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冒险·冲突·裂痕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还是有意的嘲弄

周恩来于1930年3月3日从上海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和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的护照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经在上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申请取得的。护照是真的，用的名字是“周冠生”，照片是他本人的，但故意照得又像又不像。他坐轮船于4月间到达欧洲，再由陆路去莫斯科。 经过德国时，他应德共《红旗报》的邀请，写了一篇题为《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社论，署名“陈光”(译音)。文章指出：

“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是中共“六大”后一年多实践中得出的新的极端重要的结论。发表后，很多读者向报社探询作者是谁，《红旗报》公开答复：“这篇值得一读的文章的作者是我们的中国兄弟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成员。”“文章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涨的图景。”

当周恩来离国以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1930年5月间，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正打得火烈火爆，双方投入前线作战的兵力达一百万人以上，后方顿形空虚。这种形势为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全国正式红军已有十几个军，连同地方武装力量共约十多万兵力，开辟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故被蒋介石雇请的外国军事顾问戏谑地称作：中国的“雪豹皮”：

在赣南、闽西地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近两万人，纵横驰骋数百余里，形成了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在湘鄂赣边地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下辖两个军，形成了具有一万五千余人的武装力量。

在湘鄂西地区，由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建立了有部队万人，在长江、汉水之间的革命根据地。

在鄂豫皖地区，由许继慎、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军，建立了有部队万人，二十多个县的红色区域。

在赣东北，由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两千余红军和工农赤卫队，形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个县的红色区域。

在广西右江地区，由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近万人，建立了右江十一个县的革命根据地。

此外，在苏中，在广东东部，在陕甘边和陕北等地区，都建立了规模不等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也就在这一有利时机和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增长的时候，使中共党内一部分人滋长了骄傲情绪，本未彻底肃清的“左”倾思潮又开始抬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这时恶性发展起来。

周恩来去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就事事依靠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于是李立三就在政治局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由向忠发主持，李立三为主导，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强调：“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 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决议还宣称：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基于这一“左”倾冒险路线，中央制定了一整套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并命令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红三军团攻打武汉； 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以夺取整个江西；红二军团配合进攻武汉和长沙； 红一军切断京汉路以进逼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并 最后夺取广州；最终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同时，还制定了白区各大城市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对于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立三中央对他们扣上“调和派”、“取消派”、“右倾势力”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恽代英、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因反对冒险主义而被排斥出中央和给予撤销、降职、开除党籍等 处分。

为切实保证贯彻立三冒险主义总策略的执行，中央派了许多特派员，到各苏区和红军去指挥和监督。派往广西红七军的代表，就是邓岗。 由于上海同莫斯科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络不便，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不十分了解党内所发生的这一切变化。

7月5日，周恩来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

7月16日，他又在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说：“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很显然，周恩来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

大约在7月下旬某日，斯大林会见了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

斯大林：看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只是在农民战争的背景之上兴起的。

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实际上主要是农民的革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先解放千百万贫苦农民。

斯大林：中国不同于苏联，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要发动农民，形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军。

周恩来：目前，中国革命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工农群众不仅有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政权斗争的工农武装力量。

斯大林：目前中共有多少红军？

周恩来：十万红军和十数万游击队。

斯大林：噢，由此看来，近两年中国红军发展很快，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周恩来：我们的发展策略和工作重点，正在逐步向这个方面转移。

这是多么值得令人欣慰的事情啊！斯大林这位世界革命导师对中国倾注极大的关心。此时的斯大林已和1928年主张中共搞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的观点不同了，一年多来中国红军在农村发展壮大的事实，使这位导师较客观公正地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而此时在国内，立三中央已将“左”倾冒险决议在全国各苏区强力推行。

7月16日，中共中央以向忠发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

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共的武装力量还太弱，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这无疑是给立三中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8月1日至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与共产国际的来电。

李立三首先发言：“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李立三强调：“如果我们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上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实于国际。”

与会者同意李立三的意见。

政治局常委项英说：“国际并不是不了解总的趋势，而是没有了解革命发展的速度。这要怪罪于去莫斯科的人右倾保守。”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说：“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

向忠发作结论时说：“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形势的发展说明党的路线之正确。恩来对这一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负严重的责任。待政治问题解决后，调他到北方局！”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部署全国暴动和军事战略，并且声言：“我们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

总行动委员会下达命令，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长沙等城市推进，要求南方局速调红七军向柳州、桂林进攻，以期在广州组织暴动。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研究了中共6月11日决议后，认为它是错误的，要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纠正。

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先坐火车到大连，再搭轮船于8月19日抵达上海。

刚一见面，李立三和向忠发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质问。

周恩来没有发火，而以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把他们说服。

8月22日至24日，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传达国际的指示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并着重强调建立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他指出：“现在是革命高潮日渐成熟过程中，虽然许多苏维埃已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来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

他说：“在中国什么地方最适合建立苏维埃的根据地？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以向着各中心城市发展。”

他说：“根据地绝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的发展。”

他特别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

8月26日，瞿秋白也到了上海。

这时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已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皆遭失败。瞿秋白以自己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主持中央工作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的严重破坏和损失的沉痛教训，说服李立三。李立三深为瞿秋白这种不诿过、知错改错的勇气和磊落坦荡胸怀而感动。

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在政治局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25年后，李立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又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不久便被调离中央去苏联学习。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事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文翻译。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部长。后历任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 革命”中被诬以“特务”等罪名关押批斗，1967年6月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1980年，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幢临时租用的洋房子里秘密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批判了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及时地减少了“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损失。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革命不啻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山高路远，消息隔绝，地处西南边陲地区的红七军，对于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战略方针的重要转变却毫不知晓。乃至在中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两个月后，中央派遣的“钦差大臣”邓岗仍按中央6月决议的精神向红七军传达，红七军前委则仍根据中央6月决议和中央对红七军的指令去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红七军出发了。七千多红军健儿满怀豪情，高举红旗，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出发了。

他们并不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条蹈险犯难、坎坷崎岖的悲壮历程。

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千里转战的征途中，将要遭遇到多少险恶的处境和强敌的殊死搏斗。

这是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还是有意的嘲弄？

不！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也改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