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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南渡自应思往事

第三节 别了,蒙自教授们

关于抗战成败的争论还在继续,众师生翘首北望,以复杂、悲怆的心境,关注着这场决定民族兴亡的战事。

1938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告世界友邦书》和《告日本国民书》,以纪念中国军民抗战一周年。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蒋氏要求全国军民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全力促成武汉会战的胜利。

就在这一天,联大蒙自分校全体师生在旧海关旷地举行抗战周年纪念礼。由樊际昌任主席并致辞,文学院长冯友兰演讲。冯氏语气平和,谓“一年来中国之胜而非败,语极乐观”。想不到演讲中突有一意外插曲,把会场搅乱。一个战前受聘于清华历史系、名字叫噶邦福的俄籍老教授,亦随校南来并参加了本次活动。当冯友兰演讲到一半时,只见这位白须飘动的俄国教授号叫一声扑地不起。身边的师生见状,以为是这位俄国佬因高呼口号未能呼出憋气倒地,或者是故意耍什么布袋戏,以活跃演讲的气氛。待细看之后,只见这位教授脸色发青,热泪横流,满面呈悲凄之状,方感另有隐情。众人手忙脚乱将噶邦福抬出会场请医生急救,半个小时后方缓过神来。原来这噶邦福当教授前曾做过俄国军官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战役中,作为下级指挥官的噶邦福奉命率部冲锋,突遭敌机关枪扫射,乃紧急下令卧避。当枪声停止,噶邦福挥枪喝令前进,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官兵全部阵亡。此段酷烈往事随着冯友兰抗战演讲再度被忆起,遂有这位噶教授突发悲声,昏厥倒地的一幕。众师生闻知内情,受其感染,无不凄然,几个女生掩面而泣。

好在噶邦福教授引发的这段悲情插曲很快过去,礼毕,“是日上课如恒,并举行献金救国”等活动。本次献金活动,全体师生在物价上涨、生活困顿的情形下踊跃捐款。最初以陈岱孙教授的二十五元为首,随后学生中出现了捐献三十元者,有的女生无钱,而将手上的金戒指捐出,众人大受感动。在叶公超、金岳霖等各方怂恿下,教授们捐款数目开始增加,由四十元增至五十而六十五元,直到冯友兰攀升至七十五元,独占鳌头方止。本次捐款共得献金二千余元,超过了蒙自全城捐款的一半以上。

7月底,联大蒙自分校考试完毕,本学期的学业就此结束。此前,因蒙自地处西南边陲,交通、生活方面多有不便,西南联大在昆明校舍陆续建造并有了一定规模,校委会决定分校迁回昆明,蒙自校舍让于即将由广西柳州迁往该地的中央航空学校。联大校委会同时决定,自8月1日起放暑假,至11月底止,假日期间陆续完成师生向昆明的迁移工作。

因西南联大成立未久,本届毕业生均用原校名义发给文凭。清华毕业生专门编纂了一本“清华第十级年刊”纪念册,请朱自清写几句话以示纪念。朱欣然慨允并写道:“向来批评清华毕业生的人,都说他们在做人方面太雅气、太骄气。但是今年的毕业同学,一年来播荡在这严重的国难中间,相信一定是不同了。这一年是抗战建国开始的一年,是民族复兴开始的一年。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地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地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

暑期开始,学生们背着行囊,告别师友,自碧色寨上车。在送行的队伍中,除了朱自清等教授,还夹杂着50多名当地青少年,即联大学生的学生。在蒙自不长的时间内,联大学生埋头读书,成立“南湖诗社”,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从当地招收失学的青少年学生50余人,为其补习文化知识,讲解时事,教唱抗日歌曲等等。夜校设在歌胪士洋行一层两房间大房内,学生们热情高涨,当地群众极其满意,与联大师生感情得到了进一步沟通和升华,也播下了进步思想的种子,时间虽短,影响至深。当这50多名夜校学员闻听他们的老师——联大学生赴昆阳的消息后,自发组织起来到车站送行。有的为联大学生提包,有的握着对方的双手久久不愿放下,依依惜别之情催人泪下。据“南湖诗社”社员周定一说,学员中有一位年龄较大的跛子,只见他在车窗跑前跑后,脑袋一点一点地,满脸汗水为联大学生们递行李,和学生们一一握手告别,脸上淌着泪水。望着他那真诚、憨厚和恋恋不舍的样子,联大学生也流下了热泪。后来这个青年学员还率领几个代表,专门到昆明看过他们教师。

长鸣声中,联大师生随车启程,美丽的蒙自与南湖渐渐远去。

对于蒙自这段特殊的生活,许多年后,冯友兰回忆说:“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这个说法和比喻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认同,郑天挺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这种合作精神的开端始于蒙自:“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与其他教授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敬业、勤奋、团结为出发点,避免不必要之误会。”

这段话在赞誉的背后又另有深意,而最有研究价值的是“不必要之误会”一句,此句到底何所指,郑氏没有明确所指,或者不便提出,但从清华教授浦薛凤回忆中可以略知一二。当初以蒋梦麟为首的筹备班子力主西南联大文学院迁蒙自,包括浦薛凤在内的清华部分教授并不认同,浦氏说:“予与寅恪未离香港时,早闻蒙自有飞机场,且紧贴校址附近,当即诧异联合大学当局何以糊涂至此地步。原所以由湘移滇者,纯为安全起见,俾教员学生得长期各事所业。今不于昆明郊外或西山一带,因陋就简,改作黉舍,又不听云南省政府之示意,到大理一劳永逸,而必贪便苟安暂迁蒙自,其故何在。”当浦薛凤与陈寅恪等抵达蒙自后,见机场与校址几乎相连,且均在一块广阔的平地间,若敌机飞至,必玉石俱焚,“于是私心更以为迁到蒙自殊不甚妥当”。当时北大部分教授认为浦氏的看法是杞人忧天,敌机不会光顾如此偏远的蒙自。其结果是徐州失陷不久,政府即开始扩建整修蒙自飞机场,柳州航空学校将迁蒙自,以迎战即将前往西南地区轰炸的敌机。在这种情况下,置于险境中的联大不得不被迫迁移。“然而眷属初来,喘息甫定者,闻之殊甚怏怏……及七月中旬,知已定夺,迁往昆明。异哉明知昆明而可设法,何不早在一处。若系敷衍一时,则曷不乘此时机彻底打打算盘。总之数位校长之委员制,自不能迅捷处理校务。”

由浦氏的说辞可知,当时云南政府曾有让文学院迁大理之意。大理是滇西著名的城邦重地,不但有著名的苍山洱海,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且寺院林立,空闲房舍尤多,当是办学读书的好去处。1939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从桂林迁入该地喜州小镇,借用当地的文庙、大慈寺、张氏宗祠及部分民居开堂授课,平安地度过了抗战岁月。不知为何,西南联大的代表蒋梦麟等人却拒绝了云南当局的示意,舍大理和昆明西山等处不就,匆忙定于偏僻闭塞又潜伏着战争危险的蒙自,未几又在仓皇中撤离。这一番颠来倒去的折腾,实在令人郁闷,此举因是以蒋梦麟为主的代表促成,引起部分教授、特别是清华教授不满和非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蒙自开学后,梅贻琦与蒋梦麟均分别来此地视察和小住。梅的到来与回返甚为低调,但蒋梦麟携带善于交际的夫人陶增榖到来,则不断招集北大师生开茶话会,引起清华部分师生的猜忌与不满。对此,浦薛凤说:“闻北大与清华学生方面,有些意见。据云起源于步行入滇团。盖彼此各自团结,曾到处互争卧地,而发生小冲突。南开学生甚少,固无所谓。北大自蒋校长到后,屡开会谈。闻钱宾士曾独排众议,谓此刻无所谓北大精神。清华则仍然个人主义,例如梅先生来,同仁绝未想到,设宴开会。”

浦氏所闻旅行团中的北大与清华学生在宿营地发生一些小冲突,不难理解,但似不是主要矛盾。而后面所说的“北大精神”与“个人主义”则是关涉这个群体团结与分裂的要害处。只是浦氏所说语焉不详,不知内情者难得要领,只有参考钱穆的回忆方才明白大体脉络。浦氏所说“力排众议”的钱宾四,就是此次事件的参与者、北大教授钱穆(字宾四)。钱氏说:“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蒙自)。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亦无聊,乃姑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竟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羼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散。”

这个插曲,就是对浦薛凤上述含糊其辞的释解。蒋梦麟召开会议遇到的问题,不仅涉及北大本身,更关系到西南联大的兴衰存亡。而西南联大之所以没有像西北联大一样“三个人穿两条裤子”,由不可避免的摩擦、矛盾,导致互相扯皮,各自为政,甚至拉杆子搞独立,最终以辉煌的成果昭示于世,除了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南按胡适在北大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语),还与像钱穆这样识大体、顾大局的教授共同努力不可分割,如果没有这一团结谦让精神,西南联大、特别是后期的联大,极有可能要闹到三个人穿一条或者争夺一条裤子,直至大打出手,落个三败俱伤的的结局。此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蒙自分校学生走后,教授们陆续撤往昆明,有几人准备暑假后再返昆,期间或处理未尽事宜,或埋头读书。陈寅恪因身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职,比之好友吴宓等提前返昆,临走时,有《别蒙自》一诗赠吴宓:

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

来去匆匆数月耳,湖山一解已沧桑。

随着大批学生与教授离去,蒙自校园内外顿显冷落寂寞,令人怅然。吴宓1938年8月29日《雨僧日记》载:“是日下午,宓自城中西门步归。街中及城边,均不见诸多黄色军服之男生,与蓝袍或花衫之女生行聚,更不闻纯正爽利之北平官话。于是蒙自全城立成寂寞空虚,馆肆中尤阗其无人。而宓行过桂林街女生宿舍及早街之转角宅楼,不见倚窗人语,又有人面桃花之感矣!及出城,步绕南湖一周,风景依然,荷花正好,而寅恪诗中所谓‘桥边鬓影、楼外歌声’者,渺不可见闻。即Kalos教授学生所居之楼上下,亦门窗严扃,栏柱尘封焉。”

面对萧条落寂的景色,多愁善感的吴宓倍感凄凉,为排除弥漫心头的忧伤,吴氏想起仍居住在“天南精舍”尚未离去的汤用彤、贺麟二教授,于是在8月30日,索性打起铺盖移于“精舍”,与汤、贺二人一起居住。9月7日,暂留蒙自的钱穆、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四人也从校舍移于“天南精舍”,与汤、贺、吴三人共同居于精舍上下楼。在同住的七人中,多数埋头读书和研讨学问,吴宓除研读业务书籍,还弄来汤用彤的《印度哲学讲义》、《汉魏西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谢佐禹的《人生哲学讲义》加以研读。唯年轻的沈有鼎不肯读书,经常弄出一些反常举动,令其他教授特别是吴宓大为恼火和反感。

生于上海的沈有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取公费赴哈佛大学就读,193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至1934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海德堡和弗赖堡大学杰浦斯和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哲学研究。1934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次年任教授。早在清华读书时,沈有鼎就以才华出众令师生刮目相看,他的业师金岳霖与“哈佛三杰”之一的哲学家汤用彤都认为沈生才气非凡,日后堪当大任。而沈氏自己也感觉良好,且不免自负。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曾有这样一段回忆:台湾出了一本金岳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福生)临终话语的书《春蚕吐丝》(陈鼓应编),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与金岳霖交往的经历及对老金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讲到抗战前北平逻辑研究会。说的是在一次聚会上,有人提起果德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边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学生不客气地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时在美国的王浩读罢这段记载,认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觉得“大家都该有金先生这种‘雅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这样合理的反应被认为是奇迹,才真是可悲的。”

金岳霖的雅量令后人肃然起敬,但沈有鼎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拘形迹的做法与口无遮拦的说法,并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有如此雅量来对待。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时期,文学院的钱穆、吴宓、闻一多三教授与沈有鼎合住一室。据钱穆回忆:“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南按:即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钱氏所言,显然有褒宓厌沈之意,对沈的言行,只是没有露骨地贬斥而已。但类似事情到了吴宓眼中就大不同了。在吴氏眼中,沈有鼎虽聪明,且甚用功,“然其为人极可鄙。毫无情感,不讲礼貌。衣污且破,服装如工人。饭时则急食抢菜,丑态毕宣。置父与妻于不顾,而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彤谓其似织工马南Milas  Marner(注:1861年出版的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所著小说《织工马南》中之主人公)。众于会食或游谈时,恒以沈君种种为笑谑之资。宓有时不能忍,或且面斥沈君之非。沈君则夷然自适,不怒不慊。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在嘲讽责备一番过后,吴宓又颇为感慨地说:“平心而论,诸君皆难得之好人,待宓亦甚厚,然不免为普通中国式之君子,而宓重感情而好负责整饬,本末兼治,群己并顾,时乃感其不足之处。”

吴宓观察人物心理行为之细致,描述之生动传神,几令人拍案叫绝。但在略显刻薄的指斥之后,又不失宽宏大量的挚诚以待。尽管学人之间各自家庭、教育背景不同,性格迥异,且有这样或那样在别人看来足以笑谑或诟病的地方,但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保存国家民族的读书种子而流亡西南边陲,日子还得过下去,团结互助不只是个人问题,更是民族大义之所需。因而,留住在“天南精舍”的七教授,在相互体谅包容中友好地度过了蒙自的最后一段岁月。而这段最后岁月,在诸位教授的记忆里,也自有跌宕起伏的情趣所在。按照钱穆所言,七人同住一处后,未久就听移驻蒙自的空军基地人员漏出音讯,说是日军很可能要来空袭,当然这个空袭是针对空军不是平民,但七教授住的地方与空军基地很近,一旦敌机投弹,难免会发生基地起火,殃及池鱼,诸位的性命堪忧。正在众位焦虑而又不知如何应对之时,沈有鼎发挥了他的特长,谓自己是《周易》研究专家,甚得卜筮之道,可以用八卦之占以卜吉凶。众人一听甚是欢喜,乃于月黑风清之夜请其占卜。沈有鼎挽起衣袖,施展法术,一番神秘兮兮的摆弄,得节之九二,验之以书,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人大骇,遂召开集体会议,决定自明天起,每日早餐后,携带干粮、水壶与所读之书,立即出门,到蒙自郊外荒野偏僻之处各自读书,下午四点之后归宿。为了做到言而有信,行之有效,会议决定推选吴宓为本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每至清晨,由吴宓挨室叩门呼唤督促,迟到者则遭批评。早餐后由吴宓率队至郊外躲避空袭,一连数日皆由吴总指挥发号施令,其状“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

如此这般度过数日,10月17日,冯友兰从昆明致信汤用彤、吴宓等人,谓联大各院均定于11月15日提前在昆明开课。于是,“天南精舍”七位教授议定于10月29日集体离蒙自赴昆明,并推举汤用彤为赴昆明旅行团团长,吴宓为会计,总筹赴昆事宜。

10月27日,吴宓偕钱穆、沈有鼎二人至南湖、军山一带散步,游览蒙自秋景。傍晚返回,阅报得知武汉已于前二日失守,众皆悲戚。28日傍晚,吴宓独自来到南湖,在堤上伫立良久,作诗一首:

离蒙自赴昆明半载安居又上车,青山绿水点红花。

群飞漫道三迁苦,苟活终知百愿赊。

坐看西南天地窄,顾亭林诗云:“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深”。心伤宇宙毒魔加。

死生小已遵天命,翻笑庸愚作计差。日前《云南日报》所登沈从文君《知识阶级反省》一文,愚甚赞同。

第二天,汤用彤率领吴宓等人打点行装离开“天南精舍”,由碧色寨踏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至此,联大最后一批人员告别了蒙自。曾经留下了联大师生欢声笑语和精神慰藉的南湖,连同一幢幢镌刻着岁月烙印的优美建筑,构成一道永恒的风景,长久地留在了师生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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