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

八 遣散太监

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象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了感谢。有一位来救火的外国太太，不知为什么跟中国消防队员发生了争执，居然动手把对方打得鼻子出了血，手里的扇子也溅上了血。后来她托人把这扇子拿给我看，以示其义勇，我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这场火灾过去之后，内务府除用茶点招待了救火者，还送给警察和消防队六万元“酬劳”费。

事实上，偷窃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师傅们也没有避讳这一点，而对我的谋害则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的多疑的性格，这时已显露出来了。按清宫祖制，皇帝每天无论如何忙，也要看一页《圣训》（这些东西一年到头摆在皇帝寝宫里）。我这时对雍正的《殊批谕旨》特别钦佩。雍正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他曾在亲信大臣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过：“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又说，对人“即经历几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这些话都深深印人我的脑子里。我也记得康熙的话：“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他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祖宗们的这些训谕，被这几场火警引进了我的思索中。

父亲终于屈服了。最后决定，除了太妃身边离不开的一些以外，其他太监全部遣散。

关于内务府中饱、舞弊的故事，在这里只举出两个例子就行了。一个是内务府每年的惊人开支，即使四百万元的优待费全部照付，也会人不敷出。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北京《京报》上揭露的当年收入抵押金银古玩款，达五百多万元，当年并无剩余，全部开支出去了。据前面那段文字的作者说，那几年每年开支都在三百六十万两上下，这是和《京报》上揭露的材料大体相符的。

“从宫廷的内务府到每个王公的管家人，都是最有钱的。”他有一次说，“主人对自己的财产不知道，只有问这些管家的人，甚至于不得不求这些管家的人，否则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不必说恢复故物，就说手里的这点珍宝吧，如果不把管家的整顿好，也怕保不住！”

我和郑孝胥第一次见面是在民国十二年夏天。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我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我当时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他听我谈完后大为感动，很快做出了一首“纪思诗”：

君臣各辟世，世难谁能平？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自意转沟壑，岂知复冠缨。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

三月初十日夜值大王事獯鬻，勾践亦事吴。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

原来的那些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还是那么恭顺，没有说出一句关于郑、金、荣三人的坏话。不过荣源因为卖册宝出了事，不露头了，金梁因为上的条陈里有劝我让醇亲王退休的话，被我父亲大骂一顿，也不知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