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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由于各种或隐或显的原因,“明史热”自20世纪初就席卷神州,直到今天都热度不减,甚至不免被人们做出种种奇妙的联系与阐释。除了孟森、吴晗、顾诚、黄仁宇等学院里响当当的名字,个别业余研究者在今天似乎更受到普通读者的瞩目。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史研究在中国断代史界倒确实呈现出了良好的“生态机制”。而在学院和业余之间,我们今天隆重介绍一本容易被人忽视的小书——《三案始末》。

《三案始末》是用不足十万字的篇幅,厘清了明史上最为纠缠繁复又影响深远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而在进入具体的“案情分析”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矛盾入手,到万历“造因”为止,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后又通过天启、崇祯两朝对此进行的连续翻案,更呈现出门户之争的面目,为明代亡于党祸戾气埋下了伏笔。

三案的拖延之久、影响之大,正反映了明末政治的混乱局面。作者从这一角度入手,使读者能够见出明代统治阶层的内部纠纷,看清国政日趋荒废,同时对制度、权力有比较精简的呈现,颇见捷才。其文举重若轻、平易亲切,如炉边闲谈,娓娓道来。作者希望“通过三案的成因和经过,可以明白看出,明代多年来一力增重帝权,积势所及,产生出何等的积弊”,可见三案的根本,正是皇权独大与限制皇权之间的冲突。前者是千百年帝制下帝王最渴求的根本,后者是士人集团对政治礼法的信念诉求。而在明末这一特殊的时间点上,即使不冠以“知识分子觉醒”这类现代性命题,士人阶层对皇权独大的惨烈抵抗,从明末三案中也可见一斑,对作者“文革”后写作此书或许也有现实意义。

温功义(1915~1990),祖籍湖北武昌,其父曾为张之洞幕僚。温在北京(平)生活成长,少有才名,长于诗文;抗战后全家避居香港,因发表文章而被楼适夷介绍进入“香港文协”。1939年入香港《大公报》工作,被时任总编辑的徐铸成誉为“玉树临风,才华横溢”,颇得胡政之等人赏识,随《大公报》迁回内地,办理《大公报》分销业务。1948年后定居重庆。解放后,因性情耿直和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长期排挤,只得赋闲在家。不羁俗务的他反而尽情读书且“述而不作”,偶尔著文、翻译,也只限自娱不求发表。“文革”结束后,受重庆出版社鼓励,于1984年出版了《三案始末》,后又著有《明代的宦官与宫廷》(1989)。温功义先生的著作,产量之少与质量之高同样惊人,很有些不世出的天才意味。他深厚的文史功底与隐逸世外的姿态,使他游走在学院与业余之间,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

此次三联书店重版该书,所据底本为1984年重庆出版社版。当年该书初版即售二十余万册,也得到不少名家的赞赏与好评。台湾某出版社更是直接盗版出书,更名为《明末三案》,也因此成为著名学者黄仁宇写作《万历十五年》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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