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 精彩片段：
第五章 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中国和美国1979年恢复外交关系后，在美国引起一种喜忧综合症，但喜是主要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美国；他在得克萨斯州乘坐马车，戴上了牛仔帽。可回到中国后，他对越南发起突然袭击，在中越边境战中对越南进行了中国式的惩罚。
由于事态还在发展，因此我们只能说，对中国所抱有的既钦佩又恐惧的感情尚未消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值得我们支持。但只要认真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丑行。这些丑行与自由主义原则背道而驰，更与过去激进的美国保守主义背道而驰。一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美国记者曾到中国作调查性报道，但他们最后都从北京扫兴而归。这些记者试图为我们提供有关中国生活的真实情况。但是，中美两国80年代与日俱增的接触，却增加了美国人过去对中国所怀的感情：中国在旅游方面的特殊吸引力，希望在中国做大买卖以及对中国朋友的品质和中国人的智慧所怀的敬佩之情。目前，我们陷人到一种现实的乐观主义情绪之中：中国有许多弊端，但我们能同它相处。
23、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弊端
《中国的阴影》一书是一篇精彩的檄文。本书在1974年出版后，结束了法国对毛的烦扬热。作者西蒙·雷斯的真名为皮埃尔·里克曼斯，是一位比利时艺术历史学家，曾发表过数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苏仁山：19世纪中国的叛逆画家与狂人》，一本词集和由中文经典著作译成法文的《孙子兵法》，他还为法文版《孙子兵法》加了批注。雷斯1955年首次访华，并与一位中国妇女结婚（他写的书是献给她的），对中国人的生活十分了解。雷斯后来又在香港住了五年，他在1971年出版的《毛主席的新衣》一书，无情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粗暴攻击。这是一位汉学家对“文革”所作的最无情的揭露。
1972年，雷斯在中国逗留了六个月，他住在北京饭店，到各省访问过七次。他参观了许多城市和北京附近的一些旅游点、古都洛阳和西安、河南林县的灌溉工程、山西的大寨大队、湖南毛的诞生地以及上海附近的苏州和杭州。《中国的阴影》一书的主要部分写于1972年和1973年。1973年，雷斯再次到中国，但逗留的时间很短。1976年以来，他又对此书增加了一些注解。因此，雷斯在中国看到的东西，可与大多数观察家所看到的东西相媲美，但他在知识面和表现力方面却远远超过他们。
长期以来，对毛的解剖都极力贬低毛的经济政策；苏联人仍对毛的政治政策感到愤慨，他们不赞成十几岁的红卫兵抨击党内官僚主义者。但是，在毛为作革命煎蛋卷所打破的所有鸡蛋里，西方公众最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国的阴影》谴责毛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文化和知识分子。因此，此书揭示出西方自由主义者同毛主义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差距。鉴于这两种人都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他们之间的区别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对学者的作用，他们的意见截然相反。在1905年前的1300年中，中国的学者在错综复杂的科举制度中相互竞争，实行自我教育，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中国直到本世纪才出现由批评家、改革家和革命者组成的现代知识界。作为一位农民组织者，毛从不钦佩也不信任这些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精神。在他看来，他们仍然表现出古代学者——官僚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傲慢。毛同乡下的农民非常谈得来，这使他既反对知识分子，又反对美的东西。与许多神经过敏、权迷心窍的帝王一样，毛把作家和艺术家贬得一钱不值。他的夫人江青在被监禁之前也曾这样做。
西蒙·雷斯也和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先是被中国文化的魅力迷住，随后又为中国文化的美所倾倒，最后变得越来越欣赏中国文化，而且感到自己也变得充实起来。这样的经历必定使这些外国人产生一种从属感。尽管他们与中国的接触肤浅、有限，但这种接触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却显得很重要。他们同情中国同行，憎恨中国官僚机构对艺术和文化的摧残，有时还对中国提出西方式的批评，认为中国政治本身就是对政府的背叛和蔑视。
雷斯的《中国的阴影》一开始便抨击中国的旅游业，包括把旅游只限制在十几个城市，让旅游者住高级宾馆、坐小轿车以及“在人民之间发展友谊”而不许个人之间友好等做法。“外国人只能见到8亿人中的的人左右……，而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接待外国人。”他认为，外国人享有的特权使他们与中国人隔绝，并把这些特权称做“帝国主义一殖民主义旧时代的可耻遗产”。他嘲笑那些“驯服的访问者”，因为他们从不和中国人一起乘坐公共汽车，也从不在街头小摊吃面条。他们“随遇而安，住在阴暗的宫殿中，把自己与世隔绝，对中国人的音容笑貌不闻不问”。由于这些“旅游者对中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甚至对多年的第二把手（刘少奇）突然成了叛徒，毛长期的机要秘书（陈伯达）原来是个骗子以及毛的第二位指定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出乎意料地试图谋杀毛等问题都不感到吃惊。雷斯也描写了那些受到冷遇的外国人，包括被当成间谍而受到骚扰的记者和集中居住在北京的外交官。“旅游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被关在笼子里搬来搬去；而那些必须呆在北京的居民，却有充裕的时间去数笼子上所有的铁条。”
此书的其他章节讨论了这些有组织旅游的肤浅，抨击假冒的英雄和按照党的路线进行思考的做法，随后又讨论了阶级斗争、官僚机构和大学的情况。雷斯在文化大革命后周游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极为敏感。他在书中常常援引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伟大杂文作家鲁迅以及乔治·奥维尔的话。他在人民共和国看到了极权主义行为——“毛主义的毒瘤……在侵蚀着中国的面容……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在20年的时间里，他们接受传统的训练，学会了寻衅闹事，并把暴力行为和仇恨别人合法化。他们每天都亲眼目睹少年们在‘阶级斗争’的借口下，对长辈进行抢劫、报复、打骂和侮辱；他们必须出席公开批判邻居、朋友、同事和父母的大会，甚至还要积极发言。……这场反对智力的斗争，几乎导致了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的灭绝”。
由于北京失去了城墙、城门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个被扼杀的城市，一个外形被毁损的幽灵。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文物’送到国外展览，以此向外部世界掩饰对古刹及其他纪念物的大破坏。实际上，除重要城市中还保留了一两座这类建筑供人参观外，其他的类似建筑都被破坏殆尽”。毛是农民，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关闭了大约五年的时间（这在现代世界无疑是创纪录的）。教授们受到骚扰、中伤，罚做体力劳动。但取代这些教授的无产阶级分子却没有什么可教给学生的。这样，在接受了体力劳动再教育后，9/10的教职员回到自己的岗位，但他们在学生中已经没什么威信了。同时，除了毛的著作，书刊杂志都停止出版。“所有文化大革命前的电影、戏剧、歌剧等都禁演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自杀了。”在发生了这些过火行动后，恢复工作极为缓慢，“中国人民仍然渴望文化生活”。这样，《中国的阴影》便解释了1976年10月毛的追随者“四人帮”倒台后人民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在解释这种反知识的做法时，雷斯所用的是奥维尔和鲁迅用过的悲剧词句。他认为，清朝继承了明朝专制统治的“单一正统思想”。一些历史学家走得更远，认为从蒙古人征服中国后，中国早先自由的文化发展便“脱轨了”。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比毛重要，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应归咎于数百年积淀起来的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农民一旦在这个封闭的社会掌了权，就只能推行他们先前的阶级敌人推行过的官僚主义，因而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确实，毛的文化大革命专门针对的是旧统治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和旧风俗。毛用政治控制文学艺术的信条，直接来自18世纪的乾隆皇帝，这位皇帝使许多指责朝廷的文人学士遭到满门诛杀。这表明，如果中国想消除官僚主义（以及在士气低落时就会出现的腐败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继续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触（这种接触过去曾对瓦解旧统治阶级起过作用），造就一个由独立的企业家、实业家、记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组成的知识界。当然，现在这种接触已在大规模进行之中。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阴影》几乎只字未提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物质成就，这有损于雷斯的立论。实际上，人民共和国重建了中国，包括植树造林，修筑水坝、水渠、机井和良田，种庄稼和办工厂。它还通过让社会成员学文化、组织起来学习技术、讲卫生、介人政治、爱国、努力工作、合作和自尊等方法，重组了社会。周恩来如果还活着，他可能会对外国人解释说，革命是曲折的。他决不会持悲观态度，我们也不应该悲观。中国不是俄国，相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所谓法家思想传统，而毛正是利用了这一传统。也许，雷斯今天能看到，自我修养的儒家传统仍然能为中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此篇评论的是西蒙·雷斯所著《中国的阴影》（纽约，维京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8月28日的《纽约时报书评》，题为《毛向文化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