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让-保尔·萨特的谈话（1974年8月—9月）

旅行

波伏瓦：我们已经谈了一下音乐、绘画和雕塑，还有另一种文化方面的事情：旅行。你作过许多次旅行。年轻时你常常梦想去旅行，有许多次你是同我一起去旅行，也有许多次我没有去。你的旅行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短途的，有些是很轻松不费劲的，有徒步的，骑自行车的，也有坐飞机的，等等。我愿意听你谈谈这些旅行。

萨特：我的一生是一系列的冒险，或者宁可说是一种冒险。我是这样看待它的。这种冒险在每一个地方都多少可以得到一点，但在巴黎很难得到。因为在巴黎你几乎不可能看到一个印地安人挽着一张弓，头上插着羽毛跳跃着。于是冒险的要求使得我去想象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旅行。这是一些有助于冒险的大洲。至于欧洲，它不能提供多少冒险的机会。这样我开始梦想我去了美洲，我在那儿同一些蛮人搏斗，结果我平安无事，把周围一大帮子人一一打倒。我经常梦想这个。小时候，我读冒险故事时，年轻的主人公坐飞机或飞船去那些我想象不到的国家，我也梦想去那儿。我想去射死黑人——那些吃人的生番，那些野蛮人，或者黄种人。

波伏瓦：这么说那时你是种族主义者了？

萨特：确切地说我不是。但他们是有色人种，而我被告知，他们进行了可怕的大屠杀、暴行、拷打，这样，我看到我从黄种人那儿勇敢地保卫了一位欧洲姑娘，她是被迫呆在中国的。这些冒险故事使我感到愉快，它们使我产生一种对整个地球的向往。我很少想到自己是个法国人。我有时想到这一点，但我也想到我是一个生活在整个地球上的人——我不说是属于地球的人——是熟悉整个地球的人。我想，将来我要去非洲或亚洲，通过这样做而占有这些地方。这整个地球世界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同“文学的作用是谈论世界”的思想相联系的。世界比地球大，但大致说来这两者是同样的东西。旅行刚好可以加强我的这些占有。我说“占有”，因为我正回忆着我是小孩的时候，现在我不会用这个词了。我想，确切地说来，这不是占有，而是一个人和他在一定时刻在某一地方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占有关系，而是这样一种关系：使大地和景物造成我从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造成我存在于此而看到的东西，并通过它们造成我的改变。

波伏瓦：总之，是体验的丰富。

萨特：对。这就是我一开始具有的关于旅行的思想，从那时起，我就是一个潜在的旅行者了。你刚认识我时……

波伏瓦：你想参观君士坦丁堡的贫民区。

萨特：是的。

波伏瓦：但你在认识我之前有过旅行吗？

萨特：没有去过国外，除了瑞士。我们去瑞士，因为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为了矿泉水的缘故必须去各种游览胜地，例如蒙特雷伊。

波伏瓦：但这并没有给你一种旅行的感觉。而是使你感到在度假。你要求乘一艘邮船去日本这事同你的旅行欲望有关系吗？

萨特：噢，当然！这艘去日本的邮船是空的，它正要出发。不是我要求去日本。实际情况是，学校的校长要挑选一名学生去日本，这学生将在日本京都一所中学任法语教师。我报了名。这在我看来是完全自然的。这是在我们已结识的时候……

波伏瓦：是的，如果你去日本，我们就会分离两年。后来没有去成你很伤心。

萨特：后来是佩隆去了，因为他们宁可要一个语言专家去教法语，我完全理解这一点。这样，我第一次旅行是我们一起去西班牙。这真让我高兴，是一次难得的乐事。这是我旅行的开始。

波伏瓦：这多亏了杰拉西。受尼赞的影响——他曾向我们提出过建议——我们本来是考虑去布列塔尼作一个比较省钱的旅行。但杰拉西说：“听着，在马德里你们可以同我一起住，这是很自在的。来吧，这并不需要花费很多钱——你们完全对付得了。”通过国境——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萨特：这使我变为一个大旅行家。一旦我通过了一个边境，我就可以通过所有的边境。因此，我成了一个大旅行家。那个边境叫什么来着？

波伏瓦：我记得我们是由菲格拉斯过去的。它不完全是边境，但我们是在这儿坐火车去的。

萨特：在那儿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次公民保护，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在菲格拉斯是那样开心。

波伏瓦：啊！我记得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虽然菲格拉斯环境很差而周围的村庄也没有可观之处——我今年又从那里经过了。我们住在一个小旅店里，非常愉快。但它完全不是你梦想的旅行。因为这个旅行是同我在一起……

萨特：噢，它的这一方面也是很好的。

波伏瓦：但这儿没有任何你希望的冒险的成分。这是一个十分节俭适度的旅行，两个年轻教师带着一点点钱的旅行。

萨特：冒险的方面是在我的梦想中。我在逐渐消除它。在我第二次旅行时它就完结了，过去了。我去了摩洛哥，我的小主人公们在那儿曾经有过那么多可怕的博斗，而我此时却完全失去了任何冒险的思想，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对我们发生。

波伏瓦：这……

萨特：我是说，旅行首先是发现城镇风景区。然后才是人们，我不了解的人们。我离开了一个我也不了解的法国，或者了解得非常少的法国。那时我还不知道布列塔尼。

波伏瓦：你对法国几乎一无所知，我也一样。

萨特：知道蓝色海岸。

波伏瓦：你还知道阿尔萨斯。

萨特：对，知道一点点。我还知道圣拉斐尔。

波伏瓦：开始那些年我们去了西班牙，后来去意大利，然后我们在法国旅行。在第二次西班牙旅行接近尾期时，我们去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然后去摩洛哥。这是我们在战前的旅行。还有希腊，所有这些给你带来什么？

萨特：首先是文化。例如，我去了雅典或罗马，罗马是尼禄和奥古斯都的城市，而雅典是苏格拉底和阿西比亚德。我们从文化的观点决定一个旅行。杰拉西住在西班牙，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招待我们。这有不同的意义。但这次旅行的实质仍是由塞雅利亚、格拉那达、阿尔汗布拉宫、斗牛戏等等决定的。事情总的说来就是这样。我想了解和发现每一件我听说过——不是在公立中学，而是通过我喜欢的作家——的事情。我不很喜欢巴雷斯，但他谈到了托利多和格林科。例如，我就应该去看一看从阅读巴雷斯的书而得到的关于格林科的东西。

波伏瓦：你有点把事情混淆了。斗牛跟一座希腊神殿或一幅图画并不相同。这是投入到这个国家、这些人群中去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也是值得重视的。

萨特：斗牛是很值得一看的。

波伏瓦：你认为一个人的旅行方式应该是“现代的”。

萨特：对。

波伏瓦：我的意思是，例如，当吉尔在格拉那达的阿尔昂拉逗留时，你认为——你是正确的——我们也应该到那个南部城镇去。

萨特：并且去看看西班牙人。

波伏瓦：看看现在的生活。我还记得在隆达你同吉尔的争论。你很恼火我们只看到属于过去的死的东西——贵族宫殿——对你说来，这城镇现在是没有生命的。你在巴塞罗那就很高兴，因为在那儿我们投入到一个密密麻麻的生命之城。

萨特：我们看到了西班牙罢工者的罢工活动。对。我还记得在塞雅利亚，桑·乔尔将军的政变。

波伏瓦：这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他第二天被捕了。

萨特：是的。但我看到这位将军在敞篷汽车上。市长把他带走了。

波伏瓦：这同你的冒险梦想有点联系。

萨特：啊，是的。这是有点冒险性的东西。

波伏瓦：但我们是没有危险的。

萨特：在那一时刻我们被这个事件所抓住。总之，我们是在同人们相接触。

波伏瓦：我们同人群一起散开。有位妇女伸出她的手喊着，“这太愚蠢了，这太愚蠢了。”国家的改变、风土的变化对你有什么意义？

萨特：斗牛和类似的东西不仅仅是文化的。它们是比街上一个简单的集会或我在那儿可以看到的一个偶然事件更神秘、更坚固的东西。它们形成了对这个国家许多方面的一种综合。我们不得不去反思斗牛这种活动，以便发现它的意义。

波伏瓦：还有风土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吃喝中感受不同的味道。

萨特：当然。在意大利我就想到意大利的糕点。我们对这谈得很多。我甚至还就这个写了文章。

波伏瓦：是的。我记得你把热那亚的宫殿同意大利糕点的味道和颜色相比较。我记得，在伦敦你也试图去搞一个构成伦敦的综合体。显然，这是太匆忙了一点……但你试图去把握这个整体。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就我说来，我总是想去观看，观看一切。而你觉得最好的事情是，例如，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气氛之中。什么都不做，坐在广场上吸自己的烟斗。你看到几个特大教堂时，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握西班牙的。

萨特：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波伏瓦：现在它多少也是我的观点。

萨特：是的，确实是这样。我想在佐科多维尔广场抽着烟斗，这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

波伏瓦：例如，在佛罗伦萨——当时我真是着了迷，我是一个糟糕的旅行者。在佛罗伦萨，在两点左右吃了午饭后，直到五点以前你都不外出。你在学德语，因为过年后你要去柏林。但我出去了。我至少要参观四五个教堂，看许多图画、许多东西——我一直不停脚。你仍然乐于进行这种你称为文化旅行的旅行。但有一个尺度我们没有谈到：所有这些旅行仍然具有一种政治的尺度。

萨特：噢，那时这是不明确的。

波伏瓦：是很模糊。但我们仍然意识到那种气氛。对西班牙的旅行是这个共和国，共和国的建立。对意大利的旅行从反面讲是法西斯主义。德国，你在那儿呆过，也是我们一起旅行的地方，是纳粹主义。而在希腊，这是米塔泽斯。我们对政治不是感受得很多，但它对我们毕竟存在。

萨特：是的，它存在。我们在一个街角遇到一位市民，他跟我们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有时这的确可以导致巨大的纷争。我首先是在意大利感到它。法西斯主义确实是非常强烈的现实。我记得有一天夜晚在纳沃纳广场，我们坐着，沉入梦想，突然来了两个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带着他们那种小帽，他们盘问我们在干什么，声色俱厉地要我们回旅馆去。我们在街角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法西斯分子。

波伏瓦：我也记得在威尼斯，我们看到德国人的褐衫。我们觉得这非常讨厌。这一切都很使人讨厌，特别是你想到第二年就要到德国去。

萨特：是的，我仍然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那些褐衫。我们也感受到了米塔泽斯的存在。但因为缺乏信息，对他的意图不怎么了解。我们不太担心他。

波伏瓦：我还记得我们在诺普利亚看到的一座监狱。我们见到一个希腊人，他对我们说：“所有的希腊共产党员都关在这儿。”说话的口气很是得意。而这是一个监狱。周围长满了仙人掌。在你的记忆中，那时最能触动你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去意大利有两次。

萨特：对的，是两次。去西班牙也是两次。

波伏瓦：我们觉得西班牙较活跃些。

萨特：法西斯主义者使意大利变得僵硬、造作，成了尴尬之地。先前的价值消失了或在一段时间内被放到一边。这样，意大利人看来又对我们抱有敌视态度。因为他们联合在法西斯主义周围，我们不喜欢他们，他们也不喜欢我们。我们没有同城镇或乡村的人们多接触。到处都有法西斯主义的枷锁。

波伏瓦：你对那些较早的旅行还记得什么？

萨特：它们使我欣喜若狂，这是确实的。它们给我打开又一个尺度。我感到有另一个尺度，一个外面的尺度，一个在这世界之中的尺度。法国变成一个缩小了的圈地。

波伏瓦：对，它再不是绝对的中心。我想，你对摩洛哥的旅行也是印象极深。

萨特：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价值。这儿有利奥泰的后代，还有苏丹……一般说来，我们法国人同别的法国人交往。我们不住在阿拉伯人的镇上。

波伏瓦：我们有校长时间同外界中断了联系。例如在费兹，我们除了睡觉很少离开阿拉伯的城镇。

萨特：在费兹我病倒了吧？

波伏瓦：是的。

萨特：那时发生了什么事？

波伏瓦：嗯，我们吃了一顿地方风味的饭，吃得很不错，我们临走时说，“真奇怪，我们竟吃了四道甚至六道菜。这应该是难以消化的，我们本应该感到难受，但我们完全没有不好的感觉。”我们甚至还为这事找原因，说道，“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喝葡萄酒——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吃面包。”回来后你躺下了，得了肝病，在床上躺了三天。

萨特：我记得这事。

波伏瓦：你还记得别的你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吗？

萨特：我们同博斯特一起在希腊旅行。这次旅行非常令人愉快。我们常在野外睡觉——例如，在德洛斯。我们在一个岛上观看了一场希腊拳击和朱迪表演。

波伏瓦：我想你指的是在赛拉。

萨特：是在赛拉，然后在希腊乡村，我们常在野外睡。

波伏瓦：嗯，我记得是每隔一天到野外睡一次，没有帐篷，什么都没有。

特别是在那个靠近斯巴达的很美丽的小镇上，在一些带着壁画的拜占庭式的教堂里。我们在一个教堂里睡，早上醒来时，周围围满了农民。看，都是我在谈；这本应该是你谈的。

萨特：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共同谈——这是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段时间。总的说来，这些旅行没有节外生枝。我们平静安宁地活动着。我们站在局外看人们。这些旅行有点像巴黎资产阶级的游览，但当我们到了乡村时，就不是这样了。例如，我们在野外睡觉。

波伏瓦：是的，因为我们没有钱。

萨特：人们能感受这一点，而这立即使我们较接近工人阶级的领域。

波伏瓦：但我们由于不懂语言往往与外界隔离。确实，只有在西班牙，我们才有一个属于这个国家的人为我们当向导，给我们讲故事，告诉咖啡店在哪里，指出瓦尔·英克兰。我们第一次在西班牙旅行就是这样的。

萨特：这多亏了杰拉西。在意大利事情要好办些，我正开始学意大利语。

波伏瓦：是的，我们可以设法对付，但我们没有任何真正的谈话。我们既没有同知识分子往来，也没有同政治家见面，当然我们是不会同法西斯主义者往来的。后来，在美国是什么情况？这里有另一种东西。

萨特：对。可以说这是第三种旅行。第一种——我从没有实现过——冒险的旅行。再就是适合于我们状况的旅行，文化旅行，我们进行了多次。然后，由于从1945年起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开始了一种不是严格意义上政治的而是一定程度上政治的旅行。就是说，在这种旅行中，无论这个国家可能是什么样，我们都试图在政治的水平上去理解它。

波伏瓦：在旅行中我们再不是孤独的旅行者，我们同那个国家的人们接触。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谈谈去美国的旅行吧。

萨特：美国——我们平时想得比较多……一开始，我是一个小孩时，尼克·卡特尔和布法罗·比尔这一些人给我显示了某种美国的形象，后来电影上面又进一步给我显示了这种形象。我们读了那些现代著名小说，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的。

波伏瓦：还有爵士音乐。噢，我们谈到你对音乐的爱好时没有提及它。爵士乐对你是很有影响的。

萨特：是的。

波伏瓦：这是你第一次同一群人旅行。不是同一群旅行者，而是同一群记者。而且你是同一个特别的代表团进行这次旅行——你们要写文章。你为《费加罗报》写文章。可以说你是作为一个记者进行这次旅行的。

萨特：对，我开始体验到记者的工作。他应该习惯于报道。安德烈·维奥利斯同我们在一起。

波伏瓦：这不是你第一次坐飞机吧？

萨特：不，是第一次。我是乘一架战斗机，由一个战斗机飞行员驾驶。

波伏瓦：这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完全不怕吗？

萨特：在起飞和着陆时完全不怕。在飞行中我有点心神不安，但不是很紧张。这对我没有很大影响。美国人让我们使用这架飞机，这飞机载着我们跑遍了美国，我不怎么感到害怕。

波伏瓦：这种旅行有什么不同的尺度？

萨特：对我说来，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旅行。通常的旅行——是坐火车进行的；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而坐飞机飞越海洋却有极大的不同。这跟一种普通的通过边境的旅行性质完全不同。而且美国海关人员的粗暴态度也无法同欧洲多数国家自由轻松的过境方式相比。

波伏瓦：但你们是一个被邀请的团体，他们对你们不宽容些吗？

萨特：不宽容。他们逐一检查我们的提包，照例问了所有那些问题。

波伏瓦：这次旅行有什么特点？

萨特：这个旅行是有人陪伴的。不仅仅是有飞机送我们七个人旅行，而且这事是由作战部负责的。

波伏瓦：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向你们显示美国的战争成就？

萨特：就我说来，我一点也不关心美国的战争成就。我希望看到的是美国。

波伏瓦：当然是这样。

萨特：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给我们显示了整个美国，其次当然也有战争成就。

波伏瓦：他们给你们显示了什么战争成就？

萨特：例如，一家军工厂。

波伏瓦：这样，在这个旅行中你原则上看到的是一个活跃的国家，一个在运动中的国家。

萨特：原则上，因为我看到罗斯福的增值税，而从战争的观点看，它并不特别重要。

波伏瓦：是的，但这是经济知识。它再不是像较早的旅行那样只是一个图画、纪念馆或风景的问题。

萨特，在纽约时他们带我们到一个放映室，放映了一部很长的美国影片，放了好几天，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拍摄的，我们以前都没有看过的。这是一种类似文化的东西。

波伏瓦：这应该很激动人心。

萨特：是很激动人心。

波伏瓦：在纽约你住在什么地方？

萨特：住在普拉扎。

波伏瓦：你们去的时候受到很好的接待吗？

萨特：我们是在晚上到达纽约的，晚上十点，没有人会预料我们那时到达。我们通过海关时没有人预先给海关打招呼，他们对我们大作威福。他们把行李还给我们后要我们去一个大接待室角落里坐着。我们七个人，夜里十点，没有灯光，挨着我们的行李坐着——我们的行李不多，每人只有一个箱子——我们等着。最后我们这一伙人中负责的，觉得应该去尽一点责任，说道，“我去打个电话。”他手头有一个在巴黎时被给的电话号码。他打了电话，接待者得知我们这次漫长艰难的飞行时既高兴又惊奇地表示了对他的欢迎，因为他们没有料到这天晚上会有飞机来。

波伏瓦：是的，这确实有点混乱。

萨特：这事发生在我们到达纽约的那个特别的夜晚，本来我们也可以在另一天到达的。正因为是在这一天到达，所以没有一个人接待我们。他们马上派了汽车来飞机场接我们去纽约。汽车送我们进了市区。我们离开飞机场开向旅馆时，经过了一些非常拥挤的街道。夜里十点半钟人还这么多。到处五光十色，商店里灯火辉煌。夜深时灯火要少一些，但通夜不灭。我记得我很惊奇，坐在汽车里，看着明亮的商店开着门，店里人正在忙着——这是理发店——已是深夜十一点了。在夜里十一点你还可以理发、洗脸或刮胡子。这个城市使我惊讶不已，因为我看到的主要是阴影。这些阴影忽而在商店下面，忽而在商店上面，巨大的阴影。这是我第二天看到的摩天大楼的阴影。我们是星期六到达的。

波伏瓦：你觉得这旅馆是非常奢华的吧？

萨特：旅馆。……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景象是从一个转门出来的一群白发妇女，她们穿着袒胸露颈的夜礼服。还有穿夜礼服的男人。这也许是某个喜庆日或别的什么。

波伏瓦：他们通常都是这样的。这不是喜庆日……

萨特：人们由于这种那种原因聚会，他们穿着夜礼服。我在这儿好像重新发现了和平：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战争时期。

波伏瓦：我们通常住的旅馆都不是很豪华的，你不觉得普拉扎是奢华得有点惊人吗？

萨特：没有这种感觉。但我们第二天早上有一顿极好的早餐。这使我联想起我们在伦敦的早餐——那是很简朴的，当然，也是很不错的。

波伏瓦：对，但和美国相比，法国是太穷了，这不使人吃惊吗？

萨特：对我说来，这只是意味着美国是远离战争的。这个国家没有被侵略。

波伏瓦：这是真的。主要是因为这一点。而法国是处在一种可怕的贫困状况中。那时我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我因这两个国家的富有而吃惊。那么，在纽约也该有同样的印象！

萨特：是的。但事实上这并不特别刺激我。

波伏瓦：你对我说过你的衣服的故事。

萨特：有这回事。第二天，接待我们的那个部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带我们去商店，特别是让我们买夹克和裤子。我买了一条条纹裤。

波伏瓦：你也为我买了一套样式考究的衣服。

萨特：是的。三天后我也有了一套衣服。我就穿这衣服。我已经有一件伐木者穿的夹克衫。

波伏瓦：是的，质量很差。卡蒂埃-布雷松给你拍了张穿这衣服的照片。第二天你接触纽约的印象如何？

萨特：一开始他们让我们随便沿着第五大街散步。我记得这是星期天。我同我们这一伙人一起出去的。

波伏瓦：你们并不总是呆在一起吧，你们七个人？

萨特：对，但第一天，所有的人都在一起沿着第五大街散步。早上我们看到人们走进一个教堂。这条大街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而我后来更喜欢另一些大街——第六大街、第七大街，还有鲍厄里大街和第三大街。我开始找到我去这些地方的道路——这是很容易寻找的！而我完全着了迷。我们都是五六十岁，就是说，都是中年以上的年纪。

波伏瓦：你们住的普拉扎紧挨着中心公园，你们在那儿吃饭吗？

萨特：我们常被请去吃午饭或晚饭。

波伏瓦：我想，就你见到的人说来，这次旅行跟我们其它的旅行有很大的不同。

萨特：对。确切地说，我见到的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我见到的都是作战部的人——例如，在收音机里讲话的人。他们对法国讲话，对英国讲话。

波伏瓦：那儿有法国人吗？

萨特：有，还有英国人。

波伏瓦：你想必会见到一些美国人。

萨特：是的，当然。

波伏瓦：你逐渐了解了那些通过收音机来为战争尽力的人们。

萨特：我见到的许多人正是这样的。我往往是在有所安排的情况下见到这些美国人。我是说，我是在他们带我去的地方见到这些人的，我同这些人谈话。我记得有一个工厂是坐落在由预制房屋建成的村庄里，这些房屋周围都是砾砖破瓦。看到这些预制房屋放在一起像一个村庄，整个地被垃圾和翻转的土地所包围，真使人觉得奇怪。

波伏瓦：总的说来，你看到些什么？你呆了多长时间？三个月？四个月？

萨特：是的，三四个月。

波伏瓦：你主要是呆在纽约吧？

萨特：噢，不是的。旅行，官方安排的旅行，是让我们去外地前在纽约呆一星期，回来时再呆五六天。我呆了两星期。此外，我是从华盛顿离开美国的。我比别人离开得晚些。我们离开的日期都不相同，因为我们能花的钱都不相同。在官方安排的旅行结束后我至少呆了六个星期。

波伏瓦：在纽约？

萨特：对，在纽约。

波伏瓦：你去了好莱坞吗？

萨特：去了，我几乎立即就去了。我们去了华盛顿、TVA，然后是新奥尔良。没有去迈阿密。很久之后我才去访问迈阿密。我从新奥尔良穿越美国，仍然是坐飞机。我们参观了科罗拉多峡谷，然后继续旅行。

波伏瓦：你也参观了芝加哥吗？

萨特：是的，当然。我们去好莱坞，从好莱坞去芝加哥。我记得然后去了底特律。

波伏瓦：对，作为对战争的努力他们必须给你们显示一些令人惊骇而讨厌的城市。

萨特：对的，我参观了底特律，然后我们回到纽约。

波伏瓦：在纽约你见到了许多法国人。你见到了布雷东。

萨特：是的，很自然地我同那儿的法国人相接触。我想必会马上就见到拉扎尔夫，或者至少是他的妻子。

波伏瓦：那儿有许多离开法国去美国的法国人，或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者因为他们不愿在占领期留在法国。安德烈·布雷东是那时离开法国去美国的。

萨特：我见到了布雷东。我也见到了莱热。我拜访了他。他是非常亲切的。我去看他好几次，他从没有让我空手回来过，就是说，每次他都要我挑选些他的画。这些画我保藏了很长时间。我在美国挑选了这些画，后来他把这些画带给我。

波伏瓦：莱热，布雷东。里勒泰·尼赞也在。

萨特：还有列维-斯特劳斯。是的，我又见到了里勒泰·尼赞。还有谁？还有踉布雷东一起的那些人。有雅克琳·布雷东和她未来的丈夫大卫·阿尔。她正要离婚。

波伏瓦：大卫·阿尔是一个美国人。

萨特：他是一个年轻的美国雕塑家。他好像没有一个职业。

波伏瓦：迪夏普也在那儿。

萨特：对，但迪夏普不是一个流亡者。

波伏瓦：他在那儿已住了很长时间。

萨特：我同他一起吃过午饭。

波伏瓦：在那些真正的美国人中你见到了谁？

萨特：有圣-埃克萨佩里的妻子。后来我同考尔德也熟识了。

波伏瓦：你没有同作家见过面吗？

萨特：我在巴黎见到的一些作家。我在那儿见到了多斯·帕索斯。

波伏瓦：理查德·赖特，你在那里同他见过面吗？

萨特：见过，他和他的妻子。后来还有一些美国评论家。我们还没有提到海明威。我也是在法国同他见的面。

波伏瓦：噢，是的！我们在解放期间同他见过面。不说英语这不让你太担心吧？

萨特：不担心，因为我见到的这些美国人都会说法语。有谁不懂法语，很自然地，就会中断同我的联系。我在美国的外国流亡者中间有点名气，因为我在占领期间为阿隆的杂志写了一篇关于法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