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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八一随想

1992年5月14日,是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聂荣臻的最后一天。当生命的最后一个黄昏降临时,两位老秘书照例来到元帅床前。看完电视新闻以后,元帅向秘书问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南昌起义、红军时期的几份文电是否收进(聂荣臻)军事文选?”

秘书回答:“都收进去了。”

元帅又问:“什么时候能出版?”

“出版社的同志说,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请您放心。”

“那就好。”元帅脸上显出满意的笑容。好像是做完了心中想做的一切,留下了想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切,10点钟,他入睡了。只是没有了平日的鼾声, 也没有了心跳,他静静地躺着,没有再哼一声,没有再说一句话。

一个世纪老人离去了。他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关心南昌起义的事情?

“八一”,是弥留者的话题;也是“受难者”的话题。南昌一把火,红了半边天。十年之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在第二战区将领会议上,询问一二零师师长贺龙:“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从嘴里拔出长长的旱烟袋杆,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指没有刺刀)。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蒋介石点点头:“喔,困难不少。”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话题一转问贺龙:“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爽直地回答:“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蒋介石竟一时语塞。看来,南昌暴动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也不轻。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时,“专案组”向贺龙发起攻击的“第一批问题”又是1927年的事,他们怕贺龙脾气大,不敢当面提问,而是“背靠背”提问题,要贺龙回答:“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

贺龙看完这张写满问题的纸,往桌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样的事!”

一连几天,他心里跟着火一样,吸烟很多,说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坐下来,打开笔记本,用毛笔在上面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他写得特别有力,最后的一挑,写得又细又长,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冷静下来以后,他以为只要把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说清楚,中央和毛泽东都能明白真相。他开始回忆参加南昌起义的过程,包括每个细节,他说,让夫人薛明记录。然而,当人们终于再把这位伟大的起义者视为英雄之时,英雄的尸骨早已成灰,什么也听不到了。

当起义最重要的领导人周恩来来到贺龙灵堂前,因无力保护贺龙而让他五内俱焚一般地痛苦、连续7次在贺龙像前鞠躬的镜头谁也不会忘记,人们不难想像,一个经历过无数风云以机智雄辩而著称的周恩来竟语不成句,只是呼唤着薛明的名字,这是怎样的一种悲痛?

最关心南昌起义这个话题的自然应该是周恩来。但他谈得最多的不是起义的意义,而是失败的教训。周恩来何以要对南昌起义中的错误“经常讲,反复讲”?

不幸的是,“八一”这个响亮的字眼,曾几何时竟成了阴谋者的一块心理障碍。当林彪尚未红极一时,与罗瑞卿大将尚未交恶时曾吐露过心声:“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呀!”

这就构成了许多人的悲剧。到林彪爆炸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已经成了一种时髦。只要不是毛泽东、林彪领导的事情都会受到怀疑,南昌起义自然不可避免。于是有了要以“9月9日为建军节”的呼吁;有了外国使节到了南昌也不安排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先例,理由是“纪念馆正在整修”。古巴驻华代办加西亚便受到了这样的礼遇。更令他吃惊的是,在井冈山,他被告知:1928年,是林彪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离开江西前夕,加西亚坦率地提出:讲解同志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不提对中国人来讲可能容易理解,但外国人不容易理解,对历史事实要不要不提,应该提。其实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中国人也不好理解;疯狂的代价是无知。接到外事简报的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维护了“八一”。

1971年4月23日晚,加西亚离任回国前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并在福建厅门口欢迎他,同他合影。此时的周恩来已察觉毛泽东对林彪的“讨嫌”,所以与加西亚谈话一开始,就说明:“你提出,应该把南昌起义后朱德同志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这段历史展览出来。这个意见完全正确。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同志,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并且要我们告诉展览馆更正。加西亚愉快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惜此机会重申了毛泽东也是他自己对此事的态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图案就是‘八一’两个字。定军旗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为自己争功,个人名利于他若浮云。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能为八一南昌起义正名,真是难能可贵。他详细介绍了当年的实情:“毛泽东同志参加‘八七会议’后带着一部分农民武装和工人武装,和还没有赶上参加八一起义的警卫团,组成了一支工农兵武装上了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站住了脚。时间在八一起义之后,八一起义虽然方向对,但政策错了。城市力主,依靠外援,是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犯的,南昌起义时我是前敌委员会书记。参加八一起义的有我们党初期的许多人,朱德、林彪、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叶挺、郭沫若、浑代英,董必武最老,也参加了。另外还有李立三、张国焘。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汉,我们把军队从武汉拉到南昌,高举反对国民党的旗帜,所以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参加了。这是党的一件大事,不能因为失败就不纪念。”

因为林彪的阴谋活动,老帅们的日子大多不好过。尤其是参加过八一起义当时职务又在林彪之上的贺龙、朱德、陈毅等,已经被整到了生死边缘。

周恩来借此机会说明真相:“南昌起义时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贺龙的,一支是叶挺的。叶挺在北伐战争时带领一个独立团把武汉打下来,那时林彪在这个团里当排长。1927年,我们在汕头外围打仗时留下朱德率领的一部分军队牵制国民党军队,林彪在团里当连长,陈毅同志在团里当支部书记。朱德的部队没有参加汕头作战,没有受到损失。他带领一部分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广东北部、湖南南部,最后在1928年春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合。这就是两支部队的会师。朱德是军人出身,当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所以从1928年后中国反动报界总说‘朱毛’,把这两个名字一直连在一起。毛泽东同志说,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

说到这里,周恩来颇为动情地对加西亚说:“朱德同志年纪大,85岁了,身体不好,休息时间较多,没有参加这次运动。我们的红卫兵翻他的历史,说他犯过错误,反对过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南海里贴大字报,说他是‘黑司令’。毛主席站出来说话了,你们年轻人不懂得历史,这是不对的,朱德同志还是‘红司令’,虽然他犯过错误,但我们总还是在一起战斗到现在,所以党的‘九大’仍选他参加政治局。上井冈山是正确的,南昌起义失败了,犯了错误。两方面对照起来就更显得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路线正确。这是你的意见。毛泽东很欣赏你的意见,合乎他的思想 ”

周恩来很久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谈起南昌起义了。尽管他还无力保护所有的受难者,他还得谨慎小心,还得处处借助毛泽东的支持。但在林彪尚未爆炸前的这次讲话,却使得起义时大难不死的人们又一次获得新生。

共和国将帅中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不在少数。仅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的就有6位,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林彪(还未将为起义起过重要作用的叶剑英元帅计算在内);大将中有4位:粟裕、陈赓、张云逸、许光达;上将中有萧克、杨至成、周士第、陈奇涵、赵尔陆等等。一场暴动竟能诞生这样多的将领,即使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还没有细数建国后,能有资格站在天安门城楼向人民挥手致意的国家领导人、当年的起义领导者: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李立三、郭沫若、谭平山。

最有意思的是,在开国大典之时,站在那座著名的宫墙之上的,不仅有起义的参加者,也有起义的“镇压者”,比如程潜、李济深、唐生智、黄绍竑等,当年他们处于南昌起义的敌对阵营,有许多次的较量,正是在起义者和他们之间进行的。当历史终于认同这场起义,当年这些起义的“围攻者”,也在又一个历史关头,选择了起义。不同的是,一个是在大革命失败之际,一个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之时,他们的起义使他们的历史从反面走向正面。不管是最早的觉悟者,还是像他们一样的后来的觉悟者,同样不失为俊杰,同样地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世事沧桑,这个世界经历了多大的变迁啊。

因此,有时我想,回想这些曾经为敌而最终为友的起义者,在同一历史舞台上的表演,究竟是一件憾事,还是一件乐事?

站在长长的英雄的名单前,我向这些与共和国走过了长长里程的将军们致敬;而在我的心中,我还怀着一份更高的敬意,就是向那些未曾尝到新中国的一颗果实,未及接受共和国的一枚勋章而早早长眠的英魂们、虔诚地写下他们的史诗,记下他们的英名。他们是叶挺、挥代英、彭湃、郭亮、方维夏、周逸群、李硕勋、王尔琢、贺文选、贺锦斋、彭于臣等等,等等。

时间已经跨越了70年。我们无缘参与或目睹那场起义,我们没有力量去掌握这场暴动的各个方面,也没有必要去叙述它的全部细节,可我们有义务追寻和思考那场起义。追寻它给予今天的启迪和明天的昭示。不啻是一代人。我对所有起义的人物和未为人知的细节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我甚至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在8月1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9月9日,而他们逝世的日子正好是这起义日子的倒数(周恩来逝世于1月8日,毛泽东逝世于9月9日)都琢磨过。我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宿命论者,可难以收回对起义者的崇拜之心。于是我将自己对起义的所有思考与疑惑写在纸上。

我首先注意的是那些在暴动的各个环节起过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不管他们日后是星光灿烂的将帅,还是掩在山坡野草下的一抔黄土;我将尽力表达日后将军当年的心灵所承受过的,曾感悟过的,曾体现过的片断,并将它们保留下来,以供与我一样怀有兴趣的人们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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