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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不见了

扬之水

爱书的朋友以陈晓维《好书之徒》一册相赠,说:“你会喜欢的。”

果然喜欢。先是单篇挑着看,结果是每一篇都看了。写得真好,文笔好,见识也好。每一题写作的起因,都是因为自己的淘书所获,但是绝少点明,多半只是暗线絮在行文中,当然更不矜夸,更不言价,不论贱价抑或善价。因为买下的是物,收获的是史——去人不远的史,却偏偏最容易为人忽视——价格在这里似乎没有多大意义。至于它的内容与体裁,该怎么说呢:与传统的藏书题跋不同,与新兴的“书话”也不同,是自成一家的藏书者言。

其中有几篇,仿佛在哪里读过的,如《南星和王辛笛的交往》,如《聂崇岐与翦伯赞》,且都留下印象。谈南星的一篇,是因为文中言及“南星为人低调,朋友不多,除姜德明之外,似乎只有张中行和金克木写过谈他的文章”,不免想到小文《诗人南星》曾刊发于一九九一年的《文汇读书周报》,被作者忽略了,不过这里以“似乎”遣词,算是留有余地。《聂崇岐与翦伯赞》一文,则是因为劈面一句“聂崇岐这个名字,不研究历史的大概都没听说过”,也颇不以为然。然而此处用了“大概”,与“似乎”是同样的分寸。

此番全书读下来,却是牵动起另外的情感,乃至不时掩卷沉思。忆昔尝从林夕兄游,留心于目录版本之学,然而愧无林夕兄洽闻强记之天分,能够触目洞中机要,因此感兴趣者,不过系于书里书外的故事而已。二十多年过去,在这方面学无寸进,读新一代藏书家的著述,关注的也还是故事。当然此书的兴趣点本来不在目录版本之学,而是以对所藏之书(包括往来书信和档案)的透彻了解以及对书之前主人的悉心体贴,深入于一代人的遭际。只是因为这里的故事太近,且多是伤心之题,貌似轻松的行文,读来总觉沉重。人的被捉弄,捉弄人的人和被捉弄的人同在一个悲剧中不断转换脚色,颠倒岁月中真实的荒诞,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更呈现出悲剧的底色。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悲剧,但未必每个人都是悲剧中的人物,似乎惟有“文革”,干净彻底,使得每一个人都无可幸免成为悲剧中的脚色,是真正的史无前例。其实对于“文化”的“革命”,“文革”前的十来年已经揭开序幕,锣鼓声动,渐次上演,这一时期,实在可以称作“前文革”的。

《高善必来中国》、《失去的微笑》、《可堪白头张公子》、《祭祀天神者走向天神》,谈高善必与金克木,谈聂鲁达与《聂鲁达诗文集》、张伯驹与《春游琐谈》、路翎与《平原》,都是读来令人痛切的叙事,虽然作者是一以贯之的“冷面”。《李平心之死》,系据华东师范大学“李平心专案组”档案勾稽而成,以作者用笔的分外冷静、节制,而更觉惊心动魄,结末的几句尤其意味深长——“一个冗长的故事在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上结束了。哀乐,花圈,挽联。如果李平心在这个仪式上突然复活,站在自己巨大的遗像面前面对生者,他还能认出自己的儿子、前妻、同事、领导、学生吗?他会不会对所有人深深鞠上一躬,然后用手扶一扶眼镜,说上一句:‘谢谢。我在那边很幸福。’”

十几年前曾读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平心史论集》(吴泽主编),关于“李平心之死”,此集编者所作《前言》有如下几句:“平心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坚持真理的学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后,他极为愤慨,立即写文章与姚文元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斗争……戳穿了姚氏父子一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老底。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平心教授于1996年6月20日含愤去世。”“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愤或含冤去世,是一句程式化的语言,概用于叙述颠倒岁月中横死的知识分子。不妨设想,若干年后,待“文化大革命”的身历者从这个世界全部消失的时候,人们在不同的人的生平中反复读到这一句相同的叙述,是否会觉得不可思议:“四人帮”者,何方妖魔也,有如许之大的能量?

最后一篇题作“红旗广场”,似乎是“代后记”的性质,文字则颇有画笔之魅,随着它,便进入一个现代派画作的展厅,一幅一幅看过去,也如同把全书的大部篇章重新检阅一过。“‘文革’很快过去了。红旗广场上的群雕需要作出改变。李玉和手里高举的红灯被去掉了。戴柳条帽的工人手里拿着的报纸变成了一张白纸,原来印着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不见了。那个警惕的红小兵右手的板刷和左手提着的糨糊桶不见了。雷锋、王杰身后的三面红旗也不见了。好几个人紧紧攥着的《毛主席语录》消失了,他们的手里空空如也,他们刚毅的目光空空如也,一代人的十年空空如也。”

当然作者笔下也有令人快乐的书,比如张充和的《桃花鱼》(《薄英,充和,桃花鱼》)。“张充和与薄英,一老一少,一中一西。通过《桃花鱼》,通过这本回归之书、安静之书,他们交换各自对世界的触感。”这是写书人和做书人相与相得的最佳境界。喧哗的世界里,本来应该有很多如此谐美与宁静的一角。不过彼此之间有龃龉、生误会,也很常见,在正常的社会里,不会构成大风大浪,因此可作逸闻佚事读。读《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二——〈郘亭书画经眼录〉的第五种版本》,方见出藏书家的本色。博稽幽讨,而举重若轻,指画从容,一部书与围绕着书的一圈人,于是尽皆“水落石出”。

作者之于藏书,也许并无“载道”之志,然而系于其中的人文关怀,却每每情不自禁。《〈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杂记》一则,末尾写道:“下次再去东方广场购物,我准备干一件大事。我要站在长安街南侧,对着这排把王府井和东单串联起来的大保险柜,狠狠地骂上一句”——以下是一句粗口,然后作者说:“没什么用是吗?但以此向谢辰生先生致敬。”为了这样的心愿,我也在此向小我二十岁的作者致敬。

《好书之徒》,陈晓维著,中华书局2012年5月第1版

刊于201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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