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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论

六、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

经济条件是士族阶层存在的物质基础,从东晋侨姓士族整体看来是这样,但是对于每一个门户来说则不尽然。每个门户的发展还有其它条件起作用。文化条件是其中之一,它有时也能起决定作用。

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上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颜氏家训·勉学》:“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颜氏之言为劝学而发,容有夸张。他于梁末俘虏行列中所见所感,不能概括魏晋南北朝的常情,特别是不能概括以九品之法官人而又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晋代常情。他所谓“百世”、“千载”云云,只能是极而言之,不切实际。但所言文化条件对于获得和维持家族门户地位的重要性,则是确凿无疑的。

反过来说,文化条件也须凭藉其它条件,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千乘欧阳生,世传伏生《尚书》,始自西汉文景之时,至东汉初年的欧阳歙,八世皆为博士,欧阳歙本人且超擢大司徒。但欧阳氏并未能凭藉家学而成显族,《后汉书》歙传犹谓其“门单”。而东汉弘农杨氏,杨宝于哀平之际始习欧阳《尚书》,至子杨震即成显族。杨震于父死之时,以年幼无从随父受业,其后杨氏家世所传欧阳《尚书》章句乃转受于太常桓荣。由于其它条件各异,家学传授与门第形成的关系,杨氏与欧阳氏就颇为不同。当然,家法传经,甚至家法读史,都是指儒学家族,而且多是东汉的事,魏晋以来就比较罕见了。

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过去的世家大族阶层也逐渐演变而成士族阶层。玄儒兴替伴随着政局的变化,所以染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近世史家曾就玄学清谈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成绩斐然;晚近余英时先生又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作了独到的发挥。这些全是创新之作。在我看来,学术思想演变同政治演变很有关系,但前者并不简单地只是后者的先导或反应,两者更非同步发展。得天下的司马氏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却不是学术思想的胜利者;司马氏以儒学著称,而儒学却是一种其统治地位行将被取代(哪怕是暂时的和部分的)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此后出现的情况是,司马氏得势后虽然还标榜儒学,但逐渐软化了自己对玄学的态度,以致于进一步向玄学靠拢,甚至皈依。

司马氏消灭政敌时,并不轻易以名教杀人。嵇康之死,还有一条钟会所谮的“欲助毌丘俭”的军事反叛罪。魏晋禅代之际,真正以身殉魏之士实际并不多见,较多的是,或沉默以避嫌疑,或远世而为消极的表示。《晋书》卷九四《隐逸传》载孙登、董京、范粲等人事迹,类皆如此。《东坡志林》卷四讥讽阮籍见张华《鹪鹩赋》而叹其有王佐才之说,直谓“观其(案指张华)意,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司马氏代魏局面一经确定,玄学之士纷纷归于司马氏,连嵇康之子嵇绍,在几经踌躇之后,亦经山涛荐而仕晋。西晋朝野玄风吹扇,玄学压倒了儒学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连昔日司马氏代魏功臣的那些儒学世家,多数也迅速玄学化了。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其家庭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门户是原封未动的儒学世家。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

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所不能完全代替的。玄学阵容中,很少有人完全站在儒家基本思想的对立面。儒家基本思想或者被包涵于玄学之中,或者尚独立存在于玄学之外,继续起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是多数当政居位的玄学名士立身行事的共同倾向。这实际上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

玄学名士之中,也不乏佯狂醉酒、放浪形骸的人物,所思所行与儒家格格不入。他们多在玄学士族身处困境的时候出现,如魏晋易代之际,元康八王之乱之中,永嘉南渡之初,以及太元之末。这些很难说就是士族的常态。东晋时还有一些是声誉特高,为上流社会所仰慕的玄学名士如刘惔、王蒙辈,他们但求放达,不婴世务,“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这些人以虚誉为荣,可以充当门阀政治的点缀,而不能运转门阀政治。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仍然只能从“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产生出来。王导、庾亮、谢安,都是这样的人物,桓温也是浅涉玄风而又不囿于玄的人。

余英时先生论玄儒问题,曰:“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又曰:汉代以后,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余氏谓魏晋南北朝为“儒学之光大时代”,并以知识阶层的群体性和个体性解释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些见解尚可斟酌。但是余氏所论在玄风竟扇之中,儒学犹得不绝,齐家之学更有发展,确是事实。

以东晋时期的人物思想而论,按儒家所本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衡量,玄学于诚意、正心甚至修身诸端,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异于儒学。但在士族本位的社会中,维系士族本身之存在,保持一姓士族内部之凝聚,即所谓“齐家”者,确实不能从玄学之中找到有用的思想工具。所以,士族通常并不废礼学,还特重丧服之礼,以之为维系士族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表明士族为了“齐家”而不能废儒。名士庾亮,一方面是“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是“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这就是史家所谓儒道兼综,或者说玄礼双修。至于“治国”、“平天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玄学所不具备的,必须依赖儒学。所以阮氏子弟入晋,有“三语椽”之称;竹林人物向秀直渭“儒道为一”;向、郭注《庄子》,更谓圣人身在庙堂,心在山林

玄学名士在理论上不能废弃儒家的治平之说,在两晋时已经确定了。出入玄儒,内圣外王,东晋门阀政治中当轴主政的衮衮诸公,似乎无一例外,只是各人思想风貌的偏重容有不同。他们交游于玄学名士之间,一般说来,又并不特别敬重名望虽高但是不经世务的玄学名士。何充说他自己如果不勤理文簿,处理庶政,王蒙、刘惔之辈就无以得存;庾翼谓玄学名士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清平无事,始拟其用;而当殷浩竟被起用以抑桓温时,桓温果然把殷浩“束之高阁”了。

但是,东晋儒学毕竟处于偏枯地位,虽然义疏之学往往而有,但毕竟习之者少,没有活力,也缺乏传授途径。以孔传《古文尚书》之学为例,《尚书·尧典·正义》引《晋书》:西晋太保荥阳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苏愉授天水梁柳,梁柳授城阳臧曹,臧曹授汝南梅赜,梅赜为东晋豫章内史。传授源流如此,家法不复存在了。南阳范汪、范宁两代成《春秋谷梁传集解》,在东晋是罕见事例。但是儒学虽衰而未绝,毕竟为南朝儒学的渐兴留下了一点根基,而南朝儒学渐兴,正是皇权政治代替门阀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迫切需要。刘裕禀分有在,不学无文。据说他晚年颇好清谈,这只是个人附庸风雅的尝试而已,真有实际意义的,倒是他所颁兴学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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