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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木棉急匆匆地赶到宾馆时,大堂的经理雷小姐正在等她。

雷小姐说,木棉姐你怎么啦,今天来这么晚。

木棉一看前台的钟,北京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40分了。她从没迟到过,更不要说迟到这么长时间了。她只有连连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雷小姐察觉了,侧头看她一眼,说,你怎么了?好像哭了?木棉摇摇头,但眼泪已盈在了眼眶里。

雷小姐关切地把她拉到一边问,是不是又和老公吵架了。

木棉还是摇头,摇出一串泪水。她现在只能摇头,如果开口,她肯定会控制不住地大放悲声,并且一发不可收拾。那她以后就别想再要这份工作了。她不想失去这份工作。过去不想,现在更不想了。从今以后,她所做的一切不再是为了让父亲高兴,而是要让自己充实。

她要为自己活了,她不得不为自己活了。

可是此刻,她的心却被从未有过的痛苦煎熬着。

刚才离开家时,大哥和二姐都有些不高兴。木鑫要走,大哥他们还想得通些,因为木鑫从来就是那副样子,她要走就有些出乎他们意料了。是啊,这样的时候还非要走,的确没道理,她有些迈不开步子。

木鑫走后,她又陪着母亲坐了一会儿,母亲在那儿絮絮叨叨地说着往事,她不太能听明白。她觉得母亲很反常,当他们几个孩子大放悲声时,她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流,只是不停地说。而且说的都是些让他们感到吃惊的话。她想自己如果继续留在家里的话,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了,母亲好像不在乎他们听不听,只是自己说着。所以她坐了一会儿,还是硬着头皮走了。宾馆这边的工作在等着她,一个萝卜一个坑,没人可替代。她不想打电话给宾馆请假,狠狠心就赶过来了。可人过来了,心却过不来。

雷小姐见问不出什么,拍拍木棉的肩,说了声想开点儿,就离开了。

木棉一个人坐在宾馆门口,有些神色恍惚。

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坐在这个门口为宾馆值夜班,也叫值更。累倒是不算累,但就是不能睡觉。以前木棉为了对付时时袭来的倦意,想出了许许多多的办法,但今天,她不用喝茶不用洗冷水脸不用采取任何措施,也不会有一丝倦意了,因为她的心里已被悲伤填得满满的,被内疚搅得生痛,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父亲,她的威严的老父亲,她的一辈子声音洪亮、昂头走路、腰板硬朗的老父亲,竟会这么突然地离开他们。尽管他们父女有矛盾,直到前晚的家庭会议都还有冲突,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父亲会那么快离开他们。可能正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她才会在父亲面前那么随意地表现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那些对父亲不满的话和伤父亲心的话。如果知道父亲会那么快走掉,她怎么也不会把现在的困境和不满表露出来的。她不想让父亲再为她操心了,也不想让父亲再对她失望了。

惟一能够让木棉感到安慰的,就是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她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他以为她真的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当她说,她现在的工作比在岗时收入还要好时,父亲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说,我早说过,再就业的路很多,干吗非要经商?我就知道你能行。

父亲这样的微笑是多么珍贵呀。

因为对她和父亲来说,那都是永远。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木棉就盼望得到父亲这样的微笑,可很难。

母亲生她的时候,正在县里开会。那时母亲还在西藏,但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尼木县县委工作了。她是提前出生的,发作时提前了20多天,弄得母亲措手不及。不但把母亲那个会搅了,把父亲正在开的会也搅了。父亲一听到消息,就慌慌张张地往医院赶。父亲之所以慌张,是因为母亲前几次生孩子都很不顺利,已让父亲感到了害怕。从来都很沉着的父亲乱了方寸,对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说,对不起,敌情来了,我得去医院,我不能让这一仗再打窝囊了。为这个父亲常和木棉开玩笑说,你生下来就是个破坏分子,一下破坏了军队和地方两个会议。

可那能怪她吗?她在母亲腹中的8个月从没安安生生地待过。母亲总是跑来跑去,而且就是这跑来跑去的8个月,她也没吸收到什么营养。那是1959年,是全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不仅如此,更是西藏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若干年来敌对势力一直没有停止过的武装骚乱,已从局部发展到了大规模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父亲见她平安生下来就迅速离开了她们母女,从此没了踪影,直到整个叛乱平息,她快两岁了,才再次见到父亲。

因为局势严峻,生活艰辛,独自一人带着3个孩子的母亲,身体已极为虚弱。整个怀孕期间没好好吃过一顿饭。母亲说,她能够顺利地生下来并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她虽然活下来了,却瘦弱得像只小老鼠,连哭声都是细细的,听不见,只能靠看来判断。但母亲没有奶水喂她,只能发愁地看她发出细细的有气无力的哭声。后来母亲所在县委机关专门召开了一个支部会,经过认真研究形成了决议,发给产后的母亲两个鸡蛋罐头和一个水果罐头,作为特殊照顾。

那大概是支部大会最特殊的一项决议了。

拿着那三个罐头,母亲依然犯愁。她不能保证自己吃了它们之后会有奶水,这种可能不大。而且母亲的工作没日没夜,几乎丧失了有奶水的资格。母亲决定把罐头里的内容碾碎冲成汁喂她。靠着这三个罐头,她勉强活了下来。但一直病病歪歪的,直到4岁离开西藏时,体重始终不到10斤。据母亲说,她之所以下决心离开西藏,离开父亲回到内地,和她身体不好有很大关系。

但木棉还是有些不明白,既然她身体不好,母亲为什么又把她丢回到父亲老家去?母亲解释说,她上学时正赶上“文革”,八一校也被运动搞乱了。许多孩子逃课。当时他们家里有四个孩子上学,母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只好把她送回到山东农村。可是为什么只是送她,而不是别的孩子?对这一点,木棉心里始终有些疑惑,也有些不舒服。

她在山东农村一待就是7年。由父亲的一个远房叔叔和婶婶抚养,应该说叔叔婶婶都对她很不错,尤其是婶婶,很疼爱她。生活也不是太苦,父亲每月都寄30元生活费来,在那个时候算是一笔巨款了。当然,父亲交待说那不是给她一个人用的,叔叔一家,包括村里的人有了困难,都可以用。她勉强读到初中毕业,成绩很一般。不知是不是小时候营养不良使智力发育受到了影响。

后来她当了兵,自然是后门兵。那是1977年,一大批部队子女由于找不到出路全当了兵,那一年的后门兵就格外多。她在这一大批后门兵里,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不同的是,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要当兵你就给我进西藏当,别找那种舒适的地方混几年兵龄然后找工作。她就进了西藏。

她喜欢西藏,她想到了西藏就可以和父亲还有大哥大姐在一起了。

3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木棉晒得又黑又瘦。她在分下连队前,请了半天假去看父亲。

自从进藏后她还没见过父亲。当她费了好大的劲儿见到父亲时,父亲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皱着眉上下打量了她一下,第一句话是,你的头发太长了吧?不合要求吧?去理个发。

木棉当时的头发不过是超过耳朵而已。但她不敢吭声,坐都没坐,转了身就去剪头,等剪了头再回到父亲那儿,请假的时间已经到了。父亲看她一眼说,好,短发好,精神。父亲又说,任何时候都不要跟人提我,自己好好干。木棉点点头。父亲似乎再没话了,挥挥手说,早点儿回去吧。我不能派车送你,木棉就出门了。走到门口,父亲忽然叫住她,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笔,插在她军衣上面的口袋里。木棉的心里一热,差点儿流出眼泪,说了声谢谢爸爸。

父亲唔了一声,再次挥挥手。

在木棉的记忆里,父亲惟一一次对她流露出温情,是在她将要回老家之前。父亲从外面回来,见母亲在为她收拾行李,就一把抱起她,放到了自己的腿上。父亲抱着她有些不知所措,就拿起一把剪子给她剪起指甲来。那时没有指甲刀,也没有精巧的小剪子,父亲用一把很大的剪刀剪着。木棉心里有些紧张,可她一动不动,生怕稍稍地一动就改变了眼前的一切。

父亲的怀抱让她觉得又陌生又温暖,她的心里充溢着从未有过的快乐。她真希望自己的指头多多的,指甲长长的,让父亲总也剪不完。但父亲很快就剪完了,三下五除二,差不多和他的每一场战役一样。父亲放下剪子,又放下她,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等若干年后木棉从老家回到父母身边时,父亲看见她竟有些疑惑,说,是木棉吗。

父亲从此没再对她有过任何温存的表示,甚至没碰过她。

木棉当兵3年后,有过一次考护校的机会,分数与录取线只差5分。木棉下了很大的决心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希望父亲找有关部门替她说说情。但父亲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还把她给好说了一顿。

她只好复员。

如果说父亲不愿为她上学的事动用自己的权力她还能够理解——他从来就是坚持原则大公无私的——但后来父亲对她复员后的工作安排进行干预她就有些不满了。那本不需要他做任何事打任何招呼的,是人家民政局安排的。可生生被他搅了。

当时对她的安排有两个去向,一个是木材加工厂,另一个是银行储蓄所。她本来是想去银行的。当然,那时候她并不知道银行收入高,她只是觉得那个储蓄所离家近,工作也相对轻松。

但父亲得知后却非要她去木材加工厂。父亲说储蓄所天天和钱打交道,容易犯错误,木材加工厂是国营大厂,那才是真正为建设祖国出力的地方,是工人阶级待的地方。他说他一直希望他们家里有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他还说木棉朴实,适合当工人。

木棉没有反抗,除了父亲的威严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她很想做一件让父亲高兴的事,读书不行,复员也对不起父亲,当工人总不至于那么难。既然父亲那么希望这个家里出现一个工人阶级,她为什么不去做这一个呢?那是8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还没那么受冷落。

木材加工厂有5000多工人,真是个大厂。父亲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家终于有一个地道的工人了。木棉看父亲高兴,自己也高兴。同时她暗暗下了决心,要好好地干,干出点儿名堂来,让父亲为她自豪。她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读夜校,两年后拿到了中专文凭,又当上了车间的检验员。但父亲再也没说过什么,似乎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因为在工厂工作,自然就和工人恋爱了。等父亲回家探亲时,木棉就把对象小金领回了家。父亲很开心,小金穿着工作服,理一个平头,不说话,只是嘿嘿地傻笑。父亲打量之后连声说,好,一个朴实的青年。又对木棉说,你现在是真正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好,好。

这两个好字,让木棉高兴了很久。木棉的高兴,是因为父亲喜欢。

但结婚后,种种问题都出来了。朴实的人不等于没缺点呀。接下来有了孩子,木棉被家庭和孩子一拖累,渐渐地没有了原来那股子劲头,只想凑合着过日子。

没想到凑合过的日子也被中断了。

去年底木材加工厂裁员,其中有一个硬杠杠,就是35岁以上的女工一律下岗。木棉37岁,自然在下岗之列。小金作为男职工,勉强留在了厂里,也没有好收入了。这一切,木棉在父亲面前提都没提。她知道父亲不会去帮她说话的。

但父亲还是知道了。他是从母亲口里知道的。父亲长叹不已。

木棉知道父亲这么长吁短叹不是因为她下岗,或者主要不是因为她下岗。父亲是为了她们这个大厂。父亲为这样一个国营大厂生存不下去而感到痛心,为国家面临的困境感到痛心,为所有的下岗工人感到痛心。父亲在为国家和工人阶级痛心的时候把她给忘记了。

木棉只好反过来劝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厂缩小规模是应该的,国家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能大面积砍伐树木了。经营那么大个木材加工厂干什么。

父亲还是叹气,他不明白现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工人下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过不下去日子?而与此同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腐化堕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挥金如土?父亲一日日眉头紧锁。

但他仍没有对当初叫木棉去木材加工厂感到后悔,他从不说后悔的话。他只是让木棉的母亲拿了1万元钱给他们,以表达他的关心。在他看来,这点困难木棉自己能克服。

木棉却对父亲真的感到生气了。在她看来,正是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把她引上这条贫穷之路的。如果当初复员时父亲不干涉,她去了银行储蓄所工作的话,现在的日子就会是另一副景象,决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如今她下岗了,想通过新的途径改变一下穷困的境况,父亲还是不支持。

她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古板的父亲。

夜已经很深了。木棉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进进出出的人员。

今天的宾馆似乎很安静,也许是因为市场萧条,客房使用率不高的缘故。木棉犹豫了一下,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二姐木兰。木棉和二姐之间比较疏远,年龄是一个因素,最主要的是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木棉从老家出来时,木兰已经当兵了。加上木兰的性格总是那么内向冷淡,从不主动和家里人说话,木棉从小就有些怕她。

木棉胆怯地叫了一声二姐。木兰冷淡地说,怎么,你还没睡。

木棉一听,知道二姐误会了自己,以为她跑回家睡觉去了。这种时候,她怎么可能跑回家睡觉?实在是因为不好请假,她才跑来值班的。

但她不想解释,她只是问:妈现在怎么样了。

木兰说,刚刚睡下。

木棉想了想说,我明天不上班了,请假回家陪妈。

木兰说,你自己看吧,不方便就不要勉强,反正家里有我。

昨天下午木兰打电话四处找她找不到,后来还是通过她丈夫小金才把她找到的。小金打电话告诉她噩耗的时候,她正在张处长家做钟点工。她一下子四肢发软,差点儿倒在地上。张处长知道了情况,马上用自己的车把她送到了医院,但她还是几个子女中到得最晚的。尽管大哥他们也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她仍为自己的晚到深深地自责。好在大家当时都悲痛万分,没人追问她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木棉完全能想象出此刻二姐的表情。二姐从来就是那个样子,好像谁欠了她。其实在木棉看来,她已经够好了,自己是个医生,丈夫也是个医生,说起来都是知识分子。比起自己这个家,她算是生活在上层了。而且父亲待她也很不错啊,本来她在西藏医院里的,父亲竟然破例把她调了出来。可她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虽然是姐妹,木棉却永远无法弄清楚木兰心里在想什么。

木棉没再说什么,放了电话。

放下电话一抬头,木棉看见一个男人走进了电梯。样子很陌生,不像是宾馆的客人。是来会客的吗?但现在已经11点了。

木棉心里存了一分警惕:要不要报告保安部门呢?

一个多月前,当木棉想开一个装饰材料店的计划遭到父亲反对、她气冲冲地离开父母家时,就在心里下定了决心,以后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决不再向父母开口了,一定要自己顶住。

木棉看出,当她和小金提出想租厂里的门面需要资金时,父亲的眼神里有一种不满和失望。他一定认为他们总是在依赖父母,自己不去努力。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啊,正因为她想今后不再依赖父母,才想开铺面搞经营的。可父亲却那么不满。是的,木棉知道自己在6个孩子里是最没出息的。他虽然经常和父亲争吵,但他毕竟有自己的事业,毕竟会挣钱,人也聪明能干。自己就不同了,样样事情都不顺,嫁了个丈夫也不能干。

小金的依赖思想比她还重,总觉得他们家是高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也会有办法的,老是怂恿她去找父母。小金还说,你爸给老家钱都那么大方,动不动就上万,给自己的孩子应该更大方才是,未必你就不是他亲生的。

木棉恼火地说,正因为他给别人大方,所以才没钱了嘛,你还以为他是百万富翁啊。

她生父亲的气,生丈夫的气,也生自己的气。她发狠地对自己说,我就不信靠我自己养活不了这个家。我就不信靠我自己走不出一条道来。

可是真的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像她这样的文化水平,这样的年龄,又是女的,能有什么好工作等着她呢?她四处咨询,最后听说像她这样的情况,眼下惟有家庭钟点工还比较有把握。但一听说做钟点工,丈夫坚决不同意。

木棉生气了,大声说,你不就是怕没面子吗?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如果你想要面子,你就去挣,每个月交给我500块,我就在家当什么高干子女。

丈夫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

那天早上,木棉终于下决心到街道办事处的家庭服务中心去登记。

去的路上,她经历了3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心理重压,短短的路程,她走了1个多小时。

走走停停,有几次都想倒回去。她就像是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低着头,生怕遇见认识的人。后来她对自己说,如果路上遇见了家人或者熟人,那就倒回去。可那天偏偏什么人也没遇见,她再磨蹭,也终于蹭到了地点。

街道办事处的同志很热心,去登记的人也很多,这让她心里好受了一些。她刚把自己的名字写下,登记的那个女人就抬起头来说,怎么是你?木棉一看,原来是住在她们家楼下的一个女人,没想到她在街道上工作。女人说,你怎么会上这儿来?木棉尴尬地红了脸,说,我也下岗了。女人很同情地点点头。木棉连忙走出门去。她听见那女人对旁边的人说,她爸是个将军呢。

木棉心里酸酸的,但她没有走开。她鼓足勇气站在那儿,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和雇主谈的。

她想既然已经来了,既然别人也知道了,那就做到底吧。

不时地有雇主来找人。看得出现在钟点工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行业。每来一个,等在那儿的女人就一拥而上。那些女人差不多都是像她这样,年龄大,文化不高,又急需一份工作。

负责登记的那个女人走出房间,见木棉老是站在角落里,就走过来对她说,你这样不行,你要主动一点儿。木棉点点头,但还是站在那儿。她不知道该怎么主动。对她来说,能走到这儿来,能站在这儿,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跨越了。

眼看要中午了,已经有好几个女人跟着雇主走了,她心里焦急起来。

这时又来了一个急匆匆的男人,看上去像个机关干部。木棉感觉这人挺可信赖,就鼓足勇气走了过去。可还没来得及容她开口,旁边的女人又一下子包围上来,七嘴八舌的,把那个男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木棉又被挤到了人群之外。一个胖女人还猴急地搡了她一把,差点儿没把她背的包带拽断。负责登记的那个女人看见了,走过来大声说,你们不要吵,一个个地介绍情况。来,你先说。她把木棉往前推了一下,推到那个干部的面前。显然她是有心帮她。

那个男人就看着木棉,其他女人也看着她。

木棉紧张的手心出汗,不知该说什么好。那个女干部着急地说,你快说呀,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木棉嗫嚅着,终于说:我当过兵。

木棉说出这句话时,眼泪就涌出了眼眶。

那个男人看了她一眼,把其他的人挡开,对她说,走吧,我请你。

后来木棉才知道,请她的这位机关干部,也曾在部队干过20年,对部队很有感情。现在是市委机关的一个处长,姓张。他一听说木棉当过兵,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便油然而生,马上就请了她。他问木棉怎么会下岗的?木棉不愿多说,更不愿告诉他自己的父亲曾是个将军。她只是笼统地说厂里不景气。

木棉到他家后,竭尽全力地做事。每天3小时,任务就是打扫卫生,并为他们一家三口做一顿晚饭。除星期天之外天天如此,一个月的工资是260元。

木棉在张处长家做了两天后,张处长很满意,征得她同意后,又把她介绍到了他妹妹的家,再做一份。

这样她上午去张处长妹妹家,也是打扫卫生,兼做一顿午饭。下午去张处长家,一天就有了两份工。一份工260元,两份就有了520元。过了不几天,张处长的妹妹又问她,愿不愿意星期天再兼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打扫一次20元,一个月80元。是她一个朋友的家。木棉又答应了。这样三份工加起来,她每月就有600元的收入了,加上厂里发的230元生活费,差不多近千元了。

但木棉还是觉得不够。女儿马上要读中学了,听说好一些的中学都要交上万元的费用。

无论如何,她是不会再向父母开口要钱了。

张处长的妹夫是一家宾馆的经理。有一天木棉听见他打电话跟人商量说,宾馆要再招一名值夜班的员工。她就小心翼翼地问,你们要不要女的?我想做。

经理说女的也可以。问题是你白天已经有工作了,夜里再值班怎么睡觉。

木棉说,不要紧的,我会克服的,我这个人本来睡眠就少。

经理说,那个工作绝对不能打瞌睡的,并且还要胆子大。另外嘛,你是熟人,我也不瞒你,宾馆那种地方,比较复杂,没事还好,有事就难说了。

木棉说,我保证不会睡觉的。至于胆子嘛,我当过三年兵,不会有问题。碰到事我就喊,女人的声音大,这点比男人强。我就是打不赢,还可以用牙咬。这样,你让我先试试,如果我不合格,你就炒掉我好了。

她这么一说,经理就只好答应让她试试了。每晚10点到凌晨7点。月薪400元。

这样一来,木棉有了第四份工作。不算厂里的生活费,收入也有上千元了。

做四份工作的木棉,成了一个每天睡三次觉的女人。

早上7点她从宾馆下班后,赶快回家做家务。做完家务睡一两个小时。10点钟起来后,赶到张处长的妹妹家做钟点工。中午回家给孩子做饭,吃了饭再睡一两个小时,到下午3点半起来,赶到张处长家做钟点工,晚上吃过饭,再睡两小时,9点半起来,赶到宾馆去值夜班。

这就是木鑫在父亲面前说的,木棉过着“非人的生活”。

所以昨天木棉晚到的时候,木鑫看了她一眼。只有木鑫知道。

木鑫说得对,她现在能挣钱养活一家了,但她的生活是抽血榨油的生活。

两个年轻小姐走进了宾馆,穿着黑色短皮裙,踩着像小山坡一样的高跟鞋,妆化得很浓,一看就有些不正经。木棉凭直觉就知道她们是从事所谓“特殊职业”的女人。她们没去总台,而是直接往电梯门口走,想上楼去。

木棉站起来走过去问,请问你们找谁。

一个小姐说,我们上去看个朋友。

木棉说,对不起,现在是12点,已经过了来访时间。请你们明天再来。

另一个小姐说,我们是约好的。

木棉说,那你们可以请客人到楼下来,在大厅会面。

小姐生气地白了她一眼,扭头往外走。走到门口,故意大声地说了一句,留给你一个人吃独食,看不撑死你。

有一天木棉正在值班,看见木鑫和几个人一起从宾馆的电梯下来,其中还有个年轻的小姐。木棉连忙躲开,但还是被木鑫看见了。木鑫见她出现在宾馆里大为惊讶,说五姐,深更半夜的,你在这儿干什么。

木棉马上拿出做姐姐的态度说,我还要问你呢,你深更半夜的在这儿干什么。

木棉说的时候,有意扫了一眼他身边那个年轻女人,那显然不是他的女朋友。

木鑫说,我在这儿谈生意。

木棉说,我在这儿工作。

木鑫让那个年轻女人先走,他把木棉拉到一边,有些焦急地说,你告诉我,你到底在这儿干吗?我不相信你会在宾馆工作,你又吃不了青春饭。

木棉说,我真的在这儿工作,值夜班。不信你去问经理,是他聘请我来的。

木鑫一听木棉每天夜里在这儿通宵值班,一个月才400元,很难过。他说五姐,我知道你经济上困难,可你也不能干这个呀。需要钱我可以帮你的,不告诉爸就行了。

木棉说,我干这个没什么不好嘛,又不偷又不抢,又不违法乱纪。哪一点不好呢。

木鑫说,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听姐夫说你们想在厂里租个门面,做装饰材料生意,需要多少钱我帮你就是了,你何必去跟爸商量,他那个死脑筋。

木棉说,不。我现在觉得这样挺好。爸说的也有道理,能有多大困难呢?动不动就开口求人。我自己能克服。

木鑫有些伤感地说,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好像我挣的钱不干净。

木棉连忙说,不是这样的,木鑫。我只是想靠自己而已。你的钱再多也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也不随便向你开口。木棉看看站在门外等木鑫的女人又说,你也要注意点儿,做生意归做生意,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太乱了。还是好好和周茜成个家吧。

木鑫点点头,说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分手时姐弟俩互相约定,不把对方的事告诉父母。

一个月干下来,木棉的确很累,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个机器一样,麻木地转动着。但拿到钱的时候,心里很踏实。这每一分钱,都是靠她自己劳动挣的,丝毫没有依赖父母。她甚至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最能干的就是现在。她打算这样干上1年,攒够了钱,还是要去租个门面,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有一份可以发挥自己能力体现自己价值的事业。

丈夫小金见她这样连轴转,又心疼又生气,说你这个样子,哪还像是个将军的女儿?他几次说要把她现在的情况告诉她的父母。木棉坚决不让。

木棉说你要敢告诉他们,我就跟你离婚。木棉还说,你不要怪我父母,如果你有本事,我又何至于如此?木棉又说,我一定要让我爸看看,我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创业。我非要开这个店不可,等开业了我再通知我爸,看他怎么说。

小金好像第一次认识她似的,把她看了好一会儿,终于说,木棉,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可是,万万没想到,她来不及等到这一天了。

木棉忽然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忽然,木棉看见刚才那个可疑的男人从电梯里走了出来,神色有些鬼祟,手上提了个白色购物袋。木棉透过袋子,一眼看见里面装了个黑皮的小方包,就是弟弟木鑫常提着的那种包。谁会把那样体面的包装在购物袋里。

木棉已经确定他不是这里的客人了。她警觉地看着他。

男人扫了她一眼,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往门口走。

快走到木棉身边时,木棉突然开口说,请问你是住在这儿的吗。

男人看了她一眼,说,当然是啦。木棉发现一丝惊慌从他眼里闪过。木棉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房卡吗。

男人假装去摸口袋,趁木棉站起来的一瞬间撒腿就跑。木棉拔腿就追,同时大喊了一声,抓贼啊。

男人冲出宾馆向左一拐,就跑进了一条小巷,木棉在后面紧追不舍。她自己都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和力气,风呼呼地从耳边掠过,她觉得自己有如神助。她一点点地接近了那个男人,她确信自己一定能抓到他。那个男人却跑得踉踉跄跄,突然,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跌倒在地。木棉一步冲上去按住了他。

男人似乎已无力,也无心反抗了,他开始向木棉求饶:大姐你放了我吧,我把东西还给你就是了,以后我再也不干了,我这是头一回。

木棉没有松手。她才不会被这么几句话骗住呢。

男人继续求饶,他说我真的是头一回,我要是惯犯,还能这么笨?还能不带凶器?我要是带了凶器,你哪里还能这么按着我……我也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我下岗了,我老婆也下岗了。

不说这话还好,一说木棉更是火冒三丈。她死死地压着男人的胳膊不松手。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难道下岗就有理由这么做吗?这不是侮辱我们下岗工人吗?如果父亲听见了,肯定会大拍桌子说: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放纵自己,那就是丧失了灵魂。

男人忽然说,大姐,我看你也像个下岗工人。

木棉一下子愣住了。就在这一瞬间,男人把包砸向她,爬起来就跑。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木棉知道是宾馆的人赶上来了,她抱住那个包,软在了地上。

雷小姐赶上来扶起了她,焦急地说,木棉姐你没事吧。

木棉摇摇头。可她刚一站起来,两腿一软,又倒了下去。这时候她才感到有些后怕,正像那个男人说的,如果他带着凶器,木棉也许早倒下了。

雷小姐说,木棉姐你胆子可真大,一个人这么狠命地追,还空着手。万一他带着凶器你可就完了。真把我吓坏了。

木棉有些凄惨地笑笑说,如果真那样,我就可以陪我爸了。

雷小姐不明白她这话的意思,愣在那儿。

木棉的眼泪已经汹涌而出。她在心里对刚才那个贼说,谢谢你没带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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