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十六年前，这一部书，连同前面所给的那篇解说性序言，刚一发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就随之而来；我们现在可以用一息之间回顾一下，当时都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原来这部书出版不过一两天，书评家就对之大放厥词，他们所用的调门，连《德伯家的苔丝》当时所受到的，都无法和它相比，虽然众声齐唱之中，也有两三位唱反调的。这部小说在英国所受伐鼓彭彭的礼遇，马上就通过电缆传到了美国，于是大西洋那一岸上，乐声继起，越奏越响，尖锐高亢，使这场演奏声势增强。
据我自己看来，这番攻击之中可怜可叹的情况是：故事的大部分——那就是，说到两个主人公的理想遭到破灭的那一部分，并且是我自己特别感到兴趣、实在也几乎是我自己唯一感到兴趣的那一部分——实际上这两国充满敌忾之气的报章杂志都没看在眼里；它们几乎唯一阅读、注意的地方，大约只有二三十页，写的都是一些不足称道的琐碎情节，只是由于要使叙述能够完整，要把裘德一生中的矛盾表而出之，才不得不承认这些情节不可缺少。说起来也很令人纳罕，一个想象离奇、结构怪诞的故事㊟，本来前些时候在一份家庭读物上发表过，次年重印又继续从好几方面，惹起了同样的怒诟痛骂，一齐落到我的头上。
关于《无名的裘德》初印成书的不幸遭遇，说到这儿就算够了。紧接着报章杂志上那些判决定谳之后，这部书又一度遭到了不幸，原来一位主教把它付之一炬㊟——大概是因为他不能把我这个人付之一炬，㊟绝望之下才迫而出此吧。
于是有人发现，《无名的裘德》原来是一部合于道德的作品——对于一个棘手吃力的主题，经过苦心孤诣，规行矩步的处理——其实作者在序言里，自始至终，无时无刻，就没有不说它是那样的。这样一来，有好多人对我一反诟骂之腔，于是事情告一段落。这件事对于人类的行为，据我所能发现的，概无影响，它唯一的影响，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因为这番经验，把我继续写小说的兴致完全治得断根绝迹了。㊟
这场墨诛笔伐的狂风暴雨，引起了许许多多的事项，其中之一是：一位美国文人，对于自己的智愚贤不肖并不粉刷文饰，所以告诉我，说他看到了那些激昂愤慨的批评，欲一知其究竟，就买了这部小说；他往下读了又读，一心纳闷，不知道有害之处到底从什么地方开始；后来终于一面大骂那些混账书评家诱他上当，叫他白花了一元五角钱，买了一本他很高兴，认为得说是“合于宗教，不违道德的论著”，一面把书从屋子这一头扔到屋子那一头。
我非常同情他，同时对他老老实实地保证，这些歪曲误人的表现，并非我和他们狼狈为奸设下的圈套，以图在订阅当时那些杂志的人们中间，推广我这本书的销路。
另外还有一件事：原来有一位女士㊟，先在一份流行全球的杂志上，用小标题的办法表示深恶痛绝，发表了一篇深有影响的文章，以发泄她对这部书的厌恶嫌憎；发表了不久，又写信给我，说她渴望和我结识。
但是我现在还要回到我这部书那儿。在这个故事里，我既然用了婚姻法律，作为造成悲剧的大部分机栝，而且故事里家室方面的大势，又趋向于表示：人为的法律应该只确切不移地表达自然的法律，像狄得罗㊟说的那样（不过，这里附带说一下，这种说法，需要加以一些限制），因此，从一八九五年起，就有人控诉我，说在我们英国，婚姻这个主题，弄得像“久陈货架、尘封垢污”的样子（这是一位富有学识的作家前几天叙其特点所说的），得由我负很大的责任。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那时的意见，如果我记得不错，和我现在的意见，完全一样，那就是，一档子婚姻，一旦对双方不定哪一方，变得残酷暴虐，那就应该马上把它解除（因为变成那样，从基本上说，并且从道德上说，那种婚姻就不成其为婚姻了）；同时婚姻这个主题，好像可作一种良好的基础，来构成悲剧故事，因为它的特殊情节，都含有极大的普遍意义，把这种情节加以阐述，那婚姻本身就足供述说一气的了；而且还可以希望，能于其中找到某些亚理斯多德说的净化作用㊟。
一直到二三十年以前，没有经济条件而就想在高文典册中求得知识，是困难重重的。这种困难情况，我也同样利用了。不过有人告诉我说，有些读者读到那些情节的描写，认为我那是攻击古老尊严的学术机构，同时还告诉我，后来拉斯钦学院㊟跟着成立了，应该叫它无名的裘德学院才对。
人类的本能，和那种本身朽烂、令人烦厌的模式，本来不能适应；生扭硬扯，使之适应，只能造成悲剧。把这种情节惨淡经营作成一种艺术品，永远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也别冤屈了卜露狄尔㊟和那位纵火焚书的主教，他们的意思好像只不过是：“我们不列颠人厌恨抽象的概念，而我们要把我们祖国所有的这种特权，尽量行使。你给我们描绘的图形，也许并没有什么不真实的，或者没有什么不常见的，或者甚至没有什么不合艺术法则的；但是那样的人生观，我们这些靠习俗常规而欣欣向荣的人，却不能允许你来描写。”
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说到各种婚姻场景，虽然正“碰到点子上”，虽然有位可怜的女士㊟，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尖声喊叫，说一个邪恶的反婚姻联盟正活动起来，但是订立著名的契约——我的意思是说，举行教会的圣事㊟——仍旧亨通兴盛；人人成婚，家家聘女，不管是在真正的婚姻中或者非真正的婚姻中，仍旧和向来一样，欢腾匆忙。甚至一些诚恳认真的通信者，还曾责问过作者，说他把问题在哪儿拾起，还在哪儿放下，并没能指出明路来，以导致非常必需的改革。
《无名的裘德》在德国作为连载小说发表以后，那个国里一位有经验的书评家告诉作者说，现在每年都有千千万万的女人，引起人们的注意，她们都是搞女权运动的；都是些身材瘦小、面孔灰白的“单身女”，都是取得知识，获得解放，而且神经极度紧张、心情异常敏感的人，都是现代社会正培养出来的，直到现在，大部分还都只是城市培养出来的：她们都承认，她们同性别的人中间，绝大多数，没有必要得把结婚当做职业来追求，没有必要，因为她们受有许可，能“在店内”接受男人的爱㊟，就自命高人一等：在这种女人之中，《无名的裘德》的女主人公淑·布莱德赫，是头一个在小说里得到描绘的。这位批评家只认为，这样一种新人物的画像，竟撂给一个男人去描绘，而没叫和她自己同性别的人去描绘，实在得算是憾事，和淑·布莱德赫同性别的人，永远也不会叫她末了彻底垮台。
这种斩钉截铁、满口应承的话，是否指日就能兑现，我说不上来。再说，自从这部小说出版以来，中间隔了这么些年，因此除了修改几处字句而外，我对它也提不出更多的一般性批评来，不管它所包括的任何东西，是好是坏。而且没有疑问，一部书里所有的东西，可以比作者有意识地写进去的更多得多；这可以对于书有好处，也可以对于书有坏处，得看情况而定。
一九一二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