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33——城下之盟
本年大势
长城是中国先人留下的伟大建筑。在荒郊野岭间，长城蜿蜒着，从东方的海滨一直到西北的荒漠。在冷兵器时代，先人们将他们的财富、气力、智慧与生命连续不断地花费在长城上，他们一定相信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有报偿的，先民将和平、安宁的无尽期待凝聚在每一块坚实的长城墙砖上。
1933年第一天，山海关就发生了战事，对相信预感的人来说，这是不祥的预兆——新的一年会是刀兵之年。这年杀戮气很重，上半年是热河、长城线中国军队抗击日寇入侵的喋血之战；下半年是由蒋介石挑起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生死内战。可谓烽火遍中国。
北平被长城线上的炮声震动了，惊扰了。北平本是个文雅、宁静、守旧的都市。它并不是没有变化，只不过变化得有些迟缓。它不像沿海的商埠，有洋房，有摩天楼，假若那时到北平去找巍峨华丽的大楼，那只有败兴。当时北平最高的建筑是正阳门、六国饭店。北平市民也追时髦，然而时髦有个限度，譬如同仁堂的门面，沙锅居的肉锅，你就是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换的。北平的街道建筑古朴而典雅。它的居民多礼而乐天。据说，世界上最重传统的国家，首推英国，另外就数中国了。而在中国，北平人又算得上最守传统的。乐家的同仁堂代表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对永久价值的执著，许多追赶时代的企业消失了，但它还傲然存在。北平不像上海那样对外来文明敏感，紧紧追随，崇洋的情结远不如沿海城市。
那时，北平的街道非常宽阔，东、西长安街，东、西交民巷，东、西单大街，正阳门大街，王府井大街，都是柏油马路，比同时代上海的路面至少宽一倍以上，街道两边有树木葱郁的人行道，人在街上走，仿佛在大公园里散步。
在北平一个月用十几块钱可以租一座四合院，一两块钱可以招待朋友吃饭，有一毛钱坐洋车，可以从城东拉到城西。在上海或南京至少要两三毛钱车资的路程，在北平只要花20枚或者26枚（合大洋4分或5分）便够了。而这些洋车夫，靠这样低廉的价格，一天所得，可以维持他一家的生活。南京的教授们喜欢大屋顶的建筑，并呼吁复兴中国的本位文化。住在北平的胡适博士却穿着长袍在他的四合院里写着“论全盘西化”。
可在花园般美丽的都市背后，藏着的是城市的衰败。这座当过中国800多年京师的城市，在1928年几乎落魄成了凋敝而寂静的废都，可以说，老北京的消亡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它得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从教育区，到观光城市，再到文化城，它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真切的存在感。
可这个城市中安详、达观的市民终于听到了战火的呼啸。1931年冬，它与东北的铁路交通中断了，随着山海关的失守，这座古都不幸成了国家的边疆，到1933年，情况更不妙了。占领了热河山地的日本兵，如果没有阻挡，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乘着坦克从长城沿线开进北平城。长城和守卫长城的数十万中国士兵是这个都市，也是河北大平原的唯一屏障。1933年，为了避免日本的威胁，故宫的无价珍宝被运到南方，存放在银行的地下室里，一些惊世绝伦的绘画在虫蛾的包围下，在潮湿的空气中走向了毁灭。
大清帝国时代，来自关外的满族人用宗教、通婚等高明的手法争取到了大漠上蒙古人的支持，长城早已经失去了军事价值。长城成了诗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对象，成了客商和行旅中途歇脚的地方。它好像真正成了供人凭吊的摆设，再也派不上用场。谁能够料到，在近300年以后，古老的长城竟然再度披挂上阵，只不过它的对手不再是拥有金戈铁马的异族大军，而是装备坦克、大炮与飞机而来的异国恶魔。长城，这个冷兵器时代的巨无霸，再度发挥它固有的防御功能，参与并见证了一场中国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殊死的反侵略战争。
1933年的那场战争，真正的状况，人们未必知道，也许有人也未必想知道。一个神话的形成，总是决定于一个民族的想像力和理解力。既然是流传了几十年的故事，必定有它流传的道理。长城之战中，大刀的英名是靠第二十九军官兵流传下来的。这是西北军统帅冯玉祥一手训练的部队。使用大刀是西北军的传统。这支以大刀作为专业武器的军队曾经威风八面。
在长城战役中，第二十九军防御的地点是长城著名的关隘：喜峰口和罗文峪。第二十九军占有地利，日军只能仰攻，武器的优势不能够充分发挥。而第二十九军官兵素来以精神饱满、擅长防守著称。敌寇的多次攻击都无功而返。有一次，第二十九军的部分官兵在夜里大举偷袭精神松懈的日军，获得很大的战果。在整个沉闷被动的战局中，这一很带有惊险传奇色彩的消息让记者们如获至宝，迅速出现在当时全国各报刊上，尤其是消息灵通的上海各报，对大刀队更是赞美不绝，活龙活现地描绘敌人怎样一个个被大刀砍死，日军如何望见大刀队就害怕得发抖。一场偶然的偷营得手让中国人对日寇的痛恨得到了一些满足，甚至还传说日本军为了防止刀刃砍断自己的脖子，自己的灵魂不能够升天，而特别定制了“铁围脖”。
民间人士到前线慰问自己的战士时，都对大刀情有独钟。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等女士特地手捧着大刀，拍下了一幅幅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大刀上甚至还残留着敌寇的血迹。但当时的一些中国军事专家对大刀的威力并不以为然。据受南京政府委派、协助长城中方主将何应钦指挥的内政部长黄绍将军回忆，他在停战后回到上海，与《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谈起报纸为什么热衷于宣传大刀的问题。黄将军对报界颇有微词，他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但史量才也道出了报界的苦衷：“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
长城与大刀，成了国人的自豪，这实在有些悲凉与无奈。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军事技术正在发生巨大的革命。新兴的空军已经开始成为独立的兵种，一些思想敏锐的美国、意大利的军事家宣布，人数很少的空军飞行员们能够直接决定战局的命运；坦克部队正在努力摆脱附属于陆军的状况，准备集团使用，发挥它快速的机械化特性，好让思想迟钝、动作缓慢的敌军束手就擒；体积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始出现在蓝色的海洋，能够支持海军、陆军和空军进行远洋作战。对拥有最先进技术的民族，像美国、英国、日本，战争将是立体的、壮观的，但对那些还需要借助大刀来发挥想像力的民族，对还把长城作为防御看家宝贝的民族，战争的凶险是不言而喻的。
但新闻界迫切需要胜利的消息来鼓舞国人的士气，哪怕是一些偶然的，并不能够影响战争进程的战斗结果。可惜的是，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缺乏协作以及后方支持的前线军队无法提供满意的答卷。在1933年的那个春寒交替的季节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从组织，到物质、到精神都是如此。不管怎么说，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严峻残酷的现代战争，决不是大刀长矛式的古老战争，如果因为战争一时的无望就迷恋上冷兵器的效力，那就是误入歧途，起码落后了时代整整一个世纪。
大刀队的一时得手只是战争中的一个小小花絮，影响不到战役全局的胜负，长城全线失守后，南京政府终于决定签订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好多年以后才知道，其实当时日本政府碍于国际影响，并没有占领北平的打算，它只是想用军事压力，尽可能多地进行敲诈。《塘沽协定》结束了一个有战争之实却无战争之名的尴尬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处于战不能全力以赴，隐忍求和又无人敢负责任的尴尬局面。因这个协定北平的市民又苟安了几年。只是这个协定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两年后出现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及日本人后来通过冀东大规模走私都是这个协定遗留下的恶果，而且，这个协定使长城再也不能够成为中国军队的防线。当4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真的要占领北平时，北平这座无险可守的文化古城没有像样的反抗就沦陷了。只是守卫卢沟桥士兵背着大刀的形象依旧化成了一种绝不屈服的精神象征。
本年一月份，中共中央再次发表宣言，提出愿意在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工农等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但和平没有到来，内战仍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