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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第一 -1

现在各大专学校的学生,有一个新称号——“三四教授”。假如我们看见一位 不认识的教授,想知道这位老师是教什么的,往往被询问的同学会说:“哦,三四 教授。”这句话含有非常轻视的意思。所谓“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主义、四书五 经的教授。他们在学校里是没有人看得起的,同军训教官一样,被学生另眼相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八九年前,和一位国立大学教书的朋友谈起,问他怎么搞的,教得学生对三民主义如此反感?他说这件事没有办法。我认为不是没有办法,表示愿意代他教几个小时。后来有个机会,一位某大学的学生要我去参加他们开会,他说他们要开会讨论“中国文学的再革命”,听到这个题目,我说:“你们要搞这个东西?!我晚上来看看!”

我约了那位三民主义教授一起去参加。参加开会的都是调皮学生,他们激昂慷慨,说了一大篇话,最后要我讲话。我就告诉这些同学们,首先应该了解“革命”是什么意思。这所大学是国立的最高学府,在这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它的意义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辞,出于我国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经》,然后讲了许多理由。

我说,譬如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什么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

你们现在讲文学再革命,讲白话文学,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推行白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一般人认为救这个国家,必须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融会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于是老牌留学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认为中国所以不进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们,尤其四书五经“子曰、孔子曰”一塌糊涂,非把这个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话文。

语文的变与不变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虽然现在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但是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书籍,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是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表达了思想。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几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如面对现在,没有阻碍,它对于国家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只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当时提倡“五四运动”的部分人士,求进之心是对的,在学问修养上,老实讲,还有商量的必要,于是这一文学革命就出了问题。 举例来讲,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厕所,我们小时候叫“出恭”,后来叫“解手”,现在叫“上一号”了,看看几十年来,变了好多。因此,我们翻开资料,对“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现在看来,简直不通;到了现在的文章,说它不好吗?真好。好吗?文章看完了,价值也完了,多半没有保留的价值。将来怎样演变还不知道,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文学再革命,我就不懂。因此,文学革命,我没有资格讲,你们也没有资格讲。为什么呢?如果古文、四六体、作诗、填词,都能露一手,然后发现这种文学有毛病,这才有资格谈革命。现在你们连“命”都还没有,还“革”个什么呢?你们还有文学革命的资格吗? 我这番话一讲,他们听傻了。这个会后来也就搞不成了。无形中也把大专院校中这个小风波平息了。因此,我告诉那位教三民主义的朋友,一定替他教几个钟点课,因为大学生中,信仰坚强的固然很多,而对三民主义头痛的也大有人在。后来我去替这位朋友讲课,起初不讲三民主义,而讲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演变的原因道理。分析自上古到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演变到后来,所以才有我们国父的三民主义出来,问同学对不对?对!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所以要读三民主义,读了以后再加批评都可以,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就说这个三民主义是党八股。党八股你懂不懂?不懂就不能随便批评。这一来,引起他们读三民主义的兴趣了,这是我所经历的故事。

四书五经的假面目

讲到四书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讲推行复兴文化运动,而在外面,尤其是新的教育——国民义务教育施行以后,讨厌四书五经的情形,是无以复加了,而问题出在四书五经的孔孟思想被讲解错了。这不是现在才开始,从唐宋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解错了。

要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也要讲一个实际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就时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夹缝中,是新、旧、中、外,交接巨变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过,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只说“将来你会懂”,这个“将来”不知要“将”到几时。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点愤慨。步入中年以后,对中外思想,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演变,看到了这么许多,自己要找症结了。所谓找症结,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几位先生在一起谈起,大家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复兴文化。于是有些教授学者们,主张把四书重新编辑。他们认为四书杂乱无章,要分门别类编在一起,讲孝的归到孝,讲仁的归到仁,把《论语》的篇章整理一遍,希望我也负责一个部门。当时我答应考虑考虑,回家拿出四书重读一遍后,发现这个改编方法有问题。第二天开会,我就反对,不赞成改编,因为,以全部《论语》来讲,他本身就有一贯的系统,完全是对的。我们不需要以新的观念来割裂它。问题出在过去被一般人解释错误了。我们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将唐宋以后的注解推开,就自然会找出孔孟原来的思想。这叫做“以经解经”,就是仅读原文,把原文读熟了,它本身的语句思想,在后面的语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释。以这个态度研究《论语》,它可以说前后篇章贯而通之,因此我不主张改编。

被忽视的道家

后来,在一些地方讲解《论语》,我就提起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自“五四运动”以来,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大致分两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另外还有道家、墨家、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国文化在政治上历代引用的是 道家思想,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中国历史上,每逢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属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到了唐代,讲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

“释”就是印度来的佛学,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精华,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后,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思想及婆罗门教等所占据,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现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学,只有到中国来。欧洲人乃至日本人讲的那一套是不正确的。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四书。

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并不是开倒车,而是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并且,我们要了解中国上下这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历史,不管它是什么政体,大致都以司法为中心,司法与行政是分不开的。谈到司法就讲到法律,现在我们只讲两大法系,所谓海洋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据这两个法系的精神而来。我们却忘记了中国自秦代以来,汉、唐、宋、元、明、清,有我们“中国系统”的一个法律系统。这个中国法律系统的哲学背景,就是以四书五经作基础,例如过去中国许多判例的根据,就是根据四书五经中的道德观念而来。所以这部四书五经,在过去无宪法观念时代,严格说来就是一种宪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其他各种哲学思想也都归之于它,这是讲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讲坏的一方面,孔家店为什么会被人打倒?“五四运动”当年,人们要打倒它,这是必然的。但为什么道理呢?后来才发现,实在打得很冤枉。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现在我们有个更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了解文化的宝库。因为现在中年以下的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尤其现在中学以上到大学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化的宝藏。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今天开始讲四书,并从《论语》讲起。

再论《论语》

《论语》,凡是中国人,从小都念过,现在大家手里拿的这一本书,是有问题的一本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注解的。朱熹先生的学问人品,大致没有话可讲,但是他对四书五经的注解绝对是对的吗?在我个人非常不恭敬,但却负责任地说,问题太大,不完全是对的。

在南宋以前,四书并不用他的注解,自有了他的注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笼罩,那是明朝以后,朱家皇帝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而且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因此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换句话说,明代以后的人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其中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研究下去,就会知道。所以各位手上这本朱熹先生注解的书,值得参考,但不能完全相信。

我们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经·系传》上就有两句话说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现代观念来讲,意思是人类的语言不能表达全部想要表达的思想。 现在有一门新兴的课程——语意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声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话,在录音机中播出,和面对面加上表情动作的说出,即使同一个听的人,也会有两种不同体会与感觉。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意志与思想。而把语言变成文字,文字变成书,对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层了。

我们研究孔孟思想,必须要从《论语》着手。并不是《论语》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须从它着手。现在我的观念,有许多地方很大胆的推翻了古人。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们手里的书中,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是不可以圈断的。再说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个人认为是如此,也许明天我又有新认识,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是如此。

学而有何乐

现在这篇《学而》,包括了孔门当年教学的目的、态度、宗旨、方法等等。过去我们把它圈开来,分作一条一条读,这是错误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三名话连起来看,照字面讲,凡是中国人,无论老少,一定都知道。照古人的注解,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亦说乎”,“说”是古人借用字,就是高兴的那个“悦”字,是很高兴的。假如这是很正确的注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圣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连大龙峒孔子庙我也不会去了。讲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

至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似通非通的,什么道理呢?从一般人到公务员,凡靠薪水吃饭的,是“富不过三天,穷不过一月”,遇上了穷的那几天, 朋友要来家里吃饭,当裤子都来不及,那是痛苦万分的事。所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惨’乎。”绝不是不亦乐乎。

第三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谓“愠”,就文字解释,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没有发出来,在内心中有烦厌、厌恶、讨厌、怨恨之感。那么,别人不了解我,而我并不在心中怨恨,这样才算是君子。那我宁可不当君子,你对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骗你,心里难过一下总可以吧!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实在是做不到。

根据书上的字面,顺着注释来看,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几百年甚至千多年以来,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四书反感,过去的读书人也对四书反感。因为它变成了宗教的教条,硬性的法律,非遵守不可。

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到真正了解了以后,就知道孔子真是圣人,一点也没错。

“学而时习之”,重点在时间的“时”,见习的“习”。首先要注意,孔子的全部著述讲过了,孔子的全部思想了解了,就知道什么叫作“学问”。普通一般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错了。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学。这个解说在本篇里就有。学问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作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这不是我个人别出心裁的解释,我们把整部《论语》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讲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个人。

真人和假人

讲到作人,我们就想到庄子也提到过这件事,《庄子》这本书把有道的人叫“真人”。唐宋以后,对神仙、得了道的人叫“真人”。譬如现在指南宫供奉的吕纯阳叫“吕真人”。如今的人听到“真人”这个名称,就好像带有宗教色彩,相当于西方的上帝,中国的仙、佛一样。实际上过去道家所谓的“真人”,是指学问道德到了家的人。与这名词对称的叫假人,假人还是人,不过没有达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标准。发挥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称之为“真人”,孔子认为这就是学,就是学而之人。于是一个“学”字,这么多观念都被他包括了。

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念,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说“观过而知仁”,我们看见人家犯了这个错误,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这个错误,这就是“学问”,“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研究方法,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就是学问。开始做反省时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兴趣,就会“不亦说乎”而高兴了。我们平日也有这个经验,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们劝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毛病。”他不听,你心里当然很难过,最后证明下来,果然你说得对,你固然替他惋惜,对于自己认识的道理,也会更进一层得到会心的微笑——“说”,不是哈哈大笑。悦者,会心的微笑,有得于心。

上面第一点所讲的是学问的宗旨,随时注重“时”和“习”,要随时随地学习,不是我们今天来读四书就叫做学问,不念四书就不叫做学问,这不是它的本意。

寂寞的享受

第二点接着下来,是说做学问的人要准备一件事,就我个人研究,有个体会——真正为学问而学问,“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杀头也不干,所谓“仁之所至,义所当然”的事,牺牲自己也做,为世为人就做了,为别的不来。因此为学问而学问,就准备着一生寂寞。我们看历史——即看孔子就知道。孔子一生是很寂寞的,现在到处给他吃冷猪头,当年连一个“便当”也吃不到。但是他没有积极去求富贵。怎么知道这一套他不来呢?因为他明知当时有拿到权位的可能,乃至他的弟子们也要他去拿权位。因为孔子时代中国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在这几百万人中,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一个国家的精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所以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这个军事学的专家,几乎就要举起膀子来:“老师,我们干了!”那种神气,但是孔子不来。为什么呢?他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之“德性”。因此他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所以做学问要不怕寂寞、不怕凄凉。要有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

虽然做学问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人了解,但是孔子说只要有学问,自然有知己。因此他接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个人在为天下国家,千秋后代思想着眼的时候,正是他寂寞凄凉的时候,有一个知己来了,那是非常高兴的事情。而这个“有朋自远方来”的“远”字,不一定是远方外国来的,说外国来几个人学中国文化,我们就乐了吗?那是为了外汇,多赚几个钱罢了。《论语》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远”字是形容知己之难得。我们有句老话:“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 任何一个人作了一辈子人,包括你的太太、儿女、父母在内,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所以人能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一个人那怕轰轰烈烈做一辈子,不见得能得一知己,完全了解你,尤其做学问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第二句话跟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不要怕没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这人在远方,这个远不一定是空间地区的远。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才大大的抬头。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非常赞扬孔子,这个时间隔得有多远!这五百年来是非常寂寞的,这样就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 谁来了解你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说做学问的人,乃至一辈子没有人了解,也“不愠。”

“不愠”这个问题很重要了。“怨天尤人”这四个字我们都知道,任何人碰到艰难困苦,遭遇了打击,就骂别人对不起自己,不帮自己的忙,或者如何如何,这是一般人的心理。严重的连对天都怨,而“愠”就包括了“怨天尤人”。

人能够真正做到了为学问而学问,就不怨天、不尤人,就反问自己,为什么我站不起来?为什么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是自己的学问、修养、做法种种的问题。自己痛切反省,自己内心里并不蕴藏怨天尤人的念头。拿现在的观念说,这种心理是绝对健康的心理,这样才是君子。君子才够得上做学问,够得上学习人生之道,拿现代的新观念来讲,就是讲究人生哲学的开始。

再说,连贯这三句话的意义来说明读书作学问的修养,自始至终,无非要先能自得其乐,然后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三句话的重点,在于中间一句的“不亦乐乎”。我们现在不妨引用明代陈眉公的话,作为参考:“如何是独乐乐?曰: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如何是与人乐乐?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何是众乐乐?曰:此中空洞原无物,何止容卿数百人。”有此胸襟,有此气度,也自然可以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了。不然,知识愈多,地位愈高,既不能忘形得意,也不能忘形失意,那便成为“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爱与罪

接下来是有子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首先就讲到孝悌,是人的根本,仁孝是孔子学问的基本。但是,“孝弟”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罪状”之一。为什么孝悌会成为被打倒的“罪状”之一呢?这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司马迁作《史记》是一件大事。他当时对汉武帝有些作法是反感的,但又不能不服从,服从吗?在良心上又不安,他就作《史记》,将自己的思想,容纳到《史记》中去。如记帝王的事,称为本纪,而他将未做皇帝的项羽也列到本纪中去,就是暗示汉高祖与项羽,一个是成功的英雄,一个是失败的英雄。又如《史记》中“世家”本来是记载诸侯和大臣的事,而孔子不是诸侯,也列入世家,司马迁的意思,是孔子有千秋的事业,说孔子的言行思想,影响将及于千秋后世,所以将他列入世家。

孔子思想言行表现在书本上的有多处,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为《春秋》,他著《春秋》后最重要的两句话是“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千古以来,这两句话各有各的解释,都非常暧昧,到了我们这种时代搞清楚了。为什么呢?自从民主时代以来,大家都骂孔子帮助专制皇帝,因为专制皇帝的思想和制度,用了孔子“尊君”这一部分思想精神,后来我们打倒他,也就认为他是这样的。现在再读《春秋》,再研究孔子思想,不是这样一回事了,而是另有一番道理。

第二点我们讲到孝悌,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讲到这里我要说两个现实故事。

十多年前,有一个哈佛大学博士班的学生,跟我作中国文化的论文,他回国之前,我嘱他回到美国去提倡中国文化的孝道,他说很难。我告诉他这是千秋事业,不是现世功业,告诉他孝道是什么东西。我说,中国人谈孝字,“父慈子孝”是相对的,父亲对儿子付出了慈爱,儿子回过头来爱父亲就是孝。“兄友弟恭”,哥哥对弟弟好,弟弟自然爱哥哥。我们后来讲孝道:“你该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说法有问题,天下的确有些“不是的父母”,怎么没有“不是的父母”呢?这不是孔孟的思想,是别人借用孔孟的帽子,孔家店被人打倒,这些冤枉罪受得大了。

孝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且看世界上的生物——人也是生物,中国道家过去叫人为“倮虫”——不带毛的光光的虫。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这是立场不同。拿生物学的思想,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倮虫”与其他生物是一样,人之所以与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加上人文文化。由此可知文化的可贵。为什么讲这个道理?世界上凡是动物,猪、牛、狗、马、鸡、鸭等等,都是一样的,以母鸡保护小鸡的现象来看,可见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性。等孩子带大了,走开了又各不相顾。各种动物都是一样,人原来何尝不是这样,但人现在为什么不会这样?于是谈到人文文化的教育来了。

秃头的十字架

西方人常自称为十字架的文化——爱下一代。大家知道,美国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商场(等于赌场),老年人的坟场。到现在为止,西方文化的结晶就是如此,只知道爱下一代,下一代长大了,结婚了,就是夫妇。对父母、兄弟、姊妹都不管了。由男女变成夫妇,而家庭,而社会,而国家,横着向世界发展,又下而爱孩子。就这样循环下去。他们自认为是十字架的文化,我看这个十字架断了,是丁字架的文化,因为没有上半截了。我这样说他们也许不承认。但是谈自然科学,他们可以把我们当学生,谈到人文文化,他们作我们的学生还不够。美国立国才两百年,我们有五千多年历史,谈到人文文化,靠经验而来,尤其中国历史,多少失败,多少破碎,一直到现在,才完成了这个文化系统。当然他们不承认十字架文化没有上面,因为上面有上帝。但却看不见,摸不着,谁相信呢?姑且承认有上帝,但是由人到达上帝的桥梁,在中国文化有孝。“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西方文化叫的“爱”,也就是回过来还报的爱。就是说父母好比两个朋友,照顾了你二十年,如今他们老了,动不得了,你回过来照顾他,这就是孝。孝道的精神就在这里,假使一个人连这点感情都没有,就不行。

那么西方文化有没有这个爱呢?绝对有,只是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父母到子女家,尽管要事先写信给子女,使他得准备,子女还是会思念父母的。又如祭祖宗,西方人不一定清明节扫墓,但到了坟场,在亲人的坟墓前,悲哀的情绪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法不同而已。遗憾的是,外国人没有把“孝道”在文化上培养起来的心理建设。

“孝”的问题解决了。什么叫作“弟”呢?“弟”就是兄弟姊妹的友爱。中国的五伦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中四伦都讲得通,为什么加朋友这一伦?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朋友在五伦的思想上也占一席,为什么呢?有时候有许多话,许多心情和苦痛,上不可以对父母,下不可以对妻儿讲,只有找朋友讲,所以朋友为五伦之一。朋友是一种感情的结合,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处,这个“弟”就包括了对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伸展到社会的友情。

说到这里,又一个故事来了。五六年前,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来访问,他问了好几个问题,中间他提到一个问题,他非常佩服我们《大学》一书的思想,“但是《大学》思想有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一个社会学教授,而《大学》中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间没有社会思想,这是个遗憾。”我听了哈哈大笑,然后告诉他,《大学》思想包含有社会思想在内,其中“齐家”即是社会思想。中国“齐家”的家,不是到教堂中一结婚就成了家的家,那是西方文化小家庭制度的家。过去的中国文化是大家庭制度,有宗族、有祠堂,所谓五世同堂,聚族而居。大家庭固然有许多小毛病,但也有它的好处,像宗族的发展,即由此而起,这是孝道的精神。因此,我要重复说一句,“齐家”的“家”就是社会。

又如江西人称“老表”,是最亲切、最好的称呼。其由来是古时候战乱,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许多年后,年轻的后代,还回到江西扫墓,而留在江西的后代子孙,以为是祖宗坟墓被他人误祭或盗葬,次年预先守候,两方相见,论起家族上代渊源,认出是表亲关系来,而称“老表”。这个“老表”就说明了宗法社会对血统、家族的重视。如以西方制度电气化的小家庭,来看我们“大家族”的“齐家”,岂不是大笑话?

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来看这里的书就懂了。有子是谁呢?有子名有若,孔子的学生,字子有,少孔子四十三岁,孔子死后,学生们怀念孔子,因有子的学问好,曾请他上堂讲课。所以孔门弟子编这一篇书时,立即提出有若的话,因为当时他等于一个助教,先由他讲。他说一个人有没有学问,就看这个人能否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姊妹、朋友是否友爱。

“而好犯上者鲜矣”,犯上就是捣乱——“孝弟”的人有深厚的感情,这种人是不好捣乱的。

谁能忘情

中国文化中的“感情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宗族的力量最大。所以由“友道”形成的这套结合,我名之为“特殊社会”,就是后世所讲的帮会。我国的帮会,从秦、汉以来,唐、宋、元、明、清,历代一直都有。曾经有人说,中国的农民与知识分子一结合,就会发生变乱。这说法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农民最乖了。他们只要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少找麻烦,有口青菜豆腐饭吃就好了。中国怕的是半农民,不是真农民。中国知识分子与特殊社会一结合,社会就会乱。但是这种特殊社会非常讲仁义之道。这种特殊社会包括孔子、墨子、游侠三种思想的结合,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力量很大,但是他们凡事是诉诸情感的。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他们所打击的,就是我们固有的好东西。至于应该如何去发扬光大,这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有子说,一个人有真性情,就不会犯上作乱,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人有分寸、有限度。

因此,大家要知道学问的根本是什么呢?“君子务本”。文学好,知识渊博,那是枝节的,学问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内心的修养。所以“本立而道生”,学问的根本,在培养这个孝悌,孝悌不是教条。换句话说,培养人性光辉的爱,“至爱”、“至情”的这一面,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他说这个是“人”的本。至于什么是“仁”,下面有一专篇,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

这个“仁”,就是孔子做学问的最高目的。

花言巧语

有子的话讲完了,接下来就是: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什么是“巧言”?现在的话是会吹、会盖。孔子说有些人很会盖,讲仁讲义比任何人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却不脚踏实地。“令色”是态度上好像很仁义,但是假的,这些与学问都不相干。“鲜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这个学问的境界,因为那是假的。我们从电视中就看得到,那个小丑表演的角色,动作一出来,就表示“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鲜矣仁”,我经常也跟同学们讲,作领导人第一个修养是容忍。有的人不一定像小丑那样的“巧言令色”,但每个人都喜欢戴高帽子,人若能真正修养到戴高帽子感觉不舒服,而人家骂我,也和平常一样,这太不容易。所以知道了自己的缺点和大家的缺点,待人的时候,不一定看到表面化的“巧言令色”。大家经验中体会到,当你在上面指挥时,觉得那种味道很好;但是这中间很陷人、很迷人,那就要警惕自己。你说素来不要名、不要钱,只讲学同,就有人来跟你谈学问。要注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那个学问是拿来作工具的,所以除了要懂“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道理以外,相反的,我们作学问要踏实,不能“巧言令色”。

三面镜子

下面讲要怎样作学问: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为孔子的学生,名参,少孔子四十六岁。由这一点我们看到,孔子回到鲁国讲学传道的时候,都是培养年轻的一代,同我们的心情一样,怕自己死了以后,这个命脉,这个根本失传了。和我们现在一样,对于年轻学生,拚命讲给他们听,好办一个交代。

曾子在当时孔子的学生中比较鲁,鲁就是拙一点,其实并不是笨,只是人比较老实,不太说话,后来谪传孔门道统。他著《大学》,孔子的孙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学的,所以现在一般人拿《大学》、《中庸》,代表了孔子思想,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跟着搞错了。《大学》是曾子作的,原来是《礼记》里的一篇,后来到唐宋的时候,才把它拉出来,变成了四书之一。所以把《大学》、《中庸》思想,就认为是孔子的思想,是不大妥当的,这仅是孔子思想的演变。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孔子三传的弟子,这时已经到了战国时代。孟子的思想又与孔子的思想有些出入,孔子温文儒雅、修养极高;孟老夫子,有时好像卷起袖子伸出拳头,有点侠气,也有一谈就使气的味道,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这也代表了时代和文化思想的演变。

曾子说,我这个人做学问很简单,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要注意的,他做的是什么学问?“为人谋而不忠乎”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实?什么是“忠”,古代与后世解释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谓的“忠”是指对事对人无不尽心的态度——对任何一件事要尽心地做,这叫做“忠”。这个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间,有定见不转移。“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我答应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对人也不好,误了人家的事。“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讲了话都兑现?都做得到?第三点是老师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我真正去实践了没有?曾子说,我只有这三点。我们表面上看这三句话,官样文章很简单,如果每一个人拿了这三点来做,我认为一辈子都没有做到,不过有时候振作一点而已。

曾子这几句话,为什么要摆在这里?严格地说,这些学问不是文学,要以作人做事体会出来,才知道它难,这就是学问。

这个学问讲到这里,都是个人的修养。但是学问只讲个人修养是不是可以?不是的,扩而充之就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上面是讲学问的内涵,下面就讲学问的外用了。引用孔子的话: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道”是领导的导,换句话就是孔子也教我们领导之德、领导的修养,以领导千乘之国。

讲到“国”字,研究中国文化便要注意,看到秦汉以前古书里的“国”字,很多学者都容易产生很大的误解。比如老子曾说“小国寡民”,讲老子的思想,就讲小国的政治,在民国初年,又有人对无政府主义与老子思想拉在一起。要知道秦汉以上,到汉代初期的“国”字,不是现在的国家观念,那个时期的“国”字、“邦”字都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所谓“诸侯就国”,就是中央政府下一个命令,要这些地方官(诸侯)各自回自己的岗位(封地)去。那时地方单位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国。“千乘之国”用现在的观念比方总是不伦不类,还是不作比方的好。“乘”,古代以战车、壮丁、田赋等合在一起计算的。汉、唐以来有很多考证注解,不必多说。换句话说,领导一个大国家,或者领导一个单位,乃至领导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这是很难的。“敬事”,对一件事认真做为“敬事”,一项职务宁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认真去做,现在就有许多地方许多人不敬其事的。至于“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绝对信服。争取下面的“信”,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说了的话一定要兑现。如好的将领,身先士卒就是敬事,那么谁也会受感动而信赖他。所以要“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节用指经济政策的措施,对经济要能够节省,是经济原则。节用是为什么呢?不是为我,而是为“爱人”。

第三点“使民以时”,用人时应该把握时间。这个“时”很重要。在军事思想方面来讲,包括很大,所以孙子兵法讲时讲势,也有用势之道。对人在道德上要知道“时”,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问,反责备他不来上班,这就是不“爱人”,“使民不以时”了。所以“使民以时”是用人要在时间上恰到好处。这样部属都听你指挥,乃至全国老百姓自然跟你走。这是道德的修养,也就是学问。这些话不但是孔子教育门人做学问的道理,同时也是孔子当时针对社会人情的弊病而指点的。我们只要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史料,为什么那个时代是那么的紊乱,便可了然于心了!

可爱的小学生

以上讲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便是孔门做学问的目的、态度和方法的记录。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所谓做学问,是要从人生的经验中去体会,并不是读死书。假使一个人文章写得好,只能说他文学好;这个人知识渊博,只能说他“见闻广博”,不一定能说他有学问。一个人即使没有读过书,可是他作人做事完全对了,就是有学问。何以见得呢?下面就是一个证明了,跟着讲学问的道理。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话在文字上解释当然容易,但我们深入研究一下。所谓弟子,古代称学生为“弟子”,中国古代老师对于学生,看成自己的儿子一样。讲到这里,我们有点感慨了,中国的文化,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过去有“一日从师,终身若父”的情形,而老师对于学生,也负了一辈子的责任。我们亲眼看到的,几十年前,还保留了这个风气,一个学生纵然中了状元,官作得很大了。回到家乡,看见老师,而老师既没有功名,也没有地位,学生对他一样的要跪拜,和当年从师一样。学生对老师是如此,老师对学生,也是负了一辈子责任。

举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后来水乐帝要杀他的时候,他为了要作忠臣,不怕死,他说充其量灭我的九族,而永乐偏偏要杀他的十族,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师的家族,认为老师没有教好。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看出过去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师道精神”。谈到过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这三道:一个是“君道”,讲究如何领导,如何当家长,如何当国家的领袖,乃至如何当一个班长,这都是“君道”。其次是“臣道”,就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忠实的部下,怎样帮助人完成一件事。再其次“师道”。中国过去文化中,这三道是合一的,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换句话说,那时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教育与教化,应该有其不同的意义,我们将来再讨论。)集于一身。那么师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所以老师称学生为弟子,弟等于兄弟,有朋友之间的友情,又等于自己的孩子,所以学生称弟子,再传称门人,这个观念和习惯是这样来的。

到了我们现在,值得研究了,我们须注意将来如何建立,如何复兴固有的尊师重道精神。现在的尊师重道,只是一句口号而已,真正尊师重道的人是小学生,我想诸位都有这个经验,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小学念书,回来就开口老师怎么说的,闭口老师怎么说的。几年前,教师节的时候,孩子回家要敬师金,说给他五十元,孩子一定说不行,这是敬老师的要一百元。这种事到了中学就淡了;到了高中以上根本没有这个观念了;到了大学,学生看老师是不相干的陌路人。相对的,老师对学生也是如此, 挟了一个皮包上来,拿一本书讲解一番,便有钟点费,彼此都是商业行为,教完了以后,懂不懂是你的事,挟个皮包走了。学生与老师在路上见面,万一点个头,在我觉得,已经是很稀奇了。一般都彼此不认识,就这么迎面过去,堂而皇之的,学识愈高,愈没有尊师重道的精神。这是今日中国文化一个极大的讽刺。

至于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道义关系、感情关系,除非这位老师很有地位。据我所经验的,每个学生要拿学位,作论文的时候,便随时来找:“老师怎么办?”很亲切。 我还碰到过这样的事实,有个要拿学位的学生天天来,来了非常恭敬,甚至觉得他恭敬得过分,我家里的孩子们说:“这个学生好,真有礼貌。”但是,你得注意,这是“币重言甘”哪!他也的确送礼来,还送得蛮讲究,我说你送礼送得这么重,虽然有研究费领,可是一个月的研究费也不够买这些东西,何苦呢?他说:“对老师应该恭敬。”我晓得这不是诚意的话,因为他的言语太恭敬,太甜了。“巧言令色”、“币重言甘”是靠不住的。结果毕了业以后连影子都看不见了。这就是现在中国文化的怪现象,是文化道德的普遍事实。国民道德的修养从教育界开始,是应该彻底研究的,所以我在这里要讲到师生的道理。

吕端大事不糊涂

现在,孔子告诉我们说,这个学生“入则孝”,在家里是个孝子。(怎么才叫孝,下面有很多地方研究孝道,在此暂且不谈。)“出则弟”,出门在外面与兄弟分开了,怎么弟呢?就是在外面,对朋友、对社会、对一般人能够友爱,扩而充之爱国家、爱天下都是这弟字的意义。“谨而信”,作人非常谨慎,但是谈到这“谨”字要注意,不要变成小器。谨慎与拘谨是两回事,有些人作人很拘谨,过分了就是小器。“谨慎”在历史上有个榜样,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诸葛亮。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一个名宰相,看起来他是笨笨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的时候,遇到重要的关键,他是绝不马虎的。那诸葛亮则一生的事功在于谨慎,要找谨慎的最好榜样,我们可多研究诸葛亮,这里暂且不提。

总之,所谓谨慎不可流于小器,这点修养要注意,这个人能谨慎处世而信——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一切都言而有信。同时又“泛爱众”,有伟大的胸襟,能够爱人,尤其在此时此地来讲,对同志的友爱,扩而充之,对其他人的友爱。理论上讲起来很容易,而广泛的爱人,那就是“君道”“师道”的综合,爱天下人就如爱自己一样,理论容易,要修养到如此真难。孔子说,假使一个人对这些都做到了,“而亲仁”,再亲近有学问道德的人做朋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到以后,还有剩余的精力,然后再“学文”,爱作文学家也可以,爱作科学家也可以,爱作艺术家也可以,爱作别的都可以,那是你的志向所在,兴趣问题,可以量力而行,各听自由。

饮食男女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几句话,是接着证明了学问的目的,不是文学、不是知识,是作人做事。子夏比孔子少四十四岁,他的名字叫卜商。孔子死后,在战国开始的初期,他讲学河西,在战国时期一般对时代有影响的大学者,蒙受他的影响很大。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领导历史、领导国家社会的,到底还是学问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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