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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发病以前

常温

(四月)

01

四月十二日(大泽芳男)

从戒酒中心出院后,我仍需每月一次前往医院接受复查,直到医生判断已无必要为止。

此外,虽然不是强制要求,但医生建议我每月参加两次戒酒会。这种戒酒会是由出院的病友聚在一起,介绍各自的亲身经历,以此认清喝酒的危害,并深刻反省,彼此勉励绝不再陷入酒精依赖症的泥潭。

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习惯戒酒会的氛围。我原本就讨厌集体活动,总觉得就像青年旅合的茶会一样,有种强加于人的味道,令人提不起兴致。那些畅谈酒精危害的人,个个看起来都像是正人君子,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是如何意志坚强地战胜了疾病,但这反而让我感到不解,既然是意志如此坚强的人,当初又为什么会患上酒精依赖症呢?想到这里,登时就意兴索然。当然也确实有人被成功治愈,因此我还不至于会说这种戒酒会毫无存在价值,只是我与会场的气氛格格不入,内心感到孤独。

今天也是这样,虽然去参加了傍晚在赤羽召开的戒酒会,心里却一直暗暗后悔不来就好了。会上的招待茶点是已经回潮的饼干,我一边啃,一边心不在焉地听其他人发言,就这样挨了足足一个小时。再有三个人就轮到我时,我再也忍耐不住,起身离席了。

虽然中途溜号,却并没有人对我表示不满,甚至根本就没人发现,每个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事。

我抄近道从花柳街走去赤羽站,并不是刻意要从那里经过,只是因为这样走比较近而已。狭窄的小路上,充斥着弹珠店里放的演歌声和小钢珠的声音。天已经黑了,沿路的小酒馆开始陆续挂出招牌,但这些在我眼里全无意义,就如浮云般从视网膜前一掠而过。

小巷的入口处有一家站着吃的烤鸡肉串店,店老板扎着头巾,把刷了调味汁的鸡肉串放到炭火上,再拿团扇使劲扇。烟飘到路上,强烈地刺激着我的鼻腔。说到吃烤鸡肉串,当然少不了廉价的罐装酒,那种甜得过头的日本酒的味道,重又在我的舌尖苏醒。我觉得一阵恶心,胃里酸液翻涌,直冲喉头。喝这种酒就跟喝糖水无异,光是想象都叫人寒毛直竖。

我现在对酒一概敬谢不敏,和戒酒会也要永远地说再见了!

正要快步穿过小巷时,我偶然看到店里有四五个工人模样的酒客,其中一人刚好与我对上视线。那是我住院时隔壁病房的病友,一个小个子的中年男人。满脸斑白的邋遢胡子,喝酒喝得醉眼蒙眬。视线相接的刹那,他似乎也认出了我,很不自然地朝我笑了笑,立刻转过身去。他穿着一条沾满油污的浅黄色长裤,脚蹬运动鞋,上身是一件与长裤同色系的夹克。

此人名叫曾根新吉,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手脚不干净。他有盗窃前科,坐过好几次牢,但还好不算是暴力犯,只是个专爱偷鸡摸狗的宵小之徒。受酒精中毒的影响,他的手已不如从前利落了,但要偷戒酒中心里的个把患者,依然是手到擒来。

在我住院期间,病房里就频繁发生失窃事件。除了每周两次的洗澡时间,平常也经常有人被偷。大家都觉得曾根很可疑,但他做得滴水不漏,从不留下任何把柄,我们一直苦于没有证据。失窃事件不断发生,终于有几个病友群起向曾根发难,当时还搜了他的身,但哪里都找不到赃物的影子。面对我们的指责,曾根从头到尾都只是嘿嘿冷笑,充满嘲讽之意。

我自己也在洗脸时丢过一张万元钞票。当时曾根就在我旁边闲晃,怎么想都是他捣的鬼。从别人钱包里抽走薄薄的一张钞票,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起来,没有职业级的手法显然是办不到的。

以曾根的本事,趁人不备偷走健康保险证或驾照,再拿去附近的高利贷公司借钱,这简直易如反掌。为防不测,我从不带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晚上睡觉时也穿着牛仔裤,身上只带些必要的零钱。

听说曾根早已被家人抛弃,作为酒精中毒症患者接受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援助。每次一领到钱,他不是去打小钢珠,就是去赌赛艇,赢了就兴高采烈地喝酒庆祝,输了则更要借酒浇愁,几年来一直在戒酒中心和赤羽的廉价公寓间来来回回。他的身体已经被酒精耗得极其虚弱,干不了体力活儿,而脑力劳动也一样不行,纯粹是个社会渣滓。

但就因为他属于生活贫困者,不仅住院时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出院后还可以靠生活保障金过活。这让我不禁感到气愤: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荒谬绝伦的事!而他不仅不知感恩,反而经常闯空门行窃,依我看,“社会害虫”这个词就是专为他这种人准备的。

我出院那天,凑巧曾根也出院。在医务室里,我亲眼看到医生告诫他:“别再回来这里了。”他也一脸正经地点头说:“谢谢您这些日子的照应。”然而一转眼,却又是这副德行。出院时说的话还在耳边,他就跑来这种地方喝酒了。

“这个人渣!”我骂了一声,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不知是不是声音太大被听到了,曾根的肩膀倏地一动。这家伙,一向警觉得跟老鼠似的。

从戒酒中心出院后,有人仍积极参加戒酒会、努力戒酒;却也有像曾根这样,利用酒精中毒症敲诈老百姓税金的人渣。

哪怕是为了不再见到戒酒中心里这些恶心家伙,我也得专心从事翻译工作。过去这些不愉快的记忆,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的。

我快步迈向赤羽站。

02

四月十二日。曾根新吉憎恨地盯着大泽芳男的背影。这人是他在戒酒中心住院时的病友,一个爱管闲事的家伙。有一次曾根偷偷躲在厕所喝罐装酒,大泽撞见后,当即便向医院举报,害他被关进独居房整整三天,真是岂有此理。明明其他患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泽却硬要出头主持正义,平时也老是摆出一副高傲的神色,仿佛在说“我跟你这种废物才不是一类人”。

“切,人模狗样的混账!”曾根咬牙切齿地骂道。

“您说什么?”老板不解地望着曾根。

“哦,给我来两串烤鸡杂,还有,再添杯酒。”

曾根把空酒杯重重地往吧台上一蹾,要求老板续杯。

对曾根来说,酒就是他的生命之水、活力之源。没酒喝的时候,他全身都酸软无力,脑子里也嗡嗡地响个不停,着实难熬。

而只要一滴酒入口,耳鸣瞬间就会止息,身体深处力气陡生。但这仅限于没有喝过头时的情况。实际上,他只要一口下肚,就决不肯就此罢手,总要一杯一杯又一杯,一直喝到酩酊大醉为止。

曾根原是寿司店的厨师。从玉县北部的中学毕业后,他来到东京的寿司店勤奋学艺,技术不断精进,不到三十岁便在板桥区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小店。成了店主后,碰到客人敬酒,就少不了要应酬一番。他本是不善喝酒的体质,却日复一日,喝的酒远远超过身体所能承受的量。

就这样,酒精慢慢侵蚀了他的身心,最终工作之余也酒不离手。他的性格变得暴躁易怒,经常为一点小事儿大发雷霆,对店员非打即骂,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在店里待得久。在家对妻子女儿他也是拳脚相加,妻子恐惧之下,曾一度跑回娘家。

只要一喝上酒,他连顾客也爱答不理,结果好不容易揽来的熟客也都不再光顾了。店里一冷清,他便一个人自斟自饮,于是更加没人上门,整个陷入了恶性循环。

决定曾根命运的事件,发生在十五年前,也就是他三十四岁那年。

那天他和往常一样,开门营业后便开始喝酒,喝到晚上七点左右,很难得地来了个看似上班族的中年主顾。他不了解曾根这家店的风评,是个生客。

久违地有顾客光临,曾根很是高兴,一边热情招呼,一边忙着给他做寿司。起初那人还老老实实地埋头喝酒,没想到酒劲上来后,就开始大表不满,又是抱怨刀工差劲,又是指责材料不新鲜,故意处处找碴儿。曾根当时也喝了些酒,自然不肯示弱,两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曾根咕咚灌下一大杯酒,怒吼一声:“给我滚!”同时把加倍要价的账单扔了过去。

顾客勃然大怒,把账单揉成一团,丢回给曾根。

“拿这种狗都不吃的寿司糊弄我,还有脸跟我要钱?简直是打劫!”说完,他站起身就要走人。

“站住!想吃霸王餐?你以为你跑得掉?”

曾根抄起切生鱼片的菜刀,拔腿追了上去。他在店门口揪住顾客,两人为给不给钱的问题争吵起来。曾根原本并没打算用菜刀捅人,但在激烈的推搡之中,他手上的菜刀不知怎的就刺进了对方的小腹。

看到那人满身是血地在地上打滚,曾根终于回过神来,发觉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不知所措地呆站在一边,最后被接获路人报警赶来的警察逮捕。顾客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但身负重伤,三个月才能治愈,曾根因此身陷囹圄。

服完两年的刑期后,曾根出狱一看,自己的店已经没了影子。他打听到妻子现住在赤羽的廉价公寓,就不请自到地硬住进去了。

起初打算痛改前非,在赤羽站前的寿司店找了份差事。但一日喝了酒,立刻故态复萌,和客人闹起纠纷,当下就被炒了鱿鱼。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服刑时的狱友,两人成了朋友。对方是个惯偷,将判断空宅的要点、开锁的手法和潜入的技巧,全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曾根。曾根本就有一双巧手,记性又好得连这位朋友都大感佩服,因此很快就成了够格的小偷。

在密集的住宅区中,一人独居的公寓是绝佳的下手对象,轻轻松松就有大笔进账,收入甚至比经营寿司店时还要丰厚。只要有钱拿回家里,妻子也不再抱怨了,轻易就相信了他已在别家寿司店就职的鬼话。

让他落网的是指纹。曾根虽然技术一流,犯罪时的警惕性却不够,总觉得指纹没什么要紧,结果轻而易举就被逮捕了。已年过四十,他却又开始了监狱生涯。这时妻子也对他丧失了信心,开始操起皮肉生意维持生计。但当他从监狱出来时,她又不发一语地收容了他。曾根不知道她是彻底对自己死了心,还是害怕自己暴力相向。出于赎罪的心理,他继续不时做些小偷小摸之事以贴补家用。

他还跟过去一样喝酒,但监狱生活多少起到了戒酒的效果,使他不至于整天沉浸在酒精中不可自拔。换句话说,当他泡在酒乡时,行窃的手法就会毛病百出,在现场留下证据;而被关到监狱后,由于没酒可喝,身体反而恢复正常,人也回归到现实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蹲监狱对他的身体比较好。

第四次出狱的时候,他已经超过四十五岁了。如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他的体力开始走下坡路,衰老的症状接踵而至。老花眼都还罢了,最要命的是耳鸣,耳朵老是嗡嗡地响个不停,活像脑子里养了一窝蜜蜂。

最糟的是喝过酒的隔天早晨,不光耳鸣,还阵阵眩晕,站都站不稳。这个样子连出去弄点儿零用钱都有心无力,等于断绝了收入来源。不过他马上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他又喝了点儿酒,想以此来解宿醉,不知怎么居然发生了效果,耳鸣停止了。他还发现当罐装酒喝个一杯上下时,头脑最为清醒。

于是他就利用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这段头脑清醒的时间,物色行窃的对象,顺利得手后再到车站前的小店喝酒庆祝,并且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在妻子面前扯的谎早就被拆穿,不过他也不在乎了。

这样着实能赚不少钱,但酒量也一气猛增,没过多久,他就沦为一名彻头彻尾的酒精中毒症患者了。

一天早晨,曾根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陌生的床上。这就是他与戒酒中心缘分的开始。他的妻子终于忍无可忍,趁他烂醉如泥时把他送到了医院。

过去一直依靠的家人也写来了断绝关系的书信,至此便再没有人能阻止曾根的堕落了。之后他一路潦倒下去,不出意外地成了生活贫困者,乍一看就与废人无异,最终被政府认定为无生活能力者,每月领取最低生活保障。

曾根前后进出戒酒中心三次。自从彻底酒精中毒后,他的手上功夫也大为退步,成功盗窃的次数连全盛时期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但加上政府给的生活保障金,租个廉价公寓独自生活还是没问题的。

在戒酒中心住院期间,曾根表面上老老实实不再喝酒,实际上不时利用自由活动的时间,从附近酒店买来“OneCup”牌罐装酒,夜里躲在厕所偷偷享受。对他来说,住院是个很好的休养机会,既不必为生活费操心,也不妨碍秘密的“晚间小酌”。

可就连这点小小的乐趣,也被那些人给毁了。

“亏他们干得出来!”

曾根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感到窝火。他与同病房的患者虽然谈不上同病相怜,却也有种奇妙的抱团感,对彼此私下喝酒的行为都会视而不见。他恼恨的那些人,是一号病房里的患者。住在一号病房的患者症状都比较轻微,他们组织了自治会,打着增进病友感情的旗号到处多管闲事。这些人里有学校教师,也有工会职员,很多都是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

“我自己的身体,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像这种理由跟他们是说不通的。他们和医生狼狈为奸,一旦抓到有人喝酒,马上毫不留情地举报,将其关进独居房。所谓独居房就是关押违纪者的上锁单间,违纪次数越多,处罚时被关的时间就越长。曾根算是个精明人,一向都能瞒过自治会那帮人的耳目,但有天晚上还是被抓了个现行,遭到关独居房三天的处罚。

“妈的,想想都生气!”

更令曾根不能原谅的是,他常趁患者不备偷点儿零钱的事也被他们看穿了。他的手上功夫虽已生疏,但要偷那些反应迟钝的患者依然不在话下,在医院赚了不少外快。可是自从遭受了屈辱的搜身检查之后,再要下手就困难重重了。连同病房的重症患者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他,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却又无可奈何。

后来有一天,医院单方面通知他的病已治愈,把他赶出了医院。

“别再回来这里了。”

出院时,医生冷冷地告诫他。刚好那天大泽芳男也出院,目击到了这一幕。

总之,曾根在樱花将开的春寒时节被丢回到了社会,在赤羽站附近找了个小客栈栖身。最低生活保障援助也已终止,为了支付一晚一千五百元的住宿费,他又重操旧业,过上了偷鸡摸狗的日子。

这一天他打小钢珠赢了五千元,当下便跑到常去的一家烤鸡肉串店喝酒。也难怪,这已经是他唯一的乐趣了。喝到微醺时,他只觉整个人飘飘然如在云端,心情煞是美妙。

就在这时,他发现外面有个男人正看着店里。

虽然已有醉意,但他还是立刻想起那人是谁。是大泽芳男,自治会的成员,医院的耳目。他是在监视自己,曾根恍然大悟。

“想起来实在很可疑,他竟然和我同一天出院,一定是为了跟踪我。”

曾根在心里暗叫不妙,不自觉地转过身,背对着大泽。

“这个人渣!”

曾根隐约听到了大泽的声音。人渣、人渣……这个词不断在他的脑中回响。

“很明显,他就是在监视你。医院一定是想通过他搜集证据,下次好把你关进隔离病区。”

有个声音这样告诉曾根。明明正喝着酒,耳朵却又开始嗡嗡低鸣。为了压住耳鸣,他再度一气灌下满满一大杯酒。

这些人对自己穷追不合,要想逃离他们的掌控,就必须尽快离开赤羽。曾根如此想着。

03

四月十二日(大泽芳男)

我从戒酒会回到家中,是下午五点多。

还没走到玄关,我就在小巷里闻到了烤鱼的味道。唉,又是干竹荚鱼啊,我光想就觉得腻味。干鱼是伯母的最爱。

我老早就和伯母分开吃饭了。生活作息不同是最重要的理由,我上午十一点起床,凌晨三点就寝;伯母却是早上五点就起,晚上九点入睡。但实际上,不和她一起吃饭的真实原因,是她的伙食太单调清淡了。早上是米饭配酱汤,中午是就着咸菜吃茶泡饭,晚上则是凉拌豆腐或干竹荚鱼,一日三餐,天天如此。对于正值壮年的我来说,这样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我想伯父之所以过世那么早,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

自打我从事翻译工作以来,一直是早上吃面包喝咖啡,中午和晚上则随便在外面将就。不是我危言耸听,要是我和伯母一道吃饭,肯定会落得跟伯父同样的下场。

伯母拿着伯父的人寿保险和养老金,本来尽可以吃香喝辣,但她就是不肯那样做。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她却仍对战争时期的穷困生活念念不忘。

“天晓得什么时候要用钱呢。”

她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邻里间也以一毛不拔的“小气老太”出名。

“明明就没多少日子好活了。”

我曾无意间听到邻居在背地里这样暗骂道。不仅如此,伯母还每月按时从我这里收取四万元生活费。

“现今这世道,四万元上哪儿找房子住去?二楼的两间房,还带冼澡设备,十万元都算便宜的。你能住在这里,得好好感谢你伯父才行。”

说着,伯母把生活费供奉到伯父的遗照前,合掌拜了拜,然后才收进衣柜。

“伯母,放那里不安全,还是好好存进银行吧。”

“银行哪里信得过?”

伯母唯一打交道的机构就是邮局,但也只是在领取养老金的时候跑一趟。我住院时一直挂念伯母,完全是因为担心她的“衣柜存款”被盗。我不清楚那笔存款的准确数字,不过攒到现在,少说也有一千万了。

走进家门,向伯母打了声招呼,我便登上二楼,迫不及待地打开窗户。一看对面的公寓,二〇一号室还没有亮灯。那位OL应该七点多才回家。只要想到那间房里正住着人,我就心潮澎湃。有人居住在那里的事实,或许会抹去过去那段不快的记忆。

“听说那个房间终于有人住了?”

我很在意那个女人,于是在一周前这样问伯母。伯母耳朵虽背,消息却莫名地灵通,对邻里间的家长里短一清二楚。

据伯母说,这次人住的房客是位来自新泻的OL,从四月一日起开始上班。

“不知道在什么公司工作,不过那女人可真精明得很。”

“怎么说?”

我很感兴趣,但装得漫不经心。

“也不知她是从哪里打听来的,居然以去年那桩命案为理由,要求房东降低租金。”

“是吗,年纪轻轻的,没想到这么能干,真是人不可貌相。”

“听说房东也不想让房间一直空着,最后便宜了一万元,约定一年后再改合同。”

“竟然便宜了一万元啊!”

我心想,房东还真是狠心大降价。那栋公寓的房东是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住处与我家只有一户之隔。她似乎和伯母很合得来,不时就会过来坐坐,两人聊得十分投机。

“最近的年轻人呀,太理性了。”

从伯母嘴里冒出“理性”这个词,有种不搭调的滑稽感。

“就算死过人也毫不在乎,只要价钱便宜就行。都像这个样子,社会就没救了。那女人不久就会被幽灵所害,你看着好了。”

伯母曾一度热衷于邪教,因此有事没事就爱念叨报应、作祟什么的,只要附近有人遭遇不幸,她就会露出一副“看,我说得没错吧”的嘴脸。

这次伯母也是老样子,断定那女人必将遭受报应后,张开缺了门牙的嘴幸灾乐祸地笑了。

然而伯母的直觉一向准得不可思议,我只希望这次别被她不幸言中。

日升雅苑就在我家对面,中间隔着个小院子,相距约二十米。从巷口那边数起,一楼依次是一〇三、一〇二、一〇一,二楼则是二〇三、二〇二、二〇一,管理员住在一〇三号室。

与二〇一号室相邻的二〇二号室,住的是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好像在很努力地打工,白天难得在家,晚上也迟迟才归。回来洗完澡后,他必定会只穿一条裤衩躺在床上听音乐。窗子开着的时候,那震耳欲聋的声音连我这里都听得到,虽然嫌吵,可也拿他没办法。那么大的音量,想必给隔壁邻居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而且就算隔壁有人被杀,只怕他也浑然不觉。那桩命案发生之后,他照旧过着与先前毫无二致的生活,可能是神经相当大条,感觉迟钝吧。

他房间的墙上贴着一张斋藤由贵的大幅海报。屋里看不到一本学校的教材,只有登载明星写真的杂志、与车辆相关的书籍和交通地图。公寓楼下停着一辆750cc的摩托车,看来等他攒下钱后,就会骑车出门旅行一阵子。除了音响、电视和简易衣柜,房里再无其他家具,冷清得不能再冷清了。

“真是的,现在的年轻人啊,根本没心思念书,一心就想着玩。”

要说我念书那会儿……

想到这里,我不禁苦笑。会这样想,或许本身就证明我已经上了年纪。

那年轻人隔三差五就会带女孩回家。女孩有的是学生打扮,也有的像是风尘女郎,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如此一来,他究竟打的是什么工,我心里也大抵有数了。虽然忍不住皱眉,可我依旧透过双筒望远镜,从阁楼窥视他的一举一动。

身处阁楼,便能从最佳角度偷窥对面公寓二楼的各个房间。虽然每个房间框格窗的下半部分都是磨砂玻璃,但上半部分是透明的,因此房里的情形依然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若从那栋公寓望向阁楼这里,则只能看到窗外镶嵌的木格,很难想象这里竟会有个房间。可以说,阁楼正位于死角。因为谁也想不到自己会被偷窥,就都放心大胆地将本性暴露无遗,这反倒让我这个偷窥者自觉羞耻,战战兢兢。

更妙的是,只要我打开二楼工作间的电灯,人人就都会以为我正待在那里。因此为了伪装,我每次都任由工作间的灯亮着,然后登上黑漆漆的阁楼,陶醉在无比刺激的“游戏”中。

二〇二号室隔壁,也就是靠近巷口的二〇三号室,住着一对老夫妇。两人看起来都已年逾七十,丈夫腿脚不便,无法外出走动,由妻子看护。两人总是围着暖桌,以喝茶闲谈自娱,与左邻右舍均不相往来。我猜搞不好就连二〇一号室发生了命案,他们也一无所知。无论外界如何变化,都与这两个人毫不相干。

我对他们缺乏兴趣,因此很少偷窥二〇三号室。老人家有伯母一个就够多了,光是想象那个狭小房间里充斥的老人气味,我就恶心得想吐。

二楼下方的一楼同样有三个房间,但被我家与公寓之间的水泥墙挡住,几乎看不到什么。

一〇三号室住着六十岁左右的男管理员,据说他是房东的远亲,房东便宜租房给他,他则替房东管理公寓。他是个鳏夫,光看模样就很乖僻,平常除了收租金难得出门。

一〇二号室住的是一对四十来岁、形容疲惫的中年夫妇,他们和楼上的老夫妻一样,几乎不跟周围的人打交道。夫妇俩没有小孩,平常怎样过日子,我完全不知道,而且一年到头总不在家。

至于一〇一号室,就在二〇一室的正下方,原本住着位年轻的单身女性,命案发生后,她被吓得心惊胆战,不知搬去了哪里,如今房间空置着。听说那间房也降低了租金,但还没有房客上门,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无心再偷窥他人的生活了。

我倚在二楼工作间的窗前,回想着半年前的往事。明明还没过去多久,感觉上却已像是陈年旧事了。

已到傍晚,小巷里的路灯一齐亮起,将我从沉思中唤了回来。我觉得肚子饿了,正盘算着去哪儿吃饭,忽然看到一个身穿米色连衣裙的女人从底下的小巷走过。是她啊,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她就是二〇一号室的女人。她右手提着旅行包,应该是刚从外面旅行回来,难怪好些日子没见过她了。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她,那纤细玲珑的腰部曲线,散发出成熟女性的魅力,令人心跳加速。听伯母说,她刚进入公司工作,应该是刚从短大或一般大学毕业,可脸上的妆却显得略微浓艳了些。我觉得二十岁上下的少女,素面朝天更能凸显青春。

她快步踏上公寓楼梯,皮鞋噔噔作响。绕过楼梯转角后,她的身影便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二〇一号室的灯光亮起,透过玻璃窗,我可以看到她肩膀以上的部分。她反手解开连衣裙背后的挂钩,利落地脱下了衣服。

她突然回头看了一眼。那一刹那,我眼疾手快地关了电灯,她应该没发现我在偷窥吧。真是千钧一发。漆黑的屋子里,我听得到自己的心脏正怦怦直跳。

只要登上阁楼,二〇一号室里的情景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但我硬是按捺住了欲望。我知道,一旦爬上阁楼,我就会旧病复发。

偷窥癖和酒精依赖症……

下半身不受控制地坚挺了起来,裤子被绷得紧紧的。为了压抑住体内奔流的热血,我倚靠着柱子,闭上了眼睛。

“心脏在平稳地跳动,额头很凉……很凉……”

我不断向身体施加着暗示,不久,背上逐渐感受到了柱子的寒意。

04

四月十二日(清水真弓的日记)

我本来计划要每天坚持写日记的,却因为外出培训而无暇顾及。我不是那种做事一丝不苟的人,一旦搁下些时日,要再提笔真是难啊!为此我好好反省了一阵。

开场白先放一边,概括写写这十二天来的情况吧。

入社典礼在四月一日举行。两百名新员工在位于丸之内的总公司集合,聆听完社长的训话后,我们被分成四组,将轮流接受培训。我被分到第一组,当天就住进了培训中心,翌日起便开始为期十天的培训。

从基础业务知识、接待客户的态度、英语会话到在宾馆用餐时的礼仪、地理常识和实际操作,培训的内容满满当当,完全没有放松的时间。但因为进的是自己心仪的公司,我学得兴味盎然。我们只有周日可以自由活动,我没回公寓,而是和新认识的朋友们在东京观光、购物、吃饭,玩得不亦乐乎。

昨晚培训结束,举行了聚餐会。会后续摊时,我和六个投缘的同伴一道杀去了夜晚的六本木。我们先是喝酒,接着意气风发地跑到迪厅几乎跳了个通宵。那灵动变幻的灯光,形如宇宙飞船、上下旋转的照明设备,真是个令人激动的世界。

我特意化了浓妆,打扮得与平时判若两人,自如地和素不相识的男人一起嬉闹。有好几个比我小很多的男孩子和我搭讪:“嗨,姐姐,一块儿来玩嘛!”老实说,这种感觉并不坏。

和陌生人一起跳贴面舞这种事,在老家时我连想都没想过。但这里是东京。如果不尽情享受,未免太可惜了,毕竟青春短暂又无常啊(我说什么呢)。

总之,因为玩得太疯,今天早上回宿含时已经打破了晚归记录,不过宿舍管理员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宽大处理了。(像你们这么生猛的豪杰我还是第一次见!)听完上午的课程总结后,我和朋友们喝了会儿茶便各自散了。

回到公寓时,已是黄昏时分,天色渐暗。我去培训那会儿,房东家(公寓背面)的樱花还没绽放,想不到现在竟已全部盛开,真是让我吃了一惊。听说这棵樱花树在这一带还颇有名气。

我走进房间,放下旅行包,脱掉米色连衣裙。昨天跑去迪厅跳舞,到现在还没洗过澡,身上汗津津的很不舒服。我赶紧去冲了个澡,拿条浴巾把身子裹着,躺在床上写日记。

我从后天开始去神保町分公司上班。说不忐忑不安那是骗人,不过凡事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我天生就是个乐天派。

四月十三日

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将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以为发生了地震,慌忙坐起身来。侧耳细听,地面又开始震动了,好像是从隔壁屋子传来的。我看了眼时钟,才刚过十点。

我感觉肩膀酸酸的,还没睡够。原本定的是十一点的闹钟,没想到……

我揉了揉眼睛,这回又换成有节奏的打鼓声,好似地震前的隆隆声。原来是邻居在放音乐。搞什么嘛,我急急忙忙穿好衣服,走出房间。

“震源”来自二〇二号室,门前挂的名牌上写着“户塚健一”,站在门外也听得到那震耳欲聋的音乐。我怀着悲壮的心情按响门铃,只盼着别出来一个凶神恶煞的壮汉。

里面的人可能是没听到,丝毫没有出来应门的迹象。

我刚搬到这栋公寓时,曾带着毛巾礼品套装拜访过二楼的邻居。去二〇三号室时,出来的是个态度冷淡的老太太,一声没吭就收下了礼物。二〇二号室却没人在家,不管我什么时候过去,主人总是不在。夜里醒来时,有时会听到从那边传来咯噔咯噔的声响,应该是有人住在里面,但具体是什么样的人却无从得知,看样子他过的是早出晚归的生活。

我又按了一次门铃,依然没人回应,于是我改为咚咚地敲门。这回总算听到卸下门链的声音了,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探出头来。

他的头发理得很短,给人感觉有些轻浮,戴一副仿古风的黑框眼镜,上身穿着T恤,身体还在随着摇滚乐的节奏摇摆。

“什么事儿?”他冷冷地问了一句,脸上写满了受到打扰的不悦。

“嗯……”我拼命摆出恼火的表情,自认为已经做得足够完美无缺了,可对方居然说:“推销的话免谈。”看我是个女的,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不是,我是……”

“哦,是募捐?你看也知道我没油水,拜拜。”

他冷冰冰地说完,就要关门。我当然不容他如此,连忙伸脚抵住门缝。

“你干吗?”

“我说啊……”音响的声音很大,我不得不提高音量。

“怎么了?”他皱起眉头。

“把音响的声音开小点儿吧。我就住在旁边,吵得受不了。”

“哦。”看来他终于搞清楚状况了。他回过头,说了声“这样啊”,转身回到房间,把音响的音量调低了。

“一大早就这么大声音,实在受不了。”

“对不起,对不起。”他搔搔头,但脸上全无抱歉的神色,反而兴味盎然地问,“这么说你是旁边刚搬过来的那位?”

“对,我叫清水真弓。”

“是吗。”他毫不客气地上下打量着我,“嘿,真是个大美人。屋子里有点儿乱,进来坐坐吧。”

他冷不防抓住我的手腕。

“很痛啊!你干什么?”

“别这么固执,进来吧……”

我被他强行拉进了房间。奇怪的是,我并不特别生气。他请我坐到一个简陋矮桌旁的坐垫上。房间里冷冷清清的,值钱的东西只有音响、电视和录像机。墙上贴着张海报,斋藤由贵在海报里看着我微笑。

“我叫户塚健一,二十一岁,现在还在学校念书,是福井县人。”他泡了杯速溶咖啡给我,不等我问,就先一五一十地介绍起自己。这人虽然有点儿轻浮,却叫人讨厌不起来。“我说完了,你呢?”

我受到他的感染,也不知不觉地做了自我介绍。

“哟,你比我大啊,看不出来。一个人在东京很辛苦吧,别泄气,好好努力。有什么烦心的事,我可以帮你出主意。”

“我已经很受你关照了。一想到你在我隔壁,我就觉得吵得睡不着。”

“唉,今天难得休息,所以就……”户塚君(后面我就这样叫他了)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仔细一看,他的脸上还残存着少年的影子,显得挺可爱。长相虽然不差,却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听他说他平时常把学业抛到一边,只顾玩命打工。

“邻居没说闲话吗?”我指指二〇三号室那边。

“他们耳背。即使发生煤气爆炸,那两个人也未必晓得。”

我们谈的是二〇三号室的老夫妇。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要按很长时间门铃,那位老太太才出来。

“那两个人很少出来走动。”

“是啊。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不要弄出噪声来的好。以后要注意呀。”

我将凉了的咖啡一饮而尽。“谢谢你的招待,我这就告辞了。”说罢我欠身站起。

“真弓,这么快就回去了?难得今天有缘认识……”

“拜托别热辣辣地叫我真弓,明明刚刚才认识,好厚的脸皮。”

我从坐垫上站起身,透过玻璃门,对面那幢阴暗的楼房就在眼前。二楼的房间里,那个神经质的男人正坐在桌前,奋笔疾书。我一时好奇,就问户塚君。

“喂,户塚君。”

“哟哟,‘君’不是也很亲昵吗?户塚君哦。”

我没理他这碴儿,自顾自地问道:“你看那个男人,他在做什么?”

“他好像是翻译,叫大泽芳男。你认识他吗?”

“不,完全不认识。”我从没听说过大泽芳男这个名字。

“他一年到头就那样窝在家里,翻译推理小说。也没结婚,跟阿婆一起住。有点儿恶心吧?”

“阿婆?”

“准确说是他伯母。那位阿婆是出了名的小气鬼,两个人都是怪人,你还是别去接近为妙。”

“哦。”这时,我想起一件更为好奇的事。

“有个问题不太好开口,可以请教吗?”

“我的个人问题?”

“我说,”我决定不理会他的油嘴滑舌,“我那个房间之前的住客,你知不知道她的情况?”

“她啊,”一听到我的问题,户塚顿觉无趣,“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那女人给人感觉很阴郁,老是猫在房间里。刚好那时候我去北海道和东北旅游了,回来时她已经过世了。”

我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个什么,便说:“好吧,我回去了。”

“你不妨去问问管理员。”户塚君说。

“他不肯告诉我。”

“真奇怪。”

“我走啦,谢谢你的咖啡。”我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拧门把手,不料户塚君突然用力握住我的双手,嘴上说着“今后也请多关照”,眼睛却肆无忌惮地盯着我的胸部。

我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狠狠关上了门。

为了写户塚君的事,足足用掉了比平常多一倍的篇幅,好浪费!不过这人看起来倒不坏,我总算放心了。

四月十四日

今天是第一天正式上班。

从神保町十字路口往一桥方向走不多远,就能看到一幢大型出版社的大厦,我上班的神保町分公司就位于这幢大厦的一楼。虽然最近的车站是都营地下铁的神保町站,但我决定从JR的御茶之水站步行过去,大约要走上十分钟。

在全体员工到场的早会上,业务课长替我们三名新职员做了介绍。一同参加培训的加纳绿、我,还有一个姓竹内的男职员依序发了言,因为是第一次,三个人都有点儿紧张。

之后连新人指导也没有,就马上安排我们做前台业务。虽然工作很快就能上手,但如此着急的真正原因,好像是黄金周前客满为患,公司人手不足。

我被分配到店里的柜台服务窗口,从国内旅行线路咨询到特快列车对号座席票、飞机票和旅馆的预订,不管什么事儿都要处理。如果不是爱好旅游且熟悉地理,一开始肯定会相当棘手。

柜台前挤满了来预订车票和咨询长假旅行线路的顾客,第一天上班的我一头雾水,手忙脚乱,有时找不到要找的车票,就会被顾客大声埋怨“别磨磨蹭蹭的”。老员工也都忙得四脚朝天,碰到问题想请教都找不到人。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我几乎从头站到尾。等到通知下班的送宾曲《萤之光》响起时,每个人的精神和身体,都已经精疲力竭了。

照这个样子,今后还能顺利干下去吗?我不禁心生不安。之前还抱有天真的幻想,以为进了旅游公司,就能一年到头在外旅游,如今这份幻想已经破灭。我这个结论是不是下得轻率了些呢?

“我们说不定选错工作了。”

“是啊……”

御茶之水站前有家古旧的咖啡馆,下班后我和加纳绿进去小坐,彼此面面相觑,苦笑不已。之后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不住地唉声叹气。

从明天起,到这漫长的一周结束,我恐怕都没有余力写日记了。

刚洗完澡,揉着惺忪的睡眼,好不容易才写了这么多!

妈妈,您近来好吗?

来到东京,转眼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感觉真是弹指一挥间。这段时间一直没给您写信,对不起。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虽很想这样说,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坦白说,我忙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实在顾不上写信。黄金周近在眼前,预订、领取车票等种种事务,让我忙得不可开交。从早到晚除了用餐时间,我几乎就没坐下来过。腿站得又酸又麻,还被客户骂动作太慢,每天一回到家我就直接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这些天我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没时间记日记,信自然也没空写。您可别见怪啊。

不过两周下来,感觉已经大概掌握了业务流程,腿也没有当初那么累了,一定是慢慢习惯了吧。

明天是二十九日,长假的第一天即将来临。因为只剩一天就到长假了,该给顾客的票都已交付出去,今天店里冷冷清清的,之前顾客挤来挤去,忙得人仰马翻的景象宛如一场梦。

从五月六日起我有三天假期,打算和同时进公司的加纳绿去信州旅行。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么无奈,旅游旺季正是业务繁忙的时候,想在这时候出游是不可能的,必须等淡季到来才能捞到休假。前辈对我说,与其旺季时去到哪里都人山人海,倒不如趁游客稀少的淡季出门。长假过后到六月,正是高原返绿的季节,还有野菜可以品尝,想必很值得一游。

等到比较悠闲的时候,我准备去学些东西。您觉得我学什么好呢?

茶道和插花对我的吸引力不大,阿绿邀我去健身会所游游泳、练练健美操,我正在考虑。

……东拉西扯地说了这么多,主要是想告诉您,我现在过得很有精神。所以妈妈您就放心好了,记得一定要来玩啊!

等您定下了来东京的日子,就通知我一声,我绝对要赶到上野车站去迎接您。我很期待那一天,您一定要来哦!!

四月二十八日 真弓

清水美佐子女士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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