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故事背后那些未完的故事

《我的抗战》播出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作为与抗战老兵直接接触采访的前方记者，想想两年多在全国寻访抗战老兵的经历，两个字，“值了”。

这些老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如此普通，普通得走在大街上，和我们面对面地走过，我们都注意不到他们。这些人又是如此的不平凡，在他们日渐衰老的容颜下面，在他们轻松的语态和平静的神情中，娓娓道出的，是半个多世纪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段历史，正逐渐被人们遗忘。

似乎不能说是遗忘，因为这段历史，已经印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中，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里。虽然有些说不明，但却隐隐约约感受得到，不时地会蹦出来，左右着我们的行为和情绪。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呢？我们把这些在城市和乡村里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请到了我们的摄像机前面。对，他就坐在我的对面，讲述着埋藏在心底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

一、耐心的倾听者

《我的抗战》里面有许多具体的故事。正如崔老师所说，要的是故事，要的是细节。如何从老人的记忆中挖掘出对于他们生命最重要的片段？这需要耐心，需要倾听。

“你想听吗？想听我给你讲讲。”许多老人是伴随着这样的开场白，打开了他们的记忆。你想怎么听，决定了他们要怎么说。你是否愿意倾听，决定了他们兴致有多高。

但面对这些老人，我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耐心，缺少兴趣。甚至许多老人的亲人对老人的故事都知之甚少。不能责备人们缺少耐心，因为现实中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可惜的，是那些埋藏在老人内心的波澜。

我们其实没有做什么，我们只是在做一个耐心的倾听者。故事，就在老人的“啰唆”中流出，如此自然。一个故事，他能讲一天，绝对精彩。

二、那些渐渐远去的老人

朱鸿是我采访的第一个老兵，一名新四军老战士。每次采访前夜，他都会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整理出来，密密麻麻地写满好几张纸条。朱鸿对我说：“我年纪大了，能做贡献的事情少了，对你们的采访提供帮助，可能是我最后能作出的贡献了。”

听着非常心酸，却在以后不得不见证着一个又一个老人的离去。宋锡善去世了、王文川去世了、武干卿去世了、单先麟去世了……我知道，这个名单还要继续增加。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也如烟。多少生动的故事，都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永远地消散了。

二十九军老兵曹廷明是张自忠的卫兵。十几岁他把自己卖兵得来的83元钱全交给了父母，从此再没回去。“一辈子只给了父母83元钱”成为他最大的遗憾。90多岁的曹廷明，想到父母，哭起来像个孩子。

哭过后，曹廷明擦干眼泪，“我们继续工作吧”他说。

这些老人，青年时期参加抗战，是他们为国尽忠，为民族求生存的主动选择。如今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他们看来是一份责任，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老人们认真的态度让我们感动，他们讲述出来的精彩故事让我们振奋。他们在讲述自己，也在纪念倒下的战友；他们留住自己的经历，也在留住那个时代。

与这些老人接触的每一个场景，都已经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那是一幅幅画卷，画卷里，有重庆冬天薄薄的雾色中，山坡上破旧小屋内的微笑；有江南大片青绿色的稻田掩映的老房内，竹椅上悠然的小憩；有大连的海滩边，身经百战老将军远眺的眼神。

三、个人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都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大历史谈的多了，小人物比较缺少。但大历史容易被篡改，小人物，往往更加真实。

你说的可能夸张，他讲的可能片面，我的记忆也不一定准确。但每个人还原出来的，都是一个独特的抗战：抗战初期参战的老兵，会给你讲述中日双方的差距有多么的悬殊，我们的部队损失是多么的惨重。抗战后期参军的老兵，会意气风发地给你讲述他们作战是多么的酣畅，日本人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他们有的讲述正面战场的惨烈，有的讲述敌后战场的艰辛。

其实，我们永远无法还原一个完整的、纯客观的历史。口述历史，就是带着强烈的个人视角。但至少，每个人的讲述汇集起来，就会更加接近真实。

正如一束光照进三棱镜，折射出来的是炫丽的彩虹。《我的抗战》只是一个三棱镜，把抗战的这束光，分散成各种好看的颜色。

希望这样的抗战，不是不负责任的调侃，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也不是挥舞拳头的狂热。只希望通过这些老人的讲述，让大家更亲切、更生动地触感到以前被忽略的细节，那无法回归的过往。

老人在讲述属于他的历史，相信看过的人，最终都会找到自己还原的“历史”。

纪录片《我的抗战》首席记者 郭晓明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