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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破旧的信说起——在东京大学讲台上

我从幼年时候起就知道着名的“红门”了。

——这“红门”日语叫“赤门”。亲戚或长辈中来过日本和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人们,都是夸耀自己的“红门”出身的,可见东京帝国大学的地位——它已在外国人中有相当高的评价了。

我自己在四年前就到过东京,首先参观的是东大。那郁郁葱葱的林阴道,庄严古雅的校舍,那许多往来的学生,都使我心中不觉涌出兴奋而愉快的感情。

前年夏,应东大中国文学科的聘请讲学,我感到荣幸。今春又再次被邀请来讲学。我不止是最早来的外国女性,而且也是最初在东大讲学的外国妇女,这更使我感到兴奋。

我从事教学有二十多年了。对我来说,最令人愉快、令人激奋的,莫过于接触男女青年。过去的同事和我这样说:

“我们教师过去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那时也不可能。但是今后,我们应当努力引导学生的思想走向正确的方向。”

我记住了这句名言。在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中,学生们给予我无数的激励,无数的劝勉和无数的批评;他们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严谨,那样的坦率和天真。这给了我勇气,使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们希望我不要停止,不要后退。特别在抗战期间,学生们对我的照料和关怀,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鞭策。记得一九三九年(或一九四○年)春,在华北的广播中说我故去了,据说日本报纸也登载了这样的消息。在此三四个月之后,我的丈夫吴文藻收到了在华北打游击的一位学生的信。这信不知经过了几个月,通过了几个战区,才辗转送来的,当拿到信时,已破旧不堪了。

这信中写道:

“在战地,有位外国记者送我一本‘幻想评论’,其中记载有谢先生故去的新闻,我们无限悲伤。我还清楚地记得,谢先生喜欢穿蓝布衣服,谢先生的那温柔的笑脸……谢先生一直是主张民主、拥护民主的,现在我们正需要建设最民主的时候,她却突然离开我们去世了,我们怎能不悲痛呢!我们希望与您和您的孩子们一起,为完成谢先生未完成的大业而努力……”

这封信使我感动,使我伤心!我多次地流下了热泪。以后这个学生在华北战场上壮烈地牺牲了;而我仍留在人间。但他对我所怀的印象和深挚之情,却长久留在我的心里。我该如何去努力呢!

我在东大的教室和校园里,看到这儿的学生的脸上的表情和眼睛里的神情,和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同样是朴素的服装,饱满的热情,追求知识的眼神,敏捷天真的动作;同样地激发了我。遗憾的是因我没有学过日语,不能随意畅谈。我对日本一切的理解,实在肤泛浅薄。如果我能和学生们随意畅谈,我相信能有更多的东西贡献于诸位面前。亚洲的和平和民主,是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中日两国国民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与合作。

我们追悔过去沉痛的教训,需要重新展望未来!东大的学生们以我做为“红门”的客人接待,我希望在得到互相理解、共同合作的良机中不断前进!一九五○年十月三日东京(本篇最初发表于《东大学生新闻》195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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