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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

"无党无派"的自立晚报,希望我这个"无党无派"的人,用四千字的篇幅,给一九六四年元旦特刊写篇谈中国思想趋势的文字。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主要的困难是:这样复杂繁重的问题,用四千字的简略讨论,最容易流为空泛,流为推理中简单公式的谬误(fallacy of tabloid formula)。

在这种可能的空泛和谬误面前,我仍愿做一次尝试。我希望我能在复杂繁重的思想戈登结(Gordian Knot)上,砍下一刀。并且就凭这一刀,劈开中国思想的"核"。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对这个答案的揭晓,我们的上一代已陆续偿付了重大的首先,他们从"万国衣冠拜冕旈"的陶醉中惊醒。然后,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接受了"奇技淫巧":戴起了眼镜,挂上了闹钟;进一步,他们很不愿意的说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在义和团的热血凝固以后,在洋鬼子的"文化侵略"生根发芽以后,我们的上一代退守到最后的马奇诺,在这条防线的壕沟里,他们用美援做营养,高谈民族文化的精英。

这种演变,是开始跟洋鬼子打交道的人绝没想到的。当年的封疆大吏(胡林翼)第一次看到外国的轮船,对西方文化突然感到恐惧,恐惧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可是今天呢?

今天的封疆大吏不恐惧了,他们若要做固有文化的孝子,只消"勒汽车回家"就够了。他们在把孔回来,即使"中途呕血",也有留美医师赶来急诊,急诊以后,他们仰在沙发上,衔着吕宋烟,放心他说着风凉话:"何必找西医呢?其实一副中药就行了!"

任何曾为文化奋斗而做了烈士的人,他们在九泉之下或九重天上,都会死不瞑目的质问:"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矛盾结局么?中国文化难道就是用来点缀或用来串假戏的么?

中国文化难道真的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潮流么?"

文化烈士的质问和文化孝子的言行,已经逼得我们要觅取新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们上一代所陆续揭晓的答案,都不是我们所能满意的答案。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我这里写"孔子时代的空气",我的心情是不痛快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文献典籍,不要说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就便是有五十万六千种,它的主流,也不过是以孔子的呼吸为呼吸的。如果一定要分出些大同小异,我认为有三个系统足可以囊括了: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

事实上,孟子口里的"性",并不是孔子口里的"性";程颢口里的"仁",也不是孔子口里的"仁";康长素(有为)口里的"素王",更不该属于孔子的,孔子生前死后都整天吃荤,哪里还是什么"素王"?康长素自己"长素",才真正是"素王"。

所以,"圣人之真"云云,早就在中国人的脑袋里打了转,大家都分别来了一番加工或改造,故同一个孔子,刘邦可以利用,董仲舒也可以利用,其他的人自然也可以利用。

所以,真正的"圣人之真",甚至可能不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论语》,当然更可能不是《中庸》、《大学》了。可是谁能想到,光在《大学》中的一个抽象名词--"格物",就聚讼纷纷,有七十多种说法。请看"圣人之真","真"在哪儿?

所以我说,所谓"泛孔系统",并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装系统,它是代孔子立言的系统或托孔子说话的系统。这个系统笼罩了两千五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在它里面虽然有孟子派和苟子派的对立,有今文派跟古文派的争执,有儒、道、佛的混同与吵架,有理学和反理学的斗法……其实全不妨碍这一系统的确立,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戴着(正戴着或歪戴着)孔子制帽厂(本号或分店)的出品,而孔子制帽厂又都是皇帝们投资保护的对象。非孔系统

虽然孔子之言遍天下,但是孔子之言见诸行事却是困难的,即使孔子本人,他奔波一辈子,又被困又挨饿,最后还是不能得君行道。至于他的人生箴言方面,合乎人情而能行得通的,也不算多。它们许多都是空洞的、拿来说说的,并不能真的去实行。例如"三年之丧",孔子的几个学生以外,据我所知,只有清初的颜习斋彻底实行了,彻底实行的结果是大病一场。又如"温、良、恭、俭、让",甚至孔子本人,都不能算是这种人物:呼号鸣鼓攻人,且以杖敲人膝盖,这哪里是"温"?骗蒲人,见南子,这哪里是"良"?使孺悲尴尬,这哪里是"恭"?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哪里是"俭"?舍不得卖车葬颜回,这哪里是"让"?故孔子的许多教条,并不是时时可行、事事可行、人人可行,不可行而硬要行,于是只好言行不一,人格分裂。

在二重人格之下,便出现了一种"非孔系统"。"非"并不是反对;(哪里敢?)而是假戏唱多了,太闷了,只好另谋出路,求点发泄和补偿。所以,古代朱子大喊了一阵孔孟之道,然后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现代朱子也大喊了一阵孔孟之道,然后引诱某省主席的女儿,先好后娶。更好玩的例子是清朝的袁子才,他白天顶着孔孟的帽子写文章,晚上却著他的鬼书《子不语》。《子不语》者,圣人孔子所不语之事也!

这样说来,"非孔系统"里的人,可说大部分又全是"泛孔系统"里的人(甚至包括孔子本人在内)。反孔系统

"反孔系统"的人,并不一定反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孔子制帽厂里的单行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反孔系统"极难有什么大作为。即使反,一也不能彻底,二也不能放肆。所以表现出来的常常是很局部、很不明显。在这个系统里的人物,古代的庄子、汉朝的王充,都是有名的。其他所见的,则多是偶尔一露的反叛倾向,直到民国以后的吴虞,才算集了大成。

……(略--编者)

在这些旧时代的渣滓的壅塞下、在这些旧时代的逆流的威胁下,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一定要彻底认清什么是我们中国思想的趋势和取向,什么是我们所要揭晓的答案。

有些以新儒家自命的知识分子们,他们觉得这个答案是"泛孔思想"的复兴,他们认为"泛孔思想"中有自由主义的因子和传统,这种因子和传统,可以配上西方现代的自由主义,一齐做为反共和建国的工具。我认为这种梦想是不能实现的。……(略--编者)在新时代中,一切中国旧时代的产品,不论是上面所说的那一系统,都不能配合现代的齿轮而发生作用,即使它们有的还很"完好",可是却统统装不上现代的机器。它们只好送进了博物院。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Operational meaning)、没有认知的思想(Cognitive thinking)、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禁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新年来了!"一年之计"的日子也来了!朋友们.你选择的时候到了!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台北《自立晚报》一九六四年的元旦特刊。是《自立晚报》的社长叶明勋先生拉我写的。(《自立晚报》"新岁献言"略一一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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