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扬子江头的来客
第二节 梅贻琦在李庄流亡
李庄的几个学术、科研机构人员，除陶孟和之外，按照辈分排列，梅贻琦几乎是所有人的前辈，尤其清华出身的学子更是如此。声名赫赫的李济、梁思成、梁思永、李方桂等皆是梅贻琦的学生。1889年生于天津的梅贻琦（字月涵），于190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私立学校第一届师范班，当时的校长为张伯苓，助教陶孟和，陶算是梅的师辈人物。1909年，梅贻琦考取了清华学校前身——游美学务处招收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直接入美国吴士脱工科大学机电工程系就读，1914年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后回国，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先后讲授数学、英文、物理等课程。据当年就读于清华学校的李济回忆说：“我是他（梅贻琦）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程的学生，那时候所留下来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两点：他是一个很严的老师，我却算不得一个好学生。”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弟子们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若不与其相当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梅氏颀长的身材常配一身青布长衫，脸形如棱角分明的雕塑，风度翩翩，算是那个时代的美男子，曾被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和“中国学者的理想化身”。
梅氏的风度与雅量，早在1909年参加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考试时，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梅的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参加的全国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后来李济赴美留学，所在的美国东部麻省乌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与梅贻琦早年所读的吴士脱工科大学在同一城中，这所大学已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就读。
有一次李济来到这所大学游玩，便有中国留学生对他说：“梅月涵先生就是从这个工业学校毕业的高才生。”这一情景，给李“留下了一个深的印象”。
当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不久，梅贻琦接替张彭春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务兼管研究院事务，开始有机会一展其治学思想与才能。1928年至1931年，梅贻琦被派赴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冬，受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李书华举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梅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心志表达了自己对清华的爱恋与深厚情谊。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梅贻琦率清华师生迁长沙，再迁昆明。西南联大成立，梅以常务委员的名义执掌事实上的联大事务。1940年，美国吴士脱大学鉴于梅贻琦在清华服务25年成绩卓著，而在艰苦的抗日烽火中主持西南联大呕心沥血的高尚人格与不屈精神，特授予他名誉工程学博士学位。此次梅贻琦等人的李庄之行，受到众位学者的普遍敬仰与尊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梅贻琦等三人来到李庄的第二天上午，在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陪同下，到吴定良等人的工作处如戏楼院、田边上、新院等地参观，顺便到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学子们的宿舍视察，并叮嘱准备论文答辩事宜。据梅贻琦日记载：“晚饭为董家备办，同座有凌纯声、芮逸夫，为第四组研究员，专民族学者。饭后因饮酒稍多，更觉闷热，汗出如浆，灯下稍坐即先归房睡下。李（方桂）太太给余万金油，令涂额上，盖余显有醉态矣。”
关于饮酒，梅贻琦在学界向以爱喝、能喝但不闹酒闻名，每遇他人在酒场敬酒，总是来者不拒，极豪爽痛快地一饮而尽，因而落了个“酒风甚好”和“酒圣”的美名。李济曾专门著文说道：“大家都知道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着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梅贻琦到台湾后一位叫孙观汉的助手在回忆文章中说得更加真切：“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在许多次的聚会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拒绝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赢得这一连串的“美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此点，在梅贻琦去世后，其子梅祖彦曾有过论述：“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在日记中他承认自己喝酒太多，也有过自我批评，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人云知子莫如父，作为儿子的梅祖彦，看来也是颇知父亲生活况味的。从梅贻琦日记看，在许多场合，梅氏都有喝酒过多且在事后自责的记载。就在此次由昆明飞往重庆，与来李庄之前的5月23日，梅贻琦日记载：“（晚）六点余至国货银行清华校友十六七人之饭约，食时因腹中已饿，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连饮廿杯，而酒质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原拟饭后与诸君商量募款事，遂亦未得谈。十点左右由宝弟等将扶归来，颇为愧悔。”
这次在李庄板栗坳董作宾家中，梅贻琦虽没有畅怀豪饮的“壮举”，也未当场失态，但从记载看，也多少有些悔意。当离开李庄与郑天挺、罗常培三人结伴赴成都与重庆考察时期，对朋友招待的各色酒水同样是来者不拒，且仍有不少的醉酒记录，在不到20天的短短时间内就有三次。请看梅氏自己的记载：
7月25日，6：30至南打金街99号赴邓敬康、王孟甫饭约，在彼晤佩弦、李幼椿、魏、李秘书长等。酒颇好，为主人及朱、李、宋等强饮约廿杯，微有醉意矣。
9：00回寓，苏永煊来谈清华中学事。留弟斋住寓中，在房中加设一床。
8月4日，3：00王铮如（中行专员）来，陪余往朝阳城垣访刘季陶，季陶适病疟稍痊，勉强起床。
晤其所中刘鸿万及康某。德章忽滑倒，伤颧骨，颇重。
晚饭为刘太太留住，并由余送信邀郑、罗及杨夫妇同来。饭时饮大曲，刘太太兴致颇好，但饭后即呕吐上床，罗亦至院中呕二次。余初代刘、太太打牌一圈，后牌停，在堂屋坐椅上竟睡去，盖亦有几分酒意者。
10：30归寓时误着王衣，余未觉，而王亦因醉先归去矣。
8月11日，5：30至小可食馆，主人为王翰仙、郑颖孙、戴应观、邹树椿，客为余等三人：杨仲子、任东伯、张女士。席间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主人以滑竿送归，王君伴行，益感不安也。
上述记载，第一次是梅、郑、罗三人抵达成都之后，邀请者皆梅氏的故旧与学生，西南联大的朱自清（佩弦）时正休假被邀往成都讲学，因而陪坐在侧。梅氏一次痛饮二十杯，可见确是酒场中难得的痛快豪爽之人。当年的英雄好汉武松打虎前在插有“三碗不过冈”招旗的酒店里，也不过喝了十八碗“透瓶香”，到得冈上就不行了，且喝的还是劲道较小的当地自产的老酒，如果不是遭到猛虎惊吓和凉风一吹，打个激灵醒了过来，可能连人加哨棒都进入老虎肚中。而梅氏连干二十杯高度白酒，竟能回寓后还与来客谈论事务，可见确是海量，假如不幸路上遇到类似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虫，完全可以搏上几个回合，只是身子骨没有武松硬朗，后果如何就不好说了。
上述记载的第二次，是梅氏一行返重庆途中的内江。第三次是已回到重庆沙坪坝青木关经历的酒局。以后类似酒局仍然不断，作为一家名牌大学的校长，酒桌上的应酬自是不可避免，只是身体很难抗得住酒精对健康的腐蚀力。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又记载道：“上午十时清华评议会，会后聚餐，共十一人。……食时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以后应力戒，少饮。”两个星期后的10月28日，又有“上午十时半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结束事项，会后聚餐，为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散后大睡……”
据梅祖彦推测：“实际上他（梅贻琦）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
梅氏博得的善饮美名，最终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引申出一个生活命题：人的生活习性一旦形成，很难因外力而改变，尽管理智、刚毅坚卓如梅贻琦者，亦不例外，并终因饮酒过度中风倒下。悲夫！
且说梅贻琦在李庄董作宾家中痛饮之后，次日上午，梅、郑、罗三人到门官田陶孟和的社会科学所访问。据梅贻琦日记载，这天的天气是“晴热，蔚蓝天空，片云绝无，盖较昨日更热矣”。
几人气喘吁吁赶到社科所，刚在厅堂坐定，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梅贻琦问陶孟和：“这里不断有警报？”
陶孟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道：“警报是不断，不过这里不够级别，日本人没有那么多炸弹来照顾，有数的炸弹都投到重庆、泸州、宜宾去了。”正说着，外面传来了“隆隆”的轰炸声，梅贻琦等三位客人有些惊惶，所内十几位青年学者纷纷跑到室外向天空和四周观看，有几人回到厅内道：“可能是重庆那边被炸了，这边听到的是爆炸的回响。”梅贻琦听了，忍不住微笑起来，心想这年轻人是不是神经有毛病，重庆爆炸在几百里远的李庄山坳里怎能听得如此清晰？于是在当天的日记明确记载“不信声音能传来如此之远也”。
下午一点半时，警报声稍歇，所内清华出身的八九人告梅贻琦，要在李庄镇设宴款待，以表达师生情意。梅氏不好推辞，只得随之向山下走去。未走多远，突然又从东方传来巨烈的轰炸声，此时陶孟和面色骤变，立即招呼梅贻琦等奔到山坡下一片树林中躲避。如此躲躲闪闪，直到下午二点多钟才到达李庄镇。只见“街上人甚多，为赶场者，竟都不疏散”，梅贻琦认为如此冒险“实为不妥”。对此种情形，罗常培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问当地人听没听到轰炸声，咋不分散躲避时，赶场的乡民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轰炸重庆的回响。”第二天罗常培一对报纸，发现“所记的空袭时间，果然不错”。看来梅贻琦此前的估计有误，相隔几百里有如此大的回响，足见重庆被炸之惨烈。
参加李庄宴会者共13人，梅、郑、罗、董、陶等几位元老为客，年轻的后学，且清一色清华出身的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潘嘉林、严中平、林兴育、桑恒廉、夏鼐（时属中博筹备处）八人为主。在异地他乡，师生相见，自是感慨良多、祝福良多，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恍于隔世又如在眼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意图已十分明了，国人的危机感越发紧迫。这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梅贻琦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同时强调大学教育“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的办学至理。对于“九一八”以来的危局，梅贻琦特别提醒师生“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梅贻琦的良苦用心在这段文字中已表达尽致，但有些思想另类的学生觉得这个表达并不能代表广大师生及国人的意志，遂不明事理和不知深浅地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并有“爱国有心避难无术”的怪论贴到校内墙上，以蛊惑众志。时华北情形岌岌可危，表面上宁静，弦歌不绝的清华园，实际上已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履新未久的梅贻琦认为部分学生的此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软骨症行为，极为痛心失望，遂奋笔疾书，贴出文告，剀切地告诫师生特别是一部分欲偏安江表、苟安图存者注意：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其中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应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梅氏的布告在清华引起了极大震动，那些蛊惑迁校偏安的另类人士，不得不闭上荒唐怪诞的嘴巴。而梅氏的“这篇文告，对于民国二十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
梅贻琦上任的时候，清华学生绝大多数无党无派，纯粹以求学为唯一目的，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学生开始有了较为坚强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且有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政治派别作后盾，如此一来，便引起清华园的骚动。1935年冬，清华学生姚克广（依林）、蒋南翔、陆璀、黄诚、吴承明等辈，在中共北方局人员林枫、叶小舟、黄敬等人的暗中鼓动下，以抗日为号召，在北平策动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示威游行，以及1936年的南下扩大宣传队等政治活动。几次活动使大批爱国心切的学生被卷了进去，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恼火，多次派宪警到校园抓带头煽动学潮的学生，却又很难捉到。
1936年2月29日，正是年终大考的第一天，盘踞平津地区的军阀、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派出军队到清华园清查学生共党分子。宋本是受南京政府的指令行事，并不太情愿做此类出力不讨好甚至败坏名声的事，再加上清华校长梅贻琦等经常与宋见面交谈学潮问题及消融解决办法，宋哲元怀揣复杂的心态命令进入清华园的一个团，可以携带枪枝作威吓工具，但不得动真格的，最好是徒手将“刺头”的学生擒拿归案。该团团长得令，率部携带未装子弹的枪支进入校园。有消息灵通者得知这一命令并亲眼看到官兵们“温柔”的表现，认为大兵们很傻、很天真，且有点软弱可欺。于是乎，聚集而来的学生们在几名地下党学生分子的指挥下，一拥而上，将官兵们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缴了枪支，掀翻了运输的车辆，团长以下的军官全部被扣留。越聚越多的学生们群情激昂，对官兵们指手画脚地开起了批斗会。几个激进的学生感觉只开会批斗并不过瘾，索性把几个当官的用绳子捆住吊在树上。与此同时，一个由师生组织的护校组织应运而生，这个组织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期与宪警对抗之意，只要发现风吹草动，便在园内小丘钟亭上敲响警钟，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不少有识之士预感到如此闹腾，必将引起更大的冲突甚至祸端。天快黑的时候，校园的气氛更加紧张，一帮学生关闭了校门，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亲自在门口与校警把守大门，严阵以待，预防不测。天黑之后，突然有一个师数千人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和部分警察、特工队伍，由西苑浩浩荡荡地开来，关闭的校门被轰然撞开，守卫的陈福田与数名警卫被闯入官兵一顿枪托拍倒在地，尔后用绳子捆了吊在树上，表示以牙还牙。大兵们喊着号子，潮水一样向校园深处袭来，黑暗中只听见跑步的号子声，撞击的枪管声，沙沙的刺刀摩擦声，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那些白天组织围攻官兵的“刺头”们，眼见对方来势凶猛，知道大祸来临，脑袋急转弯，丢下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应对的学生队伍，一个个鞋底抹油——溜之乎也。多数学生见平时蛊惑闹腾得最厉害者逃之夭夭，也在一片大呼小叫中四散奔逃。奉命追捕的官兵在黑夜中四处搜寻，先是到学生宿舍查寻，不见几个人影，最后在新体育馆中找到了近千名“避秦”的同学。官兵们将学生们分开，按照名单上的姓名一一查找、核对地下党分子和带头闹事者。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抓到，只有二十余名参与者被官兵带走。
来势汹汹的军警特工们撤走了，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但有二十余名学生被捕，生死不知，令人无法平静。天亮之后，昨晚悄悄溜走的几个带头者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冒将出来，重登讲台煽动部分学生向校方质问昨晚的名单由谁提供？提供者该当何罪等。议论纷纷中，有人认为名单是教务长潘光旦提供的，便围聚到办公楼前堵截潘光旦，欲施以颜色，作为报复性惩罚。
潘光旦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因跳高伤了一条腿，未得到及时治疗成为终生残疾，成了“独腿客”，以后走路总是架着拐子，为此很担心留学问题。1922年，潘氏清华学业期满，到了该放洋的时候，他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氏不假思索地说：“不太好吧，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人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来了！”
潘光旦听罢这个校长暗含讥讽侮辱的混账话，沮丧不已又无可奈何。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F。S。Starr）得知此情，专门找到严校长为潘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潘光旦总算与其他同学一道赴美国留学。潘氏抵美后，先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攻心理学，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34年回母校清华任教授。当宋哲元的官兵进校搜捕学生时，他正担任教务长。学生们见潘氏拄着拐杖来到校园，立即进行围攻，几名“刺头”上前把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潘只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以保持平衡。后面的学生见状，甚为得意，大呼小叫地兴师问罪。潘光旦头发凌乱，却面带笑容，在地上来回蹦跳。有一个叫林从敏的学生见此情景，于心不忍，与另一名学生方钜成上前扶住，将拐杖拾起，架着潘氏向大礼堂走去，后面仍有一群学生不依不饶地高声喊着讨伐口号。走至台阶，只见梅贻琦身穿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梅停留片刻，大体弄明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肃严，眼睛瞪着二三百名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夹在人丛中高呼喊打的学生见此情形，顿时闭上了嘴巴，其他学生也静了下来。
只见梅贻琦往台阶上移了一格，挺起胸膛，对众人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您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硬如铁的话震住，瞪着眼睛相互望望，缩着脖子，悄无声息地渐渐散去。许多年后，一直在现场架扶潘光旦的林从敏颇为感慨地回忆道：“我们记得某学长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是在推打潘光旦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
围攻潘光旦的学生们四散而去，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名单的事可以不再追究，但二十余名学生的命运不能不加以探询。当天上午，梅贻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以沉痛怜爱的口气告诫道：“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宿舍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一下，又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学生，以维护学校和学术上的独立。学生们听罢，深为感动，皆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日后，被捕的学生全部放回，一场风波就此消解。
梅贻琦“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他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这是李济对梅贻琦的评价，也是梅氏本人真实的写照。而如今，在李庄街头这个异乡餐馆里就坐的，有几位就是当年参与闹事的清华学子，当他们从梅贻琦那一直“保持着静穆的态度”和“不多但能切中要害”的言谈中，再次感到了这位“寡言君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政治眼光与坦荡胸怀，从而对母校清华和包括自己在内饱受战乱之苦的困境有了更多理解。在相互告慰与祝福声中，酒酣耳热的梅贻琦又向他的弟子们重复了不久前对清华同仁说过的几句话：“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
一番话令在座的清华学子热血沸腾，激情荡漾，纷纷表示要在这个偏僻小镇的山坳里老老实实地待着，不管是平日与牛为伴还是夜晚与狼共舞（南按：此时社会学所的青年学者仍与牛圈为邻，晚上时常听到狼嗥，并有狼窜进院内觅食和吃人之事传出），总要尽心研究学问，唯如此，方可向清华师友敢告无罪，云云。
宴会在情感交织与慷慨激昂的旋律中结束，此次梅贻琦连饮20余杯未显醉意，仍精神矍烁，豪气飞扬。离席后，与郑、罗二人在陶孟和引领下，步伐轻盈，丝毫没有拖泥带水，一如平常地来到李庄镇内禹王宫同济大学校本部，拜访了同大校长周均时，尔后至镇内羊街六号、八号，分别拜访了李济、梁思永等各家，天夕时分方重返郊外板栗坳。几人刚登上五百级台阶，如浆的汗水尚未擦去，年轻的董同龢夫妇就从一个小山包上奔过来，声言已在家中设了便宴，专等几位业师到来品尝。限于战时李庄的条件，董、王这对小夫妻只能以精心制做的打卤面来招待恩师。因中午已喝过白酒，晚上食吃卤面倒觉得特别舒服，为此，梅贻琦等三人很是满意。
董同龢乃清华出身，夫人王守京出身名门，其父是中国最早留日归国学生之一，王本人则毕业于西南联大，梅、郑、罗三人皆属是她的师辈人物。董同龢于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校时曾任《清华周报》副刊编辑、清华中国文学会主席，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习音韵学。当时唐《切韵》残本正引起中国语言学者的注意和重视，董同龢抓住这一机遇进行研究，毕业论文就是《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其文得到了导师与众多文科教授的高度称赞。因了这一成就，走出清华校门的董同龢顺利考取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生，先是给赵元任做助手，并不时地向李方桂、罗常培等名师请教。后从事方言调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收益颇大，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关于这对夫妇颇为奇特的性格、学识和经历，石璋如曾有一个简单的回忆，说的是在昆明时，傅斯年表面看上去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同事平时都不爱跟他讲话，但是二组（语言组）的董同龢并不怕他，经常与其辩论。傅斯年的身材俨然一庞然大物，体重约一百八十多斤，走起路来像一座小山包在移动。有一次罗家伦笑傅斯年曰：“你这大胖子怎样能和人打架？”傅颇为自信地答曰：“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便是流传甚广的傅氏名言之出处。后来，傅斯年又在南京对他的学生、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何兹全说：“我就是不怕死。在北大读书时，在红楼门口几十个人打我一个，把我压在底下，还是传达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从前后两段不同的话语中可见，傅斯年所谓的无往不胜和压倒一切，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否则就只有被人打趴在地并踏上几只脚的份了。同世间万物皆相生相克的规律一样，史语所二组的董同龢同样生得人高马大，如黑塔一样耸立于众人面前，若以“体积乘速度”，产生的爆发力绝不在傅斯年之下，且董氏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比已现颓象的傅氏更具实力，所以初生牛犊的董氏并不畏惧傅氏这只号称“压倒一切”的老虎。——当然，二者的比拟并不是真的要拳打脚踢，刺刀见红，主要体现在平时的学术论战上。傅斯年虽学问广博，文史数理皆有精深造诣，号称练就了前记五百年、后算五百载的妙法神功，但史语所二组有音乐之类专门的学问，且这种学问并不是诸葛亮摆空城计弄的那种吹拉弹唱的小把戏就能蒙得住人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式的文化语言艺术，即是诸葛武侯再生，亦不见得尽解其中的玄机奥秘。在这方面，作为专家的董同龢自然要比傅氏懂得更多更精也更广，故石璋如所亲临的傅斯年每与董同龢辩论场合，“在许多时候辩不过董。有时不知为一个什么问题，二人就开始抬起杠来，史语所的同仁就聚过来围观”。傅斯年眼看自己出现力不能支的颓势，就以“这个董同龢最爱抬杠”为名宣告败退。
此时，无论是董同龢本人还是围观的史语所同仁，都不可能想到，这一场场看似激烈而傅氏又往住最后败北的论争，实际上暗藏着傅的另一种心机。几年之后，傅斯年在为董作宾撰写《殷历谱》的序言中，才将这玄机奥秘抛露出来。傅氏用心之细微和良苦，也才为大家理解和心生敬意，此是后话，暂且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