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天津的活动

四 东陵事件

一九二八年，对我是充满了刺激的一年，也是使我忧喜不定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一方面日本的田中内阁发表了满蒙不容中国军队进入的声明，并且出兵济南，拦阻南方的军队前进，另方面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这些和我有瓜葛的军队，由节节败退而溃不成军，为我联络军阀们的活动家刚报来了动人的好消息，我马上又读到那些向我效忠的军人逃亡和被枪毙的新闻。我听说中国的南北政府都和苏联绝交了，英苏也绝交了，国民党大肆清党，郑孝胥、陈宝琛以及日本人和我谈的那个“洪水猛兽”，似乎对我减少了威胁，但又据这些人说，危险正逼近到我的身边，到处有仇恨我的人在活动。我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广东有暴动的消息，同时，一直被我看成“过激”、“赤化”分子的冯玉祥，已和蒋介石合作，正从京汉线上打过来。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使人灰心丧气的消息越来越多，张作霖死了，美国的公使在给张学良和蒋介石撮合，……除了这些上面已说过的事件之外，这年还发生了最富刺激性的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

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是乾隆和面太后的陵寝。孙殿英是一个赌棍和贩毒犯出身的流氓军人，在张宗昌部当过师长、军长。一九二七年孙受蒋介石的改编，任四十一军军长。一九二八年，孙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进行了有计划的盗墓。他预先贴出布告，说是要举行军事演习，封锁了附近的交通，然后由他的工兵营营长颛孙子瑜带兵挖掘，用三个夜晚的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一空。

乾隆和慈禧是清朝历代帝后中生活最奢侈的。我从一份文史资料中，看到过一段关于他们的陵墓的描述：

我听到东陵守护大臣报告了孙殿英盗掘东陵的消息，当时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宗室和遗老们全激动起来了。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万绳栻、景方昶、袁励准、杨锺羲、铁良、袁大化、升允……不论是哪一派的，不论已经消沉的和没有消沉的，纷纷赶到我这里，表示了对蒋介石军队的愤慨。各地遗老也纷纷寄来重修祖陵的费用。在这些人的建议和安排下，张园里摆上了乾隆、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就像办丧事一样，每天举行三次祭奠，遗老遗少们络绎不绝地来行礼叩拜，痛哭流涕。清室和遗老们分别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张园的灵堂决定要摆到陵墓修复为止。

“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有我在，大清就不会亡！”

我的复辟、复仇的思想，这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在那些日子里，郑孝胥和罗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们所谈的每个历史典故和当代新闻，都使我感到激动和愤慨不已，都增强着我的复辟和复仇的决心。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斗争到底，把灵堂摆到修复原墓为止，就是他们想出的主意。但是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利，盗墓的人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带面目全非，当权的新贵中再没有像段祺瑞、王怀庆这类老朋友，我父亲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里来了。于是我的心情也由激愤转成忧郁。蒋宋两家的结亲，就使张园里明白了英美买办世家和安清帮兼交易所经纪人的这种结合，说明蒋介石有了比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这些倒台的军人更硬的后台。这年年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的承认，他的势力和地位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军阀。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已十分黯淡，认为在这样一个野心人物的统治下，不用说复辟，连能否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占一席地，恐怕全成问题。

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溥杰正为了要投笔从戎，在家里闹得马仰人翻。他从军的动机本来也颇可笑，与其说是受到母亲遗嘱的影响，立志要恢复清朝，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将帅，自己也想当军官，出出风头。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国奉天之前对溥杰说过：“你要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于是他便和张学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亲看到了他留下的信，急得要命，要我无论如何想个办法把他追回来。天津日本总领事答应了我的请求，发了电报给大连。在大连码头上，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给日本警察截住了。他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到天津，见了我就诉说他投军的志向，是为了恢复祖业。他的话触动了我送他去日本学陆军的心思。

我决定了派溥杰和我的三妹夫润麟一同到日本去学陆军。为了准备他们的留学，我请天津日本总领事介绍了一位家庭教师，教他们日文。日本总领事推荐了一位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认识不少日本政客。这个人后来也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过。我到东北以后，因为他不是军部系统的，受到排挤，离开了我。这位远山教师教了溥杰和润麟不多日子的日文，就为他们的留学问题回到日本去活动了一趟，据说是暂时还不能人日本士官学校，但是可以先进专供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并且还得到了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人郎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就和远山一起到日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