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在接连写了两本晚清蚕丝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之后，我抱着对华人华侨的虔诚的敬畏，转向了南洋题材的写作。

尽管故事情节离不开蚕丝业的线索，但笔触的思路开阔了。

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学习与研究的过程。

我不紧不慢地写着，谋篇布局，走笔生趣，默默地沉浸在历史的时空深处。

小时候，我常常听老人家讲南洋的故事，老人家说起过去的事情，往往有一种炫耀的表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且把异乡作故乡。

在他们的记忆里，辛酸的事情刻骨铭心，但更多的却是用血汗换来的收获。

老人家告诉我，南洋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然而，这与我在学校读书时接受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老师说“下南洋”是被人“卖猪仔”，被人骗去外埠当苦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在查检史料和阅读一本又一本的书籍时发现，老人家的表情与学校老师的说法都是事实。

老人家炫耀的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学校老师不过是照本宣科，她讲述的，是连她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一种偏颇。

广东漫长的海岸线曲折逶迤，港湾岛屿星罗棋布，是我国海上贸易最早、海外移民最多的省份。

早在唐朝末年，广东的商人就已经依仗着海上交通的便利，漂洋过海下南洋，活跃在东南亚各地的港口。

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三千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之中，有两千多万是广东人。

纵观历史上的“下南洋”，从清代开始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先后有过好几次的大潮，无论是时间、地域或是起因，都有很大的差别。

以今天的眼光看，华人下南洋相当一部分原因是避灾、逃难、经商与寻求发展，被“卖猪仔”与被骗去当苦工占了其中一部分。

时光流逝，地老天荒，有许多东西已经被历史湮没。

要写好下南洋的题材，唯有选择独特的角度，对相关历史如抽丝剥茧般地深度挖掘和细心梳理。

两年来，我心闲气静地寻觅、感知与打捞当时的人物、时间、民情、史料，我吃力地、耐心地把零碎的传闻和片段的记忆拼接起来，从中找寻下南洋的感人故事。

随着素材日渐一日地积累，远去的故事脉络渐渐地清晰起来。

稿纸上的文字如同种子，在历史老屋的砖缝里萌发，它沾着露珠，不声不响地吐出嫩绿。

清末民初的广州，广府人（包含南海、番禺、顺德的乡下人）经常活跃在广州、香港、澳门的大街小巷，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借助兴旺发达的蚕丝业，沿着四通八达的水路，汇集珠江，驶往大海、驶往世界各地，他们自古以来就具有征服海洋、闯荡天下的本事。

在广府人的词典里，避灾、逃难、经商都是为了“食”。

“食”也就是寻求机会谋生和发展，这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心态。

这与乡下人“鱼不过塘长不大”，“哪里有饭吃，就到哪里去”的言行如出一辙。

出洋谋生的广府人，最常见的是去“打工”。

据老人家介绍，只要你肯去工作，就不愁填不饱肚子。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手艺的人，大多是去做苦工，如矿场、码头、筑路、农垦种植等等。

而有手艺的人，可以找一份较为舒适并且收入稳定的工作，如裁缝、鞋匠、剃头匠、家佣、厨子、木匠、泥水匠以及货郎、小贩等等。

寻求发展机会的广府人，最主要的是“做生意”。

从唐代开始，就已经有商人和边民利用水路将家乡特产运到海外去卖。

这其中，有规模经营的官船，有私营企业的行商，有小打小闹的“水客”（跑单帮），也有定居在当地的“住番”（早期的商业华侨）。

那个时代，广府人漂洋过海并没有什么移民的意识，也没有国籍的概念。

留居当地还是返回家乡，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适应环境时留下，不适应环境时离去。

因为习惯了，他们乐天安命，同时也造就了不少令人刮目相看的传奇故事。

华人华侨经历了许多不可想象的苦难折磨，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既活跃了侨居地的经济，也摆脱了贫困的生活。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先辈们筚路蓝缕的身影，看到中华民族经历多番考验而坚毅不屈的精神。

由张明敏先生演唱的荡气回肠的《我的中国心》，曾唱出了不少华人华侨的心声。

这首歌当初引起的反响，如今已属于记忆和传说，然而，却一直深藏在许多人的心底。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我心里想，这感人肺腑的旋律，也许是漂泊者足印的跫音，它们如同大海长流不息的波涛，不停地、深情地、年年月月在倾诉……

吴国霖

2011年8月初稿

2012年5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