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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佾第三-2

现在我们再讲“奥”与“灶”。为什么他们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民以食为天”,这是管子讲的名言。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尤其在过去,教育不普及,讲礼治的时代,家里有灶神、财神和祖宗等神只的牌位。中国古代的建筑,大都有这一套设计,进门一定是大厅,大厅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之位”。民国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国字,看这五个字,中国人究竟信哪一个教呢?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还有财神供在卧房里,灶神供在厨房里。“奥”是古代的家神,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家里有家长,就有家神。还有灶神,连吃饭都要管。据说灶神一年到头,不但对家里人的行为要管,连在心里起了好念头,或动过歪脑筋,他都会记录下来,到一年终了:上天报告好坏。所以乡下人送灶,弄块糖给他吃,送一个红包给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报吉祥。”请他上天报告时,多替家里讲讲好话,回来时候多赐些福祉。所以在腊月二十三以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间,他在天上还未回来以前,不在家里的时候,偶尔背后轰他一下,暗地里幽默他几句。

中国民间这些神话故事,现代也可以归到“民俗学”。要了解这些,起码要看《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尤其是南方——长江南北过年过节的风俗,这本书大概都有了。在人世间的社会上有里长、乡长、区长。在看不见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城隍归谁管?归阎王管。阎王去归玉皇大帝管,玉皇大帝归谁管?玉皇大帝的妈妈——瑶池圣母。由此看来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天主教来个圣母,佛教的观音菩萨,中国的瑶池圣母。所以女性还是最伟大。同时也可知人们讲了半天的宗教,尽管教理和教条如何如何的,但他们最后还是崇拜女性的,因为母性的慈爱毕竟是最伟大的。像这样一个宗教组织,无所不包,代表了中国人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以天与人是一贯的。

王孙贾问孔子这个奥与灶的问题,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诉孔子说,你老是跟诸侯往来,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是没有用的呀!你拜访了诸侯,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孔子却作正面的答法:“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精神。他说一个人真的作坏人、做坏事,怎样祷告都没有用,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所谓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换句话说,人有人格,尤其须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来的庇护。如果进教堂,上帝就保佑,那么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贿赂的罪。同时也等于孔子答复王孙贾说,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于如此而已。

从上面的话也可知道,由周代开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终走人文文化的路线,所以孔子又说: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夏尚忠,殷尚质(鬼),周尚文。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朴实。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但是宗教观念很强。周代文化呢?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周监于二代”,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郁郁乎文哉”,郁郁是形容词,意思是非常茂盛、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量力而为谦虚好学

现在讲到另一段: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邹。鄹人之子即指孔子。这一段所讲的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古代官制,无法与现代比类,为了便于了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拟),参与了代表国家、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他进去以后,对于每件事都要问问清楚,向人请教。走哪里?坐哪里?每事都问人。于是有人笑他说,一般人乱捧,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处处懂礼,可是这个“鄹地佬”进了大庙,什么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请教。这话被孔子知道了,他说:“这就是礼啊!”以前我们提到过,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风俗习惯不同,对人家的事,不懂的应该多问。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求学问也是一样,做事也是一样,诚恳向人请教,就是礼的精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传统的武功——射箭,那时的武功还没有发展到少林寺、武当派(这些是唐、宋以后的事)。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标准,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相当于现代打靶、射箭的标准,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标的,就绝对够标准,箭能不能透过牛皮,则不作考虑。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强壮,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过墙,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红心,也就够标准了。

这一段是说明作人做事,够不够道德的标准,只问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环境不对,时代不对,他也就无从表现,这有什么办法?由此触类旁通,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每个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告朔”。用现在观念来说,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对谁发表呢?对天地鬼神。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讲了不兑现的也有。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这些礼仪的精神,也慢慢跟着衰落变化了,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掉告朔时候用的饩羊。饩羊是蒸过了的,等于现在拜拜,杀了猪羊,还没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这就是饩羊。子贡当时想,拜拜就拜拜,这只羊可以省下来。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你的主张也对,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不过我不主张去掉,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但现在的人,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所以你子贡爱这只羊,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

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在社会上,或在政治上,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如口惠而实不至,有时候就要失败了。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颇为感慨。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诌也。

这段话,连起上一段来说,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一个人想做个忠臣,有时候也很难。对主管、对领导人尽礼,处处尽忠合礼,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都有这种经验。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见解不周到,受环境影响,只好变了。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以礼为准,也是上面的话“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别人尽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诚正的建立,久后自知。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精神,等待时间来考验,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错换八卦袍的诸葛亮 平常一般人谈到修养的问题,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这是诸葛亮告诫他儿子如何作学问的一封信里说的,现在先介绍原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诫子书》有人说文人都喜欢留名,其实,岂只文人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留给后人。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书?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价值。一本著作,能够使人舍不得丢掉,放在书架上,才有流传的可能。所以留名是很难的。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一点不错。

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说:“但在流传不在多”。比如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当然是他的功业盖过了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只有两篇《出师表》,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却成为千古名著,不但前无古人,也可说是后无来者,可以永远流传下去。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学,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文章、道德、事功,本难兼备,责人不必太苛。

诸葛亮《出师表》外,留下来的都是短简,文体内容简练得很,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看他传记里,孙权送他东西,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就这么解决了。

这一篇《诫子书》,也充分表达了他儒家思想的修养。所以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老实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换上一件衣服,变成儒家的。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陆对长空,很容易对,最怕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东西,对起来是很难的。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后来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破题,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非澹泊无以明志”,就是养德方面;“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修身治学方面;“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是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能要靠学问培养出来,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我们在孔子思想里也说过的,“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论点,和“才须学也”的道理是一样的。“非学无以广才”,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是伟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学问哪里来的?求学来的,“非静无以成学”。连贯的层次,连续性的对仗句子。“慆慢则不能研精”,慆慢也就是“骄傲”的这个“骄”字。讲到这个“骄”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修养,力戒骄傲,一点不敢骄傲。而且骄傲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来用以骄傲。而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骄傲,和很吝啬不爱人的毛病,这个人就免谈了。

我们中国人,力戒骄傲,现在外国文化一来,“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这类的话,就非常流行,视骄傲为好事情,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把骄傲当成好事。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应该是“欣慰”就对了。这是几十年来翻译过来的东西,将错就错,积非成是,一下子没办法改的地方。但是,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要想办法的。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这是说到慆慢所引出来的。

再回到本文“慆慢则不能研精”,慆就是自满,慢就是自以为对。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为什么用“险躁”?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年轻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这个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对,还是把它改过来。——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了。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

看诸葛亮这篇《诫子书》,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这道理用之于为政,就是孔子所说的“简”;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说的“俭”。但是文学的修养,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这是作学问要特别注意的。由历史文化谈到诸葛亮的学养,到此告一段落,现在再继续原文。

孔子的换心术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认为用方法——手段——是错误的,所谓领导应该是以“德”领导人。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其实不然,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好像老子是反对孝、反对忠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最乖的,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拚命地标榜他,而忘记了基本上“家庭不和”这个问题。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个个都是孝子,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至于“国家昏乱有忠臣”也是同样的道理。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才表现出他的忠贞,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虽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没有那种成仁的表现机会。因此我们对历史、对国家,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样的情形出现,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所以用白话来说老子这两句话,加上一个“才”字,成为“六亲不和才有孝子,国家昏乱才有忠臣。”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对忠、孝了。假如在一个团体中,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那么其他都是坏人了吗?希望全体都是好人,无所谓谁好谁坏,这就最好。

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意思是说,你不要谈领导术,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礼是包括很多,如仁慈、爱护等等,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换,这忠心就换出来了。 现在要研究《论语》,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此乃《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乱到持德者寡,用术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为大家都用手段。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这六十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体会得出来。孔子答复鲁定公这几句话的时候,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一个风气之来,就像台风一样,不但下层、中层社会受影响,上层也是一样。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开了这个药方。

追的哲学

讲完这方面以后,又讲到纯文学的观点。

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又在讨论《诗》的文学了。刚才谈政治,现在又谈《诗》;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也包括了社会风气,那么政治的风气、社会的风气哪里来的?如果站在文化的——礼的立场来讲,它是由文化而来的;谈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诗经》。我们知道《诗经》是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诗经》的第一篇,就是男女相爱。讲到《诗经》的男女相爱,有一句话要注意的,孔子在《礼记》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上面也曾提到)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偏偏谈到最起码的、最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我们曾经说过,一般人引用的“食色性也”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两人的话相近,但观念完全不同。男女饮食不是“性”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是人后天的基本欲望。一个人需要吃饭,自婴儿生下来开始要吃奶,长大了就需要两性的关系,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动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类文化就从这里出发。说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影响这个时代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影响了这个时代;另一个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认为人类一切心理活动,都由男女性欲的冲动而来,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化影响也很大。弗洛伊德原来是个医生,后来成为一个大心理学家。比如西方的存在主义,也是几个医生闹出来的,有人依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点,来看历史文化(这个性不是我们所说人类本性的性,是男女性行为的性。)认为历史上的英雄创业,就是一种性冲动,乃至说希特勒是性变态心理。我们现代思想界受这说法影响的也很多,乃至把旧的历史写成的小说,多半都加上这种观念。甚至许多戏剧、电影故事,总要插上一些性——医学上的性;而文学上改用一个好听的名词——爱,等于一个人穿上外衣、结上领带,好看一点,也礼貌一点而已。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我们懂不懂这方面的道理呢?孔子也早已提出了,所以《诗经》第一篇选了《关睢》,根据“饮食男女”的基本要求,指出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所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有社会一切的发展,都由性的问题开始。

曾有一位学者对我说,他有一个新发现——“性非罪”论要提出讨论,他所指的这个“性”是狭义的,指男女性行为的性而言。我没有立即答复这个问题,他把文章留下来,后来函电催问,我始终觉得碍难直接答复,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谈了一下,但还是避开了他那个观点。我认为这是人生哲学上最高的问题。究竟这是本能的冲动吗?这个本能又是什么?不过我告诉他,世界上的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的。中国文化中,过去的思想——万恶淫为首;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亚当和夏娃不吃那个萍果,一点事都没有,上了魔鬼的当去吃萍果,他们也认为性是罪恶的。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西方文化是两个半萍果而来的:第一个萍果是亚当夏娃吃了,闯了祸,所以我们人类到如今那么痛苦。第二个萍果,启发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中国人吃了很多萍果都不晓得。另外半个萍果,是木马屠城记所表现的英雄思想。这是西方文化来自两个半萍果的笑话,当然这不是偶然说说的。

西方与东方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哲学家则逃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孔子,他可以说是哲学家、宗教家,又是教育家。我认为现代观念的什么“家”、什么“家”都可以给他加上。反正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他的封号最好——大成至圣先师,我们不要跟外国人走,给他加上了一个“家”字,反而不是大成,而是小成了,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当。

孔子认为“关关睢鸠”男女之间的爱,老实讲也有“性非罪”的意思在其中。性的本身不是罪恶,性本身的冲动是天然的,理智虽教性不要冲动,结果生命有这个动力冲动了。不过性的行为如果不作理智的处理,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罪恶。大家试着研究一下,这个道理对不对?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有这个大欲。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就是罪恶。孔子就是这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关睢乐而不淫。大家要注意这个“淫”字,现代都看成狭义的,仅指性行为才叫淫,在古文中的“淫”字,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淫者,过也,就是过度了。譬如说我们原定讲两小时的话,结果讲了两个半小时,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写道:“淫也”;又如雨下得太多了,就是“淫雨”。所以关睢乐而不淫,就是不过分。中国人素来对于性、情及爱的处理,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现在观念来说,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冲动,要在行为上止于礼。只要合理,就不会成为罪恶,所以孔子说关睢乐而不淫。

但《关睢》这篇诗中,也有哀怨,我们看这一篇诗,很好玩的。虽然只有几个字,假使用现代文学来描写,就够露骨的了。它最后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个求,就是现在白话文的追呀!追呀!追不到的时候睡不着呀!睡不着还在床上翻来复去打滚哩!但古文用“辗转反侧”四个字都形容尽了。可见这中间还有哀怨,尽管哀怨,并不到伤感、悲观的程度。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情感的处理适中,合乎中道。

譬如我对音乐是外行,但在许多地方,听到播放日本音乐,只要他一开口,听起来就使人有不胜哀戚之感。隐隐象征了这个海岛民族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现。不管它怎么变,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音乐,哀怨中有悲怆,悲怆中有哀怨。

现在我们的音乐等等一切文化,能不能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呢?恐怕还没有做到。我们读了孔子这一段话以后,对于目前社会上的文化思想,必须深切地反省。所以孔子在答复鲁定公问政之后,随即谈到诗的问题,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备“诗”的感情,从政更要把握“诗”的情操。

传统历史上的精神堡垒

这个又转到另一个文化问题: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宰我是孔子的学生,他白天睡觉,挨了孔子的骂。这个问题,等下面讲到的时候再讨论。

鲁哀公问社。什么叫社呢?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简称,有形的社稷坛,过去国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坛,就是代表国家和天人之间的象征。我们现在社稷的精神象征,譬如过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谒陵献花,几十年来,我们还没有完全正式确定这个精神的代表,最近又好像有外宾到国父纪念馆致敬了。相对的,假定我们去国外做国民外交,或者负了国家外交任务出去,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到别的国家,就要随他们的礼俗,到他们所尊奉的地方行礼。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礼貌,也是现代国际上外交的礼貌。像当年西方英雄拿破仑,当他到每一个地方,即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也要到伊斯兰教教堂行礼。这点他实在很聪明。同时我们再看到一点,从十七世纪末叶开始,印度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统治,英国并派了总督驻在印度统治。英国人也深懂这套手法。所以有人说英国人专门研究老子,因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英国总督出门,看到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在宋以后没有佛教了,那时起佛教已经完全移送到中国来,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罗门教),总督立即停车,下来站在路边合十,让婆罗门教士先过去。这就是说尊敬一个地方的民间信仰,对于他的工作很有帮助。这是由社讲到社稷的精神而牵涉到的附带问题。

现在回到本文,哀公问宰予,社稷坛与历史文化演变有什么关系呢?宰予告诉他夏朝社稷坛上栽的是松树,殷朝栽的是柏树,周朝栽的是栗树(有如现在的国花,是国家的标志。)不过他说栗树栽得不好,栗树使人看了会害怕,战战兢兢。宰予后来回到孔子这里,报告见哀公的问答,孔子听了以后就感叹了。就周朝而言,孔子觉得文王、武王在各方面都没有错,只在这件事上还不大妥当,但对前辈的圣人,不好意思多加批评,所以他说已经既成事实,再说也没有用。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来说,既成事实,劝也劝不转来了,过去了何必追究呢?

孔子这番话,虽然看起来是对历史的一个宽恕,实际上透过这个宽恕,表明了孔子认为周朝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这是怎么说的呢?因为社稷坛种的树,就像是一个民族文化、国家精神的标志。如日本人以樱花为国花,虽然很烂漫,但总是开得不长久;其他各民族、国家也都有标志。宗教方面也不例外。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莲花。再看欧洲人的标志用猛兽,有虎、有狮;印度人用的是飞禽;美国人用老鹰,也不太好;中国文化则用龙,龙是水、陆、空三栖的东西。对于文化的标志,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择决定,但有时有人漫不经心就定了。过去有一位朋友,想把台北市成为杜鹃城。后来在一次宴会中碰面,说起此事,好在他的杜鹃城没做成,否则我第一个反对。因为杜鹃是亡国之花,又名杜宇;也是鸟名,又名子规,又叫望帝。唐人的诗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有一个神话故事,上古时蜀国亡,蜀国的太子伤心而死,精魂不散,变成杜鹃鸟,昼夜啼哭,泪枯血出,滴在花上变成杜鹃花。这一些事,和《易经》的谶讳之学也有关系的。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有时候关系很大,尤其研究国家的历史文化,不能不注意,孔子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不过他也只好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了。所以我们将来在处事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些事情,这也是学问。

责备贤者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的时代比孔子早一点,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管仲佩服得很,他曾经赞叹过,如果没有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一段历史,我们几乎变野蛮人了。在这里他说管仲的器局太小,这话也是对的。管仲不过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而已,但未能走入王道,这样的器局就嫌小了。这是他评论历史的感叹。但是有人就问,管仲是讲究节俭的吧?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都够得上俭的。这里的“俭”字,正如诸葛亮《诫子书》中所说“俭以养德”的那个俭字一样,包括了许多东西。我们提到俭字,再看看老子思想,老子说他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再三提到俭,孔子也再三提到俭,下面有关俭字的话也蛮多的,上面谈到诸葛亮时,已经介绍过了。历史上称有成就的人“沉默寡言”,就是一个人“俭”德的描写。成大事的人很少说话,讲出来一两句话,扼要简单,解决了一切问题。既不沉着,话又多的人,那就免谈成什么大事了。

孔子说了管仲的器局小,别人并不和他争论这个问题,而提出来问管仲是不是够得上“俭”德的修养。可是孔子的答复,从个人来说,以管仲有三归之堂,可以说他在经济生活上非常浪费。三归堂是建筑物的名称,就是说他的宰相府,还是相当讲究漂亮的,可见他还不够俭朴。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汉文帝的俭朴、节省,是皇帝中有名的,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后来景帝、武帝时代的经济繁荣,就是他打下的基础,因为他本身就非常俭朴。所以管仲的生活,诚如孔子说的并不俭朴。另外在公事上,孔子又说他“官事不摄”。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又不能做到扼要统筹。只知因人设官,重重叠詹设置了太多的部门,其实可简化而他没有简化,这是在行政上的不俭,那他怎么算得“俭”呢?

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要真正处理好公事,制度与编制的紧缩很重要,法令也不可繁琐,这是孔子对管仲两方面的批评,也是我们后人应该警惕的地方。

在管仲的俭德上,孔子有所批驳之后,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礼的问题来。中国文化以礼义为中心,懂礼是很重要的,但孔子认为管仲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虽然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但他还不能担负领导历史文化的重任。这是什么道理呢?邦君齐桓公在大门外建立屏风——塞门。(讲到这里,我们顺便讲到现在很难看得到的,古代衙门前的大屏风,上面都写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四句话,已经流传下来一千多年了。后来到清末腐败的时候,大概是我们革命前辈老党员骂清朝的杰作,改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欺欺欺欺”的笑话。)在中国的古礼,只有领导人、诸侯才可以有塞门,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摆起这样东西来,这就是不懂礼。其次国君为了外交的关系,有反坫之坛,这是两国元首见面时用的。结果管仲的家里也有反坫。就凭这两点,如果说管仲也懂礼的话,还有哪一个不懂礼?如以管仲作懂礼的标准,人人都懂礼了,这是孔子对管仲批评的话。下面就谈到中国文化与“礼”并称的“乐”了。

敲响了的活礼乐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这是孔子讲音乐的原理及作用。大师乐是古代专门掌理乐教的官名,他的职掌重在以乐配合政教,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一般音乐。讲到这里,也是中国文化很可惜的事,因为我国原有的古乐早已没有了。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只是明清以来的遗音。据朋友们说,目前在韩国,还可以隐约窥见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的大乐章——《秦王破阵舞》,以及《霓裳羽衣曲》的古琴曲调,还可欣赏到中国的古乐和古乐器的流风遗韵,同时把诗、词谱在中国的古乐器上弹出来。除了韩国,在日本也还找得到一点影子。所以说中国文化的衰落,不完全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相反地,故作自我解嘲的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处,人家外国人说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好东西太多,满不在乎的丢,外国人听了也没有话说。

孔子和鲁国的大师乐讨论音乐的原理。他非常谦虚地说,音乐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其实孔子对音乐是很内行的。接着他就谈论一首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曲子。音响开始的时候,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轻轻地舒展,慢慢地发声。跟着下来,由小而大,但是很纯正。后来到了高潮,激昂慷慨,或非常庄严肃穆,最后这个乐曲奏完了,但还是余音缭绕,后面好像还有幽幽未尽之意。这便是成功的音乐。这些是孔子的客气话,请教的态度,也证明了他深通音乐的修养。今日我们看到自己国内的音乐,的确是问题很大,中不中、西不西;轻薄有余,温柔敦厚不足,实在可叹。不过一切文化,今日都处在古、今、中、外的巨流涌变之间,始终未定。旧的已经打倒,新的如何建立,还要靠我们这一代的继续努力了。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是一个地名。古时的这个“封”字,是指的封疆。所谓“封人”,是管诸侯国界的人。勉强拿现在的职务来讲,是管土地、管地政的人。他来请见孔子之时,从字里行间看来,他似乎有被挡驾的样子。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他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每个人我都见过。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的老师孔子尽管伟大,像我这样的人,你老师也应该接见一番。他说了这番话以后,跟随孔子的那些人无话可说,就安排了一个机会,让他去见孔子。但是孔子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就不知道了。他出来以后,就告诉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诸位不必担心文化的衰落,我们中国文化有救了。天下乱了这么久,文化已将凋零,上天降生了孔子,孔子的学问道德将影响你们和世人。上天要以孔子作为警惕世界的木铎的,你们不要担忧了。古代木做的铎,是用来敲响作警惕用的,好像庙堂里的敲钟打磐一样。

这是对孔子从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赞叹,所以也放在讲文化精神的《八佾》篇中。画龙点睛,别有用意。

跟着是: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这是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批评。韶是舜乐,代表那个时代,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他说很好,很美,也很善。以现在西方观念来说,真、善、美的价值都具备了。但武王时代的音乐,代表那时代的历史精神,好是好,美是真美,可不能说它是至善。等于对社稷坛标志的批评一样,都有点遗憾的味道。

衰世的通病

下面是这一篇的结论,所以我说《论语》是整篇连贯接起来的,是完整的。《八佾》讲历史时代文化的精神。那么,这篇最后引用孔子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批评作结语,就特别有韵味了,例如: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最怕在上面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单位主管,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这是很严重的偏差。讲到这里,我们看中国历史上,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什么是刻?所谓“察察之明”,为人太过精明,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因此,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也就是像郭子仪的故事: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由京城逃走,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终于靠郭子仪打败了安禄山,收复两京,迎唐明皇还都。郭子仪也因功封王。以后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仪的儿子。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郭子仪的儿子说,公主有什么希罕,你父亲的天下,若不是我父亲替你们打回来,还有你公主当吗?这句话的确讲得太严重了。公主气了,马上回宫去报告唐代宗。郭子仪听了儿子的报告,也吓坏了,知道这件事可不得了,马上把儿子绑起来送到宫中去。唐代宗自然先听到了公主的报告,说郭子仪他们意图造反,唐代宗安慰了女儿一番,要她先在宫里休息。见亲家把女婿绑进宫来,不但不生气追究,反而问老亲家好好把个儿子绑进宫来是为了什么?郭子仪报告并论罪一番。 唐代宗真是个好皇帝!他对郭子仪说,他们小俩口吵架是年轻人的常事,你去管他干嘛呢?“不痴不聋,不做阿姑阿翁。”这个故事后来也编成了平剧及其他地方戏。故事本身也说明了如果一个当主管的有“察察之明”,下面部下就难为了。

前几天,有位同学当了法院的庭长,他来看我,我告诉他一句话:历来做法曹的最怕“深文刻法”。这句话就是当公务员的也要注意。什么叫“深文刻法”?就是根据条文,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在鸡蛋里去挑骨头,真是要了命。虽然法律的条文,完全合于逻辑。但有时是不合道理、不合情理的,完全用逻辑是用不通的,举个例子来说,法律规定,抓到小偷应该送到法院办,如果打他两拳打伤了,小偷可以告你伤害,在法理的逻辑上完全对,但讲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对的。所以我和这位同学说,搞法律的人,就怕深文刻法,都讲逻辑,则天下是非辨不清了。因此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告诉作公务人员的朋友说:“公门里面好修行”。否则的话,人们便把公务员的过错、怨气统统都累积到政府头上。自己如果多动动脑筋,别人就省了气力,同时也消弭了怨气,这就是道德。所以“居上要宽”,要求别人过严,别人没这个本事;天下无全才,不必求之太严。如果要求过严,希望别人都是圣人、全才。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又如防土匪,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这是不可以的,切记居上要宽。

为礼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上面对下面的爱护,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诚恳、真挚,不真诚没有用。天天行个礼很方便,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同样的,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也要有诚敬之心,假的关怀没有用。

临丧不哀,以前讲过,我们到殡仪馆吊丧,没有一点哀戚之意,毫不相关,何 必去呢。但这个丧也是狭义的,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也是属于“临丧不哀”的一种情况。

孔子提出来这三点,有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那么坏,孔子讲这些话,都是开药方。当时有这种坏风气,他就开出医治的方法。所以他说像这个样子的社会,就没有什么可看了,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衰落。实际上我们看历史,每到衰乱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形,岂止春秋战国而已呢!《八佾》这一片,把前后对照起来,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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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八佾第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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