张之洞,送人参、送西洋补药,情意殷厚,这对张之洞自然是安慰,但不能治他的心病,亦就无补于他的沉疴。

他的第一桩心病,即是在湖北的亏空。三国大借款由于美国的插手,“功败垂成”,而夜长毕竟梦多,舆论无不反对借洋债以修路,即使美国退出,三国借款一时亦无法订约。看来只好听天由命了。

再一桩他不甘心的是,呕血相争,仍不能挽回摄政王的意志,津浦路总办,仍由徐世昌兼领。吕海寰丢了差使,李德顺革职永不叙用,他的女婿永祺除革职外,还要充军。“祸延显者”,杨士骧既失知人之明,难辞滥保之咎,“着撤消太子少保衔”。

有杨士骧这样的大官,自然而然会令人想到袁世凯、岑春煊这些能驾驭属吏的督抚。载涛就一再在摄政王面前进言,鼓吹袁、岑复起。载沣知道,起用袁世凯,阻力甚多,首先隆裕太后的那一关就通不过,复召岑春煊,却可以考虑。

因而有个传说,摄政王打算让岑春煊重回邮传部,将徐世昌调为湖广总督。此讯一传,邮传部奔走相告,宛如大祸临头,尤其铁路总局从梁士诒以次,无不大起恐慌。岑春煊未到任就撵走了朱宝奎的记忆,令人不寒而栗!最糟糕的是岑春煊全不念两广大同乡之谊,对广东绅士的成见特深。这个传说,如果成为事实,铁路总局的那班广东人,都觉得非卷铺盖不可了。

幸好活动的路子多得很。摄政王的太福晋,近来受北府总管的怂恿,很招揽闲事,所以通过载洵的关系,送上交通银行一份十万银子的存折,岑春煊复起的传说,很快地就平息了。

※ ※ ※

端方是在张之洞病假不久到京的,此行满载而归,为他运碑版古董的专车,有六个车厢之多。六朝古迹,他都走到了,有一对陈后主还是李后主的刻花石井栏,据说亦在他的专车中。

宫门请安,谒见摄政,拜访军机之余,端方特为抽了大半天的工夫,去探张之洞的病,一半是谈一件得意之事。当然,这件得意之事也是张之洞所乐闻,而且志同道合在协力进行的——收购私人藏书,设置官立图书馆。

※ ※ ※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丁未政潮”正在酝酿时,中国损失了一批价值无可估计的古书。

自洪杨以后,海内藏书,盛称四大家: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陆氏后起,但有居上之势。

皕宋楼楼主名叫陆心源,字刚父,很会做官,也很会经营,当广东南韶兵备道时,便已开始藏书,积得有一百箱。居乡六年复起当福建盐运使,被参革职,而宦囊已颇丰盈,因而大收古书,以上海郁氏宜稼堂的精椠为基本,数年之间,蔚然成家。在洪杨以前,收藏宋版书的巨擘是苏州黄丕烈,字荛圃,他的藏书斋名甚多:士礼居、读未见书斋、陶陶居、百宋一廛。陆心源题名皕家楼,即表示所藏宋刻,多于“百宋一廛”一倍。其实不然!陆心源的藏书,多少有沽名积财的意味在内,在藏书家之中品格不高,所玩的花样,亦不免让通人齿冷。

陆心源一死,他的儿子陆树藩不能世守其业,同时亦不知道他父亲藏书的内容,动辄跟人夸耀:“守先阁中宋元旧刻甚多”。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陆氏的藏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藏于守先阁,一部分藏于皕宋楼及十万卷楼。守先阁的藏书曾经陈明浙江巡抚,转奏朝廷,归之于公,而所藏之书,都是明朝以后的刻本及普通的钞本。他所以这样做,是用来掩护他的皕宋楼的旧刻精钞。至于所谓十万卷楼,有其楼无其书;在皕宋楼的藏书上加钤印记而已。

大概在光绪三十一、二年之间,有个日本人叫岛田翰,是个汉学家,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撰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堪》、《访余录》等书,对中国藏书聚散的源流,了如指掌。此时看中了陆氏藏书,几次登皕宋楼去细心检读,认为如果能得这批书籍,足补日本藏书之阙。因为日本藏书,群经诸子,大致齐备,史、集两部,则嫌缺略,而皕宋楼所藏,恰好以此两部为多。

于是岛田翰便找陆树藩谈判。此人捐班出身,由于国子监征书,陆心源送了旧钞旧刻一百五十种,总计两千四百余卷,因而陆树藩得以蒙赏国子监学正的衔头。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不会守先世之书,更不会知道为国家保存典籍。他只知道宋版书值钱,当时索价五十万圆,后来自动减为三十五万,再减为二十五万。岛田翰接头好了卖主,赶回日本去找买主。

有个日本的男爵岩崎弥之助,是三菱系的财阀,亦是日本有名的藏书家,岛田翰找买主自然找他。于是岩崎委托日本史学会会长重野成斋,在上海跟陆树藩谈判,终于十万银圆成交。这是四月里的事,半年以后,皕宋楼、十万卷楼、连守先阁的藏书,由日本邮船运到东京,归入岩崎的“静嘉堂文库”。

消息传出,士林大哗,笃学好古之士,为之痛哭流涕的,大有人在。端方向来以保存国粹自命,更为难过。因此在风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亦有出售之说以后,立即请在南京作客的编修缪荃孙,接洽归公,同时就龙幡里惜阴书院原址,改设为江南图书馆,所藏除八千卷楼藏书以外,还有宁波范氏天一阁,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善本。当然,端方私人也收藏了好些精椠,加以江南士林的称颂,真是做了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这件好事,张之洞也早就想做了。他在光绪二十九年进京修学制时,便有创设京师图书馆之议,后来因为回任鄂督而终止。内调入京,以大学士管学部,旧事重提,一直在规划,首先看中了热河文津阁所藏,唯一完整的一部四库全书,此外避暑山庄各殿所置的书籍亦不少,加上内阁大库的藏书,亦可以粗具规模了。但总觉得以首善之区的图书馆,应该是系四海观听的学术渊蔽,如果庋藏不如民间私人之精且富,未免说不过去。及至陆氏藏书,舶载而东,张之洞的想法与端方不约而同,正宜趁此时机将私家藏书,价购归公。端方近水楼台,先取得了八千卷楼所藏,张之洞能打主意的,就只剩下三处了。

一处是山东聊城杨氏的海源阁。一提到此,有人拿了本《老残游记》给他看,上面有作者刘鹗写的一首诗:“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再看“游记”中的描写,心便冷了。

《老残游记》中有一段,记他在东昌府向书房掌柜打听海源阁,书房掌柜回答他说:“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怎么不知道呢?只是这柳小惠柳大人早已去世,他们少爷叫柳凤仪。听说他家书多得很,都是用大板箱装着,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堆在个大楼上,永远没有人去问它。”老残“又住了两天,方知柳家书确系关锁在大箱子里,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闷闷不乐,所以题了上面那一首诗。

所说的柳家巷就是杨家,柳小惠实为杨绍和,而柳凤仪则为杨凤阿。杨绍和之父以增,亦非漕运总督,而是河南总督,宦囊所入,大部分用来买书。清初季沧苇、钱遵王,以及道光年间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四家藏书,大都归于杨以增,特建“海源阁”庋藏。

杨绍和能继父业,机会亦很好,辛酉政变怡亲王载垣赐自尽,府中流出来的书很多,潘祖寅、翁同龢与张佩伦的岳父朱学勤,几乎无日不在琉璃厂搜觅,但精秘之本,却多为杨绍和所得。

张之洞也听说过,杨氏父子对藏书颇为珍秘,当今名士中只有胶州柯绍忞、苏州江标曾经登阁涉猎,但杨绍和已经下世,或者杨凤阿愿意出让藏书亦未可知。再一打听,方知无望。愿来杨凤阿是个任性而乖僻的绔袴,他的笑话很多。臂如不会骑马而爱骏马,曾花二百两银子,买一匹名驹,看善骑的仆人得意驰骋以为乐。他是举人,捐了内阁中书在京当差,日常无事,喜欢请客,有一天买到四只官窑瓷碗,自更要请客鉴赏。及至入席,便用这些名碟供馔,周而复始,不下十余次之多,他有个同乡便开玩笑,说:“此碗未免偏劳”。因此京城里遇到偏劳之事,称为“杨凤阿的碗”。又有一次,年下手头紧又拿一串奇南香朝珠,命听差去变卖,一时找不到买主,杨凤阿一气,说是“不要了!”将那串价值千金的朝珠,送了给听差。是这样毫不在乎的脾气,除非等米下锅,不会卖书。

再有个原因是,江标对海源阁的珍藏,由羡生妬,在一篇题跋中说:“昔之连车而北者,安知不拥载而南?”意思是说如果他发了大财,一样也能将杨以增从江南买去的书,再买回江南。杨凤阿看到这篇文章,大为恼怒,从此重门深锁,拒客更甚。是这样一种宁饱蠹鱼,勿失手泽的殉书态度,当然打不上什么主意了。

至于宁波天一阁的藏书,自明朝嘉靖年间,至今三百年,世守不失,由于范氏子孙自律的禁例甚严,阁门及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孙齐集不开锁,阁中藏书不准下楼梯,亦不晒书,用芸叶、石英保持干燥。子孙无故开门入阁,罚不与祭一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罚不与祭一年;擅自将书借出,罚不与祭三年,如果盗卖书籍,逐出宗祠。

这样,剩下来唯一可商量的,只有常熟的铁琴铜剑楼了。为此,张之洞亲自写信给端方,谆谆相托。这就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志在必得了!因为袁世凯被逐,奕劻势力渐弱,端方颇有岌岌之感,张之洞即令与童贵不甚投机,毕竟是三朝元老,庙堂之上,颇受优礼。若说要保全一个人,只要肯出死力相争,摄政王亦不能不做让步。端方在想,能将这件事办成了,不但可显他做督抚的本事,而且必蒙张之洞激赏,结一个有力的奥援,正是他今天所最需要的。

端方为人似雅而俗,而且俗不可耐。雅事俗办无非威胁利诱,不过这趟他却办对了,主要找对了一个人。

本来端方门下,专有一个替他经理金石碑板、书籍字画的清客,名叫杨惺吾。此人眼力甚高,精通目录学,端方的收藏,大部分有他的题跋。但物以类聚,有巧取豪夺的居停,便有诡谲奸诈的门客。杨惺吾的品行甚坏,作伪的本事亦很大。端方心想,如果请他到常熟去谈判,人家一看就怕了,敬鬼神而远之,一定谈不拢。

因此,端方找的是常熟的名士曾朴,字孟朴,是世家子弟,会试不第,进北京同文馆读书,专攻法文,但跟一般学洋务的人不同,不愿以精通外文作为猎取好差使的手段,而迷上了法国文学。又写过一部轰动一时的《孽海花》,所以在江南提到曾孟朴,知道的人极多。

这是个所谓“新派人物”,见解自不会囿于一隅之地,赞成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公诸国人,认为由京师图书馆典藏,比私人贮存,更能垂诸久远,所以慨然接受了端方的委托。

铁琴铜剑楼在常熟的菰里,主人姓瞿,传书已经四代,如今楼主叫瞿启甲,字良士,年纪很轻,但很能干。他答复曾朴说,此事必须先向叶昌炽请教。

叶昌炽的目录学,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又是翰林前辈,因此在苏州对于保护乡邦文物,说话很有力量。端方见此光景,先发制人,打了个密电给叶昌炽,托他代为向瞿启甲相劝,随后又说,新正初七到苏州,约他面晤。

不过,常熟的士绅,见解与曾朴不同,想维持“南瞿北杨”这一美名亦大有人在。这种情势亦在端方估计之中,他略施“敲山震虎”小计,下个札子,说风闻东来书贾,垂涎瞿氏藏书,妄思铁琴铜剑楼可为皕宋楼之续,责成地方官加以保护。于是苏州知府、常熟县官,都派差役到菰里明查暗访,甚至登门盘问,这一来,首先瞿家就起了恐慌,其余持异议的士绅怕惹来“勾结东贾”的嫌疑,亦就不敢多事了。

不过,不反对并不表示赞成,就算瞿家肯出让藏书,亦得有相当条件。所以居间的人,辛苦奔走,一时也还不能有成议。端方却有些忍不住了,因为德宗梓宫定于三月十二自观德殿奉移西陵梁格庄,各国都派特使来华送殡,端方亦已奏准,到京恭送,成行在即,希望此事有个着落,到京见了管学部的大学士张之洞,得有圆满的交代。因此,对于瞿启甲及常熟的士绅,不断催促,态度相当恶劣。曾朴不想端方行径,近乎无赖,很懊悔多管了闲事,但亦不容他抽身,只能打定这样的主意:瞿氏藏书归公一事,仍须贯彻初意,不过不能让瞿家吃亏,亦不能让端方巧取豪夺。将来细节方面,要好好磋商。

瞿启甲与常熟的士绅,都觉得这个宗旨不错,于是打电报通知了已经到京的端方。

隔了两天,端方回常熟士绅一个公电:“瞿氏藏书归公,俟京师图书馆成立,当赞成。与学部诸君同阅来电欢喜赞叹,莫可名言!图书馆在净业湖上,月内即可入奏,先此电谢。”

这个电报,语气颇有暧昧之处,细心寻绎,才发现端方居心叵测。“当赞成”三字之中,大有文章,仿佛瞿氏自愿以藏书归公,而他以本省长官的资格,赞成瞿氏完成这桩好事。本来是公家向瞿氏征求家藏,若肯割爱,已是很顾公家的面子,至于酬报,自然照市价计算,如今变成瞿氏自愿报效,即不能索偿,无非由端方具奏,请予奖励,即令“给价”,亦不过实值的一两成而矣!这就是端方惯使的伎俩,既是巧取,亦是豪夺。

不过端方一回了任,却一时没有工夫来管此事。因为江苏在“大闹家务”,巡抚、藩司、臬司、上海道吵作一团,最后则连端方自己亦不能不牵涉在内了。

纠纷先起于上海道蔡乃煌,欺侮江苏巡抚陈启泰。由于陈启泰在公事上诘责得严厉了些,蔡乃煌的回信,语多不逊,“横一榻乌烟,叉八圈之麻雀”,竟成丑诋。陈启泰大怒,严章参劾。向来督抚参司道,无有不准的,重则撤职,轻则查办,视情节而定。这回出了新花样,朝命江督端方查办,既查蔡乃煌,亦查陈启泰。老迈身弱的陈启泰一气成病。当端方进京时,已有奏请开缺,回湖南养病之说了。

及至端方回任,江苏藩司瑞澂因病请假,由臬司左孝同兼署。藩司衙门有个顾师爷,是瑞澂的亲信,而为陈启泰所恶。于是趁此机会逐顾而荐一姓韩的入藩幕。

瑞澂得知其事,大为恼怒,他认为自己是请假,并非开缺,巡抚何得擅易他的幕僚?于是上书江督,控诉陈启泰“专制无理”,连带也责备左孝同,指他“有意蔑视”。

这件事本来是陈启泰做得鲁莽,加以瑞澂的靠山甚硬,只等陈启泰一开缺,“指日高升”,端方当然要买他的帐,下个札子给陈启泰,要他“驱逐韩幕”。这一来,陈启泰的病势当然又重了。

那知事情还没有完,韩去而顾不至,闭门高卧,百事不管。名幕的架子向来是这样大的,而事实上又非他不可,没有他许多重要公事都不能办。于是,首府、首县再三劝驾,方将坚卧的顾师爷复起。

等这一场督抚藩臬纠缠不清的纠纷,告一段落,陈启泰一病不起,端方得要派人奏报出缺,派人署理,查查陈启泰任内有无亏空,以及重要的未了事项。这一阵忙下来,他自己奉调直隶,继杨士骧遗缺,忙着办交代,“放起身炮”,一时顾不得瞿家的藏书,但却始终未能忘情。这一次来看张之洞,是别有用心的。

“这一次交卸,别无经手未了的事件放不下心,唯独瞿氏藏书,耿耿于怀。”端方的话锋一转:“图书馆的馆址,不知道中堂定夺了没有?”

“在我是早已定夺了!”张之洞答说:“就是内务府还有意见。”

京师图书馆的馆址,是早在端方春天进京时,便已选定,在德胜门内的净业湖,亦名积水潭。京师相传有“四水镇”,东南,崇文门西泡子河;西南,宣武门西的太平湖;东北,地安门左的什刹海;西北,德胜门右的积水潭。

积水潭上有一座镇水观音庵,乾隆年间改名汇通祠。祠据高阜,四周水木清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张之洞预备在净业湖中央的洲渚上,兴建四座楼阁,庋藏四库全书,宋元精椠。学部早就将计划拟好了,只是净业湖、汇通祠是内务府管理的官产,竟还不肯放手,所以至今不曾出奏。

“以中堂的身分,莫非内务府还有异议?”

“这也很难说。陶斋,”张之洞不胜感慨地,拉长了声调说:“今非昔比罗!”

“事情是如此,没有地方就不能建馆,不建馆,常熟的书就来不了。”

“当然,当然!这件事我一定要办的,明天我就让部里拟稿出奏。”

“中堂,奏折上先别提瞿氏藏书,免得有人误会,以为有了瞿书才建馆,岂不贬低了京师图书馆的身分?”

“不错,不错!不过四库全书,天禄琳琅,那是一定要提到的。”

“当然!硕果仅存的一部,归于典藏,自足增重。”端方接着说道:“此馆之设,移中秘之书,嘉惠士林,是千载创新的盛举,非中堂之力不及此,窃愿忝附骥尾。将来瞿氏之书北来,我自然勉效绵薄,始终其事。”

“此何待言?必要借重的。”

揽事即所以揽权,只要能够经手,铁琴铜剑楼的精椠,多少可以弄到几部。端方此来目的既达,以“中堂多多静摄”为由,告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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