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建与毛泽东（1960—1966）
从“大跃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段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可能是最模糊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国当局对各种消息都采取了严密的限制措施，特别是报刊杂志等新闻出版物严禁带离中国，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由于被封锁而闭关自守，自从建国以来和西方的关系一直处于低潮，1960年年中，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也撤走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年的历史背景又极易导致“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荒唐事件的发生，当时红卫兵和那些支持毛主席的人几乎给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而且，这段时间的许多原始资料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出版。这些出版物大都是那些“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组织编印的。这就是由早先的意见不一进而造成了毛和他的那些遭到攻击的同事们之间的斗争。红卫兵组织编印这些资料，主要是为增强他们自己的“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众所周知这些资料并不可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资料来源。㊟
邓当然和毛的意见不同，当毛更关心修正主义的问题时，他们的意见分歧逐步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邓在过去也经常和毛有不同意见，但邓从没有认为这样的分歧在他们的关系中会有所发展。事实上，毛和其他领导人有冲突也有合作。这一点，庐山会议前，许多领导人包括彭德怀在内都对此深信不疑。如前所述，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就没有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这种关系能持续这么久，而且在毛去世后其影响仍不减当年。毛是领袖，邓是忠诚的部下，他们都曾相信彼此能继续共事，象他们在外事方面所做出的成就那样。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是毛由于邓没有向他汇报，受到漠视和回避而批评邓。㊟那么邓将通过改正自己的态度而作出反应。事实上，邓就是这样做的。1966年10月，邓在自我批评中承认了以前毛对他的指责，不仅对其原因承担了全部责任，而且表示他当时就已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行为：一份讲清了事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声明。㊟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毛与邓的关系极为融洽，中共中央政治局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公开把邓说成是他的副手。㊟这种对中共领导层的傲慢态度不是毛的习惯作风。㊟而且他已经有了一个正式的副手刘少奇。实际上在当时官方的排名中，邓名列第四。毛除了“放风”外，还以这种方式来考查当时的形势和人。
这种关系从1962年才开始改变，但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明显。
当“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时，毛和邓的意见分歧可能比以往更明显，但他们依然保留各自不同的意见，个人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如邓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来没有被官方媒介点名批判，只是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位于刘少奇这个第一号人物之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也准备把邓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区别开来，甚至在1966年底邓退出领导班子后，他仍坚持保留邓的党籍。㊟另一方面，这是邓不依赖毛泽东而自己在政治上独立发展的时期。中共领导班子内部关系的变化，使邓和那些与他一道发起1978年改革的人们来往得更密切。事实证明许多政策，特别是六十年代早期为克服“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的那些政策，都是后来改革的核心基础。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是批判“刘、邓”，但当时与邓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好象不是刘少奇而是彭真，邓和刘少奇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同周恩来也是这样，他总是尊周为兄长（用他自己1980年的话来说），而不是认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彭真是“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市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主要受害者。整个六十年代早期，他们携手制定出许多领域的改革方针。
重建
1960年对于中国确实是个令人震惊的年头。中央领导人不仅陷入“大跃进”失败的困境中，而且被中苏关系的破裂所困扰。农业产量下降到只有1958年3N4的水平，全国普遍遭受天旱灾和饥荒。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人口数实际下降了一千三百五十多万人，邓在八十年代回顾这一段时期称为“最困难的时期”。㊟
“大跃进”在经济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农业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严重缺乏，以农业为原材料的工业处于下降状态。据各地汇报的数字，轻工业的产值：1960年比上年下降10％，1961年比上年下降22％，1962年比上年下降8％；重工业遭受的冲击更大，1961年比上年下降41％，1962年比上年下降22％。㊟即使当时的报纸，特别是地方报纸也带有它的痕迹：标题中提到中共领导人时都直呼他们的名字而不是称姓，为的是使大家在危难中感到一种凝聚力，此外，新闻纸的质量下降得太厉害；以攻致报纸往往不能看：薄薄的吸墨水都被墨水浸透了。
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央领导面临的任务就是恢复经济。1960年下半年召开的紧急会议终于给“大跃进”划了个句号。会议决定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尽快恢复生产。经济要重新调整，用渐进主义代替跑步主义。农业被看作是经济的关键。经过重新调整的人民公社，在组织上成为合理的、易管理的单位。只是有些地方的经济状况似乎特别严重，以致集体经济完全解体，重新恢复了单一的耕作。
尽管领导班子基本是团结的，但在下一步该干什么的问题上还是意见不一致。对过去的错误，究竟是错在哪一步、原因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也不一致。1961年中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这些事，毛最初的态度认为是他的责任，“大跃进”尽管有错误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党应该把整个过程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尽管其他人还不倾向于与毛对抗，但也坚决认为象“大跃进”这样的历史悲剧今后决不应重演，应尽快把经济恢复到基本正常运行的状态。
邓起初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务实的舆论，制定一些符合实际的新的政策。他的这一设想得到毛的赞同，确实取得了成功。1961年3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在这以前邓和彭真曾在北京以北的一些公社进行过调查，所以有了准备，特别是邓提出人民公社成立得太快，没有作认真的调查和充分的准备，毛接受了他们的调查和结论，不过他仍认为他们的调查仅是中共需要学习的经验的一部分。㊟
由于毛的批准，要对政府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系列的调查，建立了几个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由中共一位主要领导人主管并负责起草有关政策文件。比如毛负责公社，薄一波负责工业，李先念负责财政，周扬和陆定一负责文化，彭真负责教育，整个过程由邓小平通过书记处来具体协调，书记处还另外建立了三个协调委员会，分别负责经济、文化、政治和法律的工作。这分别由陈云、彭真和邓本人主持。㊟
六十年代初的这些大事，在“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中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时出台的政策文件，似乎完全推翻了“大跃进”时的政策：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而不是政治；现代技术是一种新的推动力，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从外国引进；以资本为主的投资，逐步地取代了动员群众；公社要建得小一点，基层单位仍然恢复到生产队——相当于1955年后半年所建立的小合作社（大部分地区）；重新强调教育质量；重新重视农业技术。当时提出的这些想法成为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实行改革的理论基础。㊟此外，薄一波、李先念、周扬、陆定一、彭真、陈云和邓在后来改革中如他们在经济恢复初期一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邓和彭真似乎建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相结合的“智囊机构”来帮助他们调查和研究，后来在八十年代，这样的机构正式建立起来，而且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因这个机构常在北京西郊的一幢楼内开会，所以那幢楼得名为“畅观楼”，它通过纵观“大跃进”时期的所有主要文献和一系列更详细的调查，为两位中共领导准备好了关于一系列问题的报告，他们的结论是支持以计划而不是以动员为基础的政策。㊟在整个五十年代，也可以说在更早的一些时候，发动群众和“群众路线”对邓来说都是很关键的问题。也许他关注的是“群众路线”的概念，不能认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就是“群众路线”。特别在1961—1962年期间，他多次对“群众路线”的实质进行了解释，提出动员群众的方法不止一种。在经济工作中，群众运动可能是既不妥当又有碍生产。正如他在中共八大会议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执行好群众路线还需要讲究方式方法。事实上，如果要使党和人民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才不会导致对运动的厌倦。
邓在1962年1月至2月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继续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次召开的有700人参加的会议，得出了对“大跃进”的评价，决定了将来的行动计划。邓再一次强调了党的纪律、党内民主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中央工作会议没能解决造成“大跃进”问题的原因及将来发展的战略。倒是对自我批评的必要性说了不少——比如毛明显地坚持说他在去年年底作了一次正式的自我批评，邓也提交了一份中央书记处的自我批评。尽管这些领导人的观点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的极端，但他们坚持的观点确实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是一次经济性的大灾难，决不应该再发生，将来的政策应以经济为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因素（天气、苏联援助的撤走）和没有使群众充分地政治化都是很重要的，将来的成功要取决于党内整风运动和对群众的政治教育，这些就是接下来的“四清”中的首要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