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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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外傻等时，我家已乱成一团，连很少摸上阁楼的父亲也在阁楼里，还有二姐，三哥。他们给四姐喂药，喂绿豆汁，一杯又一杯灌水。

四姐吞服了敌敌畏，她以为这种有毒的杀虫药喝几口就会死的。当她睁开眼睛，坚决地拒绝去医院。她的手几乎都要把床柱头抓碎，是三哥答应她，不让她去医院，才使她松开手。

父亲发现楼板上沉重的一响，药瓶坠在楼板上的声音，接着刺鼻的药水从瓶子里流出，穿过楼板缝隙滴到楼下。

四姐一定是在我走后，把预先准备好的毒药，从堂屋的哪个角落里取出，到阁楼她的床上。左想右想，最后干脆什么也不想，决定喝了药，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四姐在我们家长得最漂亮，和大姐的粗犷不同，她两条细眉，不用描画，浓淡有致，眼睫毛和眼睛最动人，乳房高挺，留着齐耳的短发。那阵子，街上一些从不登我家门的婆婆嘴，老与我父亲搭话：你家四姑娘真是一夜就出落成人尖尖了！

母亲不止一次和父亲说，别看四妹模样儿生得俏，我只怕她命最苦。

母亲心里更明白穷人家漂亮的女孩命薄，但四姐出事如此之早，依然让她吃了一惊。四姐与德华热恋了好多年，原是同一村的知青，他俩没结婚，怕回不了城。不管是同当地农民还是和知青在农村安了家，按有关规定都比单身知青差回城条件。四姐与德华信誓旦旦，永不变心，待两人都回城才结婚。稍有办法的人全都走后门通关系离开了，村子里已剩不下几个知青。1978年德华一回城不久，考虑就很实际：有可能四姐一辈子农村户口，命中注定是个农妇，他将一辈子受穷受累。他开始追求他的女同学——厂里支部书记的女儿，婚姻能改变一切，还说不定能提拔成干部，不再当工人。

除了我们家的人，谁都不认为他做得无理。至于爱情，在户口面前不过是个笑话。四姐写了厚厚一封信给家里，求母亲想一切办法使她能离开农村，否则，她只有嫁给当地农民。

母亲当然没有办法，她既无门子，也不会通路子，更没有拉关系的金钱。她只有流泪，着急，怨自己，恨不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只要能让四姐回城。

四姐知道德华开始变心，急得没办法。她只能一横心，赖在重庆不回。直到德华答应断绝和女同学的往来，才回农村想办法。她动身回农村前，邻居的一个熟人串门，当时四姐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哭了起来，那人动了慈悲心肠，问四姐愿意不愿意去郊区一家合作单位当小工挑灰浆桶，她根本不用想，就答应了。

四姐走上母亲的路，成为挑沙子砖瓦的工人，母亲叫临时工，她叫合同工。四姐早出晚归，上下班除了过江，还要换两次车，每天一身臭汗回家，谁也不想理睬，我和她之间越来越没话说。

德华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并不太远，工厂在弹子石渡口上端。他斯文，白净，长得俊气，我第一次见德华，以为他是古典小说连环画里走下来的书生。

他来我家，总抢着做家务，挑水、理菜、炒菜、洗碗，也很有礼貌。母亲却记着他对四姐三心二意的事，不喜欢他。不爱说话的父亲也对德华冷淡，父亲认为他太女相，命不顺。天一晚，父亲就在堂屋对着阁楼叫，说路上不好走，天又黑了——明显是下逐客令。但父母的种种暗示明示都没用，四姐硬拉着德华住进了我家，她只有靠这个办法让他最后实践娶她的诺言。

我和她、德华三人住在阁楼上。为避开他俩，我经常到街上昏暗的路灯下看书，半夜才归，我的眼睛近视，度数上升。房间太小，他们做爱的声音吵醒了我，我便大气不敢出，紧闭着眼睛，装作熟睡，有时干脆摸下床到堂屋去傻待着。

两床间一层布相隔，他们没法避我。家里再有别的人，房间里更没法做任何事。到江边或山上去，他们没有结婚证，若被治安人员和派出所的人抓住，侮辱一顿，还要通知单位领导，写检查。偌大一座城市，想来想去只有山顶那座破烂的电影院能安身，趁放映电影时一片漆黑，亲热一两个钟头。

父亲问德华：“你去上班还要把皮鞋擦亮？”

“去了再换鞋。”德华说。

“那不麻烦？”

“不，不。”德华答道，连早饭也没吃就出了院子大门。父亲对刚回家的母亲说，那就是前奏，他认为德华不会和那个女同学断，恐怕已追上了手，这下真要和四妹断。人总是往上爬，住在我们家小小阁楼里，他不会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