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孔子及其学说思想

春秋晚期，从社会结构到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文化教育也不会例外。原来各种专业知识多由少数祝史等人员世代传习，而这种“学在官府”的情况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社会要求在官学外还应有私学，以培养、造就更多的学者和官吏人才。孔子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于当时的。

孔子（前552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先世本为宋的贵族，后迁于鲁。他从五十岁起，才开始在鲁国做过较大的官，不久即失去职位，以后一直到处奔波，去过不少国家，但他的政治理想一直未能实现，最后老死于鲁。孔子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用在教育弟子。据说他的学生中较杰出者达七十二人，《史记》说他的弟子名气较大而有据可查者达三十五人。他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孔子学识渊博，尤熟悉古代流传下来的《诗》、《书》、《易》等典籍，对周代的礼制颇为赞赏。他自称是“述而不作”，就是说要对这些文献作出解释以传授给自己的弟子。实际上他在注意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结合现实而有所发展，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他颂扬周文王和周公，但也受到春秋时管仲、子产的影响。他把历史上的思想材料，加以提炼，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主要言论和观点，都被收入由他弟子所编集的《论语》之中。他以仁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部分，《论语》中论述仁的地方在百处以上。所谓仁就要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仁者爱人”。他以为一个人若要达到仁的标准，就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以求符合礼的要求。他弟子说他一贯之道是忠恕。忠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就是在处世方面要多为别人着想。总之，孔子把仁看作一切道德的总和以及道德当中的最高准则。

孔子爱人的原则也贯穿于有关治国治民的主张之中。例如他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子为政，焉用杀”，等等。这些话表明他反对君主对人民横征暴敛和滥施刑杀，而应通过宽惠的手段来得民心，以求得政权的巩固。他对刑罚的见解是：刑罚失中会使人民手足无措，而治国不能单靠刑罚，采用德治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他认为一个国家足食足兵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必须取信于民。对于用人他也比较重视，认为治国离不开有用的人才。

在天道观方面，孔子并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他明确地表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即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所以主张应该敬而远之。他还认为：“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树立起儒家重视人事的传统。

孔子在教育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自己能够虚心向别人学习，而且学而不厌，对学生则“诲人不倦”。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他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使接受教育者从少数贵族扩大到一些出身于低贱者的阶层。这对春秋末到战国时期教育较以前大为普及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孔子生前，他的政治理想无法付诸实现。但从战国开始，他所创建的儒家学说，成为天下之显学而发挥其一定的作用。从西汉到明清，儒学基本上一直处于一尊的地位，孔子被称为“圣人”或“至圣”，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尽管历代的儒学经过某种改造，和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会有一定的差异，但像强调德治、重视教化、轻鬼神重人事、积极进取等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仍在不同程度上发挥其作用和产生影响，而且，久而久之，儒家的有些思想和观点不断地渗入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中。

（吴荣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