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36——殊途同归

西安事变

1936年的最高潮出现在年底，它在引爆两件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件以后突然落幕。

12月10日，傅作义将军的军队收复了大庙子，绥远的战事实际已经结束。但就在这一天，中国人听说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正式逊位。一个世界上非常强大的国家，国王竟然弃王位如破靴，也许就是世界霸主地位将要衰弱的征兆。其实，论国力，美国已经大大超过了英国，只不过还没有充当世界盟主的意志和经验。

两天后，12月12日，更骇人听闻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了。军队的统帅、政府首脑蒋介石被他的副司令张学良扣留在西安。在政治运转良好的英国，国王逊位的痛苦只是心理上的和名誉上的，受损失的主要是皇室，而皇室在英国政治中早已只剩下礼仪上的功能。而蒋介石却是中国政府权力的重心，不管是崇拜他，还是鄙视他；不管是喜欢他，还是痛恨他，关键就是还离不开他。当他失去自由后，人们像电击一样地感受到这一点，包括张学良本人。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乘坐张学良派去的专机从延安降临西安。周先是与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商谈，表明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态度。

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并向蒋说明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和政策，申明外敌当前，抗日之外无以图存，团结之外无以救国，内战只能加速自己灭亡。蒋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答应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但并没书面签字，而是以个人人格做保证。中共以此为契机，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到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2月25日是圣诞节，中国得到了圣诞礼物：蒋介石重获自由。国共内战，这一中国流血最多的伤口开始愈合。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备受社会革命与民族危机的双重折磨，但到1936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政治纠纷、社会革命得让位于准备对日战争。学生、知识界率先迈出了行动的第一步，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执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局部停战。固执的蒋介石在被扣留之后终于意识到了人们对内战已经厌恶到何种程度，中国人忍受了多年的羞辱和损失以后，不愿意再在内战中流血，而渴望把血流在抗日的战场上。南京政府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内战终于停止了。各种势力都在融进准备对日抗战的时代大潮。

1936年3月17日的一个夜晚，有一位作者在南京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为了天赋的领土完整，民族独立的权利，我们向日本恳求过，向日本抗议过，向日本做外交的折衷过，也向日本做最后的哀求过，世界上弱国对强国的可能的乞怜方式，我们都隐忍地做过。但是日本给中国的答复是什么呢？很简单，是日本统治整个中国的枷锁！日本可以再扮演一次扬州十日记的屠城故事，但是中国人还未替自己做一桩表现民族精神的事！”一位诚实的日本学者，十分感慨地说：“赤县神州殆一空，可怜无个半英雄！”9个月后，即1936年年底，中国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再过7个月后，中国人无所畏惧地走向了战场。

1930、1931年初，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潮。但受“九一八”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步入危机，直到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才走出困境。但就在短短7个月后，日本又发动战争，扼杀中国的发展机会。世界大战其实早已经开始，只不过欧洲中心论者总觉得只有在欧洲爆发的战争才配称得上世界大战。

1936年初冬，这个多姿多彩的季节，在最后统一之前的动荡里，中国人的精力终于难得一见地集中起来。这一年，中国迎来转机，正所谓否极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