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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事集

卢海毅

我第一次见识到卢海毅的与众不同,是在他刚进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是九月初,是幼儿园开学的第一天,我到幼儿园去找我的球友李国富。李国富是幼儿园的伙夫,我到幼儿园去的时候,他正忙着给小朋友们做午饭,没空跟我说话,我就在幼儿园里到处乱转。

我听到东北角的教室里哭声震天,显然这一定是小班,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来幼儿园,所以免不了要哭。我兴致勃勃地走过去看,里面的二十几个小朋友比赛一样地哭着,忽然我发现教室的正中央有一个小朋友并没有哭,在这样一群哇哇大哭的小朋友里面,他实在是显得太突兀了,他明显比别的小朋友壮实,也高很多,皮肤是黑褐色的,剃了一个几近光头的平头,穿着一件上面印有奥特曼的皱巴巴的旧T恤,他东张西望地看着那些哭哇哇的小朋友们,眼里透着不耐烦和蔑视。

我一眼就认出这个小朋友就是街上卖粉阿香的儿子卢海毅,她的粉店就在我的杂货店的旁边,因此我们很熟。阿香长得很壮,骨架很大,卢海毅的壮实很明显是从他的妈妈那里遗传过来的。阿香的老公叫卢湖,脸圆圆的,有点矮胖,笑眯眯的,人很窝囊,街上的人都知道阿香在光明正大地偷男人。有时候卢海毅给杀猪佬们送粉过去,杀猪佬大多比较缺德,爱拿卢海毅开玩笑,问他你爸你妈昨晚上做了没有,而卢海毅也总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做”或者“没做”——他在杀猪佬们的诱导下,早已经知道什么是“做”了。

那时候礼建刚刚开始流行买“特码”,各种各样的传闻满天飞,大多都是谁谁谁又买中了赚了多少多少钱、谁谁谁的预测特别准之类的谣言。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堆人围着一个乞丐,有的给他买粉吃,有的给他钱,有的甚至给他下跪,为的就是想从他那里问出“特码”来。我自己并没有买过,不知道具体是怎么买的,从旁的人那里听来,大概就是买数字,一到四十九,赔率是一赔四十,很明显按这个赔率最后总是庄家赚钱,不过也有庄家亏钱的时候,一般庄家实在赔不起了就索性卷款而逃,不过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少数。围绕着这个“特码”产业又产生了一些周边的产业,比如卖油印的小报(小报里有许多半通不通的诗,暗示下期“特码”出的是某个数字),很多术语也冒出来了,比如“绿波、红波、蓝波”之类,还有十二属相——码民们把数字按属相和颜色分类,以便购买和交流。买码是很方便的事,只需要打一个电话给庄家,告诉他买什么数字,买多少钱,码出来之后庄家就会来收钱或发钱。

我知道当时小镇里最大的庄家是一个叫阿丘的女人,她的老公叫杠三,她手下有许多小弟,这些小弟由她的儿子李军生管着。阿丘自己是和广东那边的大庄家直接联系的,而在我们小镇里以及周边的村庄里又还有许多的小庄家和她联系,她不仅自己做庄,还从别的庄家那里抽取佣金,那些“特码”资料也都是由她的手下人油印和贩卖的。

在卢海毅读幼儿园大班的那一年,阿香的粉店已经差不多要因为阿香和她的老公买“特码”亏了太多钱而做不下去了。六月间,一个圩日的下午,阿丘手下一个叫阿瘪的小头目又带着几个小弟上来收债,阿香拿不出钱来——据说她已经欠了好几万,阿瘪他们把阿香和她老公打了一顿,又把粉店砸了,砸到一半的时候,正好卢海毅放学回来——他姥姥一般都是下午五点钟去接他。

阿瘪人还是很不错的,他看到卢海毅回来了,就喊:“不要砸了,小孩子回来了,影响不好!”然后他就带着人想要走。哪里想到,卢海毅不仅没有哭,反倒是站在粉店门口问:“你们为什么打我妈妈?”那天是圩日,虽然已经是下午,但人仍然很多,粉店门前早就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但也没有人想到要报警,至于说哪个人吃了豹子胆敢出来阻止阿瘪他们,就更不可能了,哪里想到竟然冒出来一个还在读幼儿园的小孩子来质问阿瘪,不仅是阿瘪笑了,围观的人也笑了,阿瘪说:“小朋友,你妈妈欠我们的钱,你说我们该不该打她?”

卢海毅说:“我们老师说了,打人不对!”围观的人笑得更厉害了,阿瘪的脸上好像有点挂不住。卢海毅的姥姥在外面喊:“海毅,过来!”她自己也不敢过去把卢海毅拉过来。阿瘪摇摇头,走过去伸出一只手,想把卢海毅推过一边去他好带人走,哪里想到卢海毅抓住他的手腕一扯,阿瘪就踉踉跄跄地摔了出去,重重地摔在街那头的臭水沟里,一时间爬不起来。

这一下所有人都愣住了,四周一下子静下来,只有阿瘪在水沟里挣扎着要爬又爬不起来,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几只绿头苍蝇“嗡”地飞起,看看没什么了,又“嗡嗡”地飞回来,在他头顶上转。阿瘪手下的几个小弟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上去打这个小孩子嘛,说出来都让人笑话,不打嘛,他明明又刚把阿瘪摔出去。大家一下子都愣在那里。这时候卢海毅的姥姥突然鼓足了勇气,从人群里跑出来,一下把卢海毅拉进粉店里去了。那几个小弟才急忙跑过去把阿瘪扶起,阿瘪已经站不住了,两个小弟架着他匆匆走了,还有一个小弟跟在他们后面,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大约他到现在也还想不通刚才阿瘪怎么就被摔出去了。

等了一会儿,李军生自己骑着一辆“五羊本田”上来了,那时大家才刚刚把阿香和卢湖扶起,正准备要送他们去医院。

李军生长得白白净净瘦瘦高高,喜欢穿阿迪达斯的运动鞋,不知内情的人,还真不知道他是干黑社会的。卢海毅还以为没事了,正捧了一碗粉,站在店门口“唏溜唏溜”地吃。李军生一句话也不说,冲上去照卢海毅的胸口就是一脚,卢海毅的身子一下子飞起来,重重地砸在墙边的柴堆上,那碗粉也给踢得飞上了瓦顶。阿香从店里面冲出来,一边哭着喊:“不要打我的孩子!”一边拦在李军生身前想护住卢海毅。

李军生说:“妈屄的还在吃奶的小孩子都敢打我的人!”

整条街的人都在看着这里,但没有一个人敢过来。

卢海毅站起来,把他的妈妈推开,问:“你为什么打我!”

李军生又骂了一句:“小杂种!”冲上去又是一脚。他是打架打惯的人,动作特别快,也不讲什么招式,反正怎么实用怎么来,卢海毅又被他一脚蹬出去,摔在墙角。旁边的人都以为他这回肯定是要死了,哪里想到他又若无其事地爬起来,双眼圆睁,一低头冲上去,抱住了李军生的大腿,李军生虽然个子比他高得多,但是卢海毅的力气实在太大,李军生竟然站不住,一下子摔在地上,卢海毅跳上去骑在李军生的胸口上,一只手卡住李军生的喉咙,另一只手握着拳头作势要打他。李军生一边拼命要翻过来,一边骂:“妈屄的小杂种!”卢海毅从小在街上跟着杀猪佬一起长大,自然听得懂李军生在骂什么,拳头一下就砸了下去,正砸在李军生的嘴上,李军生的白白的牙齿飞出老远,落得到处都是,血也喷出来了,他嘴里还在骂,但是已经“呼噜呼噜”的听不清在骂什么了,卢海毅又狠狠地在李军生的头上打了几拳,才被他妈妈冲过来抱住。李军生已经被打得昏迷不醒,后来还是阿丘跑上来把他送去了医院。

这件事情竟然似乎就这样平息了。卢湖要出李军生的医药费,还说要想办法还那几万块买“特码”欠的钱,但是阿丘都不要了。报警自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本身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事,而卢海毅又不过是一个还不到七岁的孩子。

阿丘的“特码”也还照样卖下去,只是再也不会卖给阿香和卢湖了。李军生从医院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在礼建出现过,有人说曾在南宁看到他,已经装了满嘴的假牙,还有人说他已经到广东去了。

卢海毅的名声传出去很远,很多人为了看他一眼,特地大老远地跑到阿香的粉店吃粉,有些自以为力气很大的人还想跟卢海毅比试,但卢海毅从没答应过,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老老实实地去幼儿园读书,外地人到礼建来,会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子,只不过长得比较壮实罢了。

到卢海毅读小学二年级的那一年,他的力气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惊人了,据说阿香并不想他的力气太大,因此一直在限制卢海毅的饮食,而且还逼着他每天喝一种能让他力气变小的中药,那个中药方子是阿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似乎还真有用。

那一年——就是卢海毅读小学三年级那年——的春天,一个举重教练也慕名来找卢海毅,但阿香并没有放卢海毅去南宁,说是练举重的都长不高,所以不让卢海毅去。举重教练怏怏地走了,不久之后,卢海毅突然就失踪了,一开始阿香还以为一定是举重教练不死心,偷偷把他带走了,她让卢湖到区举重队去找,但是举重教练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卢湖回来,阿香把他臭骂了一顿,说他不会办事,她自己收拾了一下,坐中巴车跑到南宁去,绕了半天找到区举重队,双手叉腰站在人家大门口破口大骂,逼着他们一定要把卢海毅交出来,后来区举重队没办法报了警,阿香才觉得事情不对,跟警察说自己的儿子真的失踪了。

阿香哭着回来,粉店也不开了,跟卢湖一起跑来跑去找儿子,又到派出所去哭天抢地,但过了好几天,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学校那里说卢海毅是按时放的学,没见到有什么异样,而派出所找了几天,找不到,也就懈怠了,说还有别的案子要办,不能光顾着你一个人。阿香也不敢在派出所撒泼,只好回来,把粉店门一关,一边哭,一边把卢湖拿来乱骂。

我记得很清楚,那周的周末我们乒乓球俱乐部有一个活动,是到上林去跟另一个俱乐部打比赛。从礼建去上林有两条路,一条路很远,要绕一大圈;另一条路是从大明山上翻过去,虽然近得多,但是不好走。开车的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人,叫阿五,他说不要紧,走大明山快一点,我们自然也没有意见。同去的有七八个人,坐的是镇计生局的大面包车(阿五是计生局的司机),比赛定在早上九点,一大早六点钟我们就出发了,到大明山山脚下的时候刚七点不到,从山脚下已经看到山腰上雾气迷蒙了,但走到这里不可能再退回去,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山上走,阿五一直说让我们放心,说他开了十几年的车,什么路都走过。

大明山是广西南部最高的一座山,海拔有一千多米,山顶大半年都是积雪的,我们的路虽然只是从半山腰上翻过去,但也非常高了。路很窄,路边是陡峭的长满灌木的崖坡,点缀着一丛丛正在盛开的杜鹃。幸好路倒不滑,就是雾非常大,十几米之外就看不清人了。我们开上去的时候,隐隐听到前面也有一辆车在走,但是看不清是什么车。我们也没打算赶上去,就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路是盘山的,翻过最高处往下走的时候,雾散了一些,有时可以隐约看见前面那辆车,是一辆破旧的柳州五菱,但是车牌什么的就看不清了。又绕过一个弯之后,我们看到柳州五菱停下了,下来两个人,从车里拖出一包什么东西扔到山下去了,然后又上车,车门推上,继续往山下走。我们慢慢地把车开过去,阿五用下巴示意,让我们看路边上,我看到有红红的一摊什么东西在路边的草地上,觉得不太对头,让阿五把车停下,我们下车一看,果然是血,而且还是热的。

从山上往下看,全是白雾,什么也看不到。我和李国富决定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的人就在上面等着。我们一前一后地从崖边往下滑,可能花了有十多分钟,才滑到底,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孩子仰着躺在一丛杜鹃花下,没穿衣服,脸上血肉模糊。

我使劲地压住从胃里翻上来的酸水,掏出手机想报警,但一点信号都没有。我朝山上喊:“快打110!快打110!”李国富没有出声,他走过去试那个孩子还有没有气,但很显然他一定是已经死了。

“是卢湖的孩子。”李国富说。

我听见山上车发动的声音,有人在喊:“怎么回事!?”我喊道:“是卢海毅,已经死了!”

汽车引擎的声音猛地变大了,然后车子像疯了一般沿着山路冲下去——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追上那辆柳州五菱。我和李国富无力地坐在卢海毅身边——他的眼睛圆睁着,牙齿已经被拔光,一张血污的嘴半张着,无神地望着天空。

我们什么话也不想说,只是不断地发抖。

李军生不久之后就被抓住了,公审大会是七月的时候开的,那时距卢海毅的死已经过了三个多月.法院为了方便,把一群偷牛贼也拉到公审大会一起公审,这样李军生就和那群偷牛贼站在了一起。他的光头是开公审大会前剃的,脖子上留着许多发茬,天又热,一出汗他脖子上就特别痒,他的手又被铐住了,因此他就只能不断地扭头耸肩膀地止痒。他的假牙在监狱里被取走了,嘴于是只能瘪着,像极了一个老头。

2008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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