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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_中国历史人物-2

钱穆
中国历史
总共38章(已完结

国史新论 精彩片段:

中国历史人物-2

上面说过,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宗教家,或艺术家。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来规定着这人。中国人则向来不这样说。如说圣人,这圣人究是一政治家呢?军事家呢?外交家呢?经济家呢?却没有一个硬性规定。又如说贤人,君子,善人,都是讲的赤裸裸的一个人,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善人、君子、贤人、圣人,其间是有阶级的。西方人用事来分等,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这责任在个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条件,要机会,要环境。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

人怎样才叫做圣人呢?似乎孔子很谦虚,他的学生问他:“夫子圣矣乎?”他说:“圣则我岂敢,我只有两个本领,学不厌,教不倦。”他的学生说:“这样你就是圣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国古代之三圣人。但他所提,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三圣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说:“圣人者,百世之师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现在也不过二千五百多年,圣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们榜样。孟子举出三人,却是性格不同,表现不同。孟子把“任”、“清”、“和”三字来形容。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负责任,积极向前。他生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书里讲他“五就桀,五就汤。”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为要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像样的尧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从桀处回来,又到汤处去。商汤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于有莘之野一农夫。五次到汤那里,终于当一个厨师。汤极满意他的烹调,慢慢同他接谈,觉得他了不得,以后便帮助商汤平天下。汤死了,下一代太甲继位,不行,伊尹说:“你这样怎可作皇帝?”把他关闭起,说:“我来代替你。”太甲后来忏悔了,伊尹说:“你回来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一切污浊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纣,他反对。到后全中国统一,他宁饿死首阳山。柳下惠是一个耿介之人,但却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现,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独行,表现了一个无表现。孟子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他同人家最和气。他是鲁国人,在鲁国做了官,罢免了又起用,又罢免,如是者三。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罢免了,还要自己向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请不到的,一些条件不合,他绝不来。柳下惠那时已是春秋时代,列国交通,有人劝他,你在鲁国不能出头,何不到别的国家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只要直道,同样不合时,还是会罢免。若我能改变,枉道事人,我在鲁国也可以得意。可见柳下惠外和内直。所以孟子称赞他,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来交换他的鲠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独行的,只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现的,却完全是一个和。

孟子说这三人都是圣人。伊尹建功立业,开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讲。孟子又有一篇文章并不讲伊尹,只讲伯夷、柳下惠。他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一个顽钝人,没有锋芒,不知痛痒,听到伯夷之风,也能有边有角,有界线,到尽头处就不过去。懦夫,软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个人在一块,两个人反对你,你就没勇气。倘在一个大会场,全场两三百人反对你,你就不能有坚强的立场。伯夷在当时,可称是全世界都反对他。后来韩愈说,伯夷却是千百世人都反对他。因从伯夷死了,到韩愈时,谁不说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然而伯夷要反对。谁不说商纣是一个坏皇帝,然而伯夷不赞成周武王伐商。孔子也没有反对周武王,韩愈也没有反对周武王,然而孔子、韩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这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我此处用“特立独行”四字,就是引据韩愈的《伯夷颂》。一个顽钝无耻的懦夫,不能自立,一听到伯夷之风,自己也会立住脚,也会站起来。一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这种故事在三千年后讲,虽然其人已没,其风还可以感动人,使人能兴起,所以说他是百世之师。有些气量狭窄的鄙夫,一点小事也容不下。有些人感情浅,是薄夫,一回头把人便忘。鲁国三次罚免了柳下惠,柳下惠不在乎,还不愿离去父母之邦。所以闻他之风,则薄夫可以厚,鄙夫可以宽。孟子所谓顽、懦、薄、鄙,这四种人,时时有,处处有。孟子不讲伯夷、柳下惠之知识学问地位事业等,他只是讲那赤裸裸的两个人。

孟子所举的三圣人,三种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进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为”。此两种性格正相反。孟子又举一种,非狂非狷,而是一个“和”。柳下惠之和,像是一中道,而仍有其特立独行之处。此三种性格,却如一三角形,各踞一角尖。我们若把全世界人来分类,大概也可说只有这任、清、和三型。孟子又说:“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他们之伟大,伟大在做人彻底,都跑在一顶端尖角上,个性极分明。人的个性,千异万变,但不外以上所说的三大型。或是伯夷型,或是柳下惠型,或是伊尹型。此三种姿态,三种格局,做到彻底,孟子都称之曰圣。有些人则不成型,有些处这样,有些处那样,一处也不到家,不彻底。你若是一鄙夫,薄夫,懦夫,顽夫,那也不是天生你如此,是你为外面条件所限,不能发现你个性。孟子和《中庸》都说尽性,要尽我们自己的性,做到百分之百,这在我自己力量应该是做得到的。不用力便不算。若用一个机器来做一件东西,也得要加进人力。若果我们要做一个第一等人,要做一圣人,怎样可以不用力?力量在哪里,只在我们自己内部,这是内在条件。但我们还得要进一步,不但要做一顶端尖角的人,更要做一圆满周到之人。要处处中乎道,合乎理。等于射一枝箭,射到这靶上,可是没有射到这红心。射到靶上是你的力量,射到红心不但要力量,还要你的技巧。伯夷、柳下惠、伊尹,这是我们做人的三大规范,是要用力量的。只有孔子,在力量之上还有技巧。孔子无可无不可,但都得到家,此即《中庸》之所谓至人。有时像伯夷,有时像柳下惠,有时像伊尹。他一箭射出去,总是中到红心。有力量若不见其力量,有规范若不见其规范。等于伊尹射向上面,伯夷射向右下方,柳下惠射向左下方。伊尹在上面一方位是圣人,伯夷在右下一方位是圣人,柳下惠在左下一方位是圣人。但却有偏缺不圆满,不是一个大圣人。

孔子有时也做伊尹,有时也做伯夷,有时也可以做柳下惠,故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今天我们只说孔子集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大成。孟子是说孔子集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大成。故不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圣人。若一定要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我们不登政治高位,我们自己的责任都可交卸下。我又不做皇帝,又不做宰相,外面条件不够,哪能做圣人。幸而孟子另举出三圣人,都是由其内在条件而成为圣人的,使人谁也逃不了自己的责任。人类中有此三种性格,有此三种标准。而孔子则兼此三者而融化汇通为一完全之人格。他积极向前,有时像伊尹。他一尘不染,有时像伯夷。他内介外和,有时像柳下惠。所以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之至圣。孟子自己说,“乃我所愿,则学孔子。”若说圣人,伊尹、伯夷、柳下惠都是,可是终于限止在一格,孟子不想学。经过孟子这一番说话,中国后世只尊孔子为圣人,又称之为至圣。而伊尹、伯夷、柳下惠,后世似乎都只称之为贤。孟子也只是一大贤,亦有称之为亚圣的。于是中国遂留下来一个圣人系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孟子,这是唐代韩愈《原道篇》所提出的。但我们从孟子这番话来看伊尹、伯夷、柳下惠,实在也就是圣人,而同时即是一豪杰。你看伊尹把太甲关起,说:“你不行,我来代你。”这种气魄,不十足是一豪杰典型吗?后人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不可。”须是有公天下之赤忱,夹着一些私意便不成。伯夷也算得一个豪杰,饿死首阳山,那是何等坚强的节操。柳下惠如打太极拳,工夫深了,运气内行,实际满身是劲,也是个豪杰之士。孟子说他“不以三公易其介”,这还不是个豪杰吗?

我们再来看孔子,他曾随鲁君与齐会夹谷。在这段故事上,他正如秦、赵渑池之会的蔺相如。不过孔子是大圣人,此等事,我们讲孔子的,来不及讲到,也就不讲了。夹谷之会以后,齐国来归侵鲁之地,但又一面送了大队女乐到鲁国,鲁国君相迷恋着去听歌看舞,一连三天不上朝。孔子告诉他学生说:“我们跑吧!”孔子生这一口气,现在我们不懂,似乎他不像一圣人,一点涵养都没有。其实这就是孔子所以为圣之所在。一跑跑到卫国,卫灵公听孔子到来,他说:“鲁国怎样待孔子,卫国也照样。”卫多贤人,有些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就耽下了。卫灵公知道孔子无所不能,有一天,问孔子打仗的阵法。孔子一听,说:“我没学过呀。”明天又对他学生说:“我们跑吧。”孔子的气真大,一跑跑到陈国。后来在陈、蔡之间绝粮,没有饭吃,大家饿着肚子。孔子的学生子路生气了,说:“先生老讲君子,君子亦有穷乎?也会走投无路吗?”那时孔子却不生气了,好好向子路说:“君子也会穷,也会前面无路的。不过小人前面没路便乱跑,君子没有路,还是跑君子的一条路。”孔子在外十余年,鲁国人想念孔子,要请他回来,又怕孔子不肯,于是请他一个学生冉有先回。冉有是孔子学生中一个理财专家,回到鲁国,在权臣季孙氏家里做管家,然后再把孔子和一批同学接回。冉有给季孙氏家种种经济弄得很好,孔子却又生气。冉有常到孔子讲堂来,有一天来迟了,孔子问他:“怎么这般迟?”冉有说:“因有些公事没完。”孔子说:“什么公事?你所办只是季孙家私事。你把季孙一家财富,胜过了以往周天子王室之首相。”孔子便对一辈学生说:“他不算是我学生,你们可鸣鼓攻之。你们大家可以反对他,可以打着鼓公开攻击他。”其实孔子垂老返鲁,还是这个学生的力量。在这种地方,我们要看孔子这口气。一般人老了气便衰,孔子那口气愈老愈旺。人没有了气,哪会有道德仁义。若只从这些处看,孔子岂不也是一豪杰吗?

再讲孟子,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在当时是一位了不起的国君,他对孟子十分敬礼,开口便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却一口冲顶过去,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也是一个能生气的人,也是个豪杰。他学生问他,“公孙衍、张仪,岂不算得是大丈夫了吧?”孟子说:“这辈人是专做人家小老婆的,哪配叫大丈夫。”诸位试读《孟子》七篇,至少也可以长自己一口气。他的全部人格,都在他的话里,一口气吐出了。今天我们要讲追随潮流,服从多数,孔子、孟子所讲仁义道德,我们置而不讲。圣贤我们不服气,也该懂得欣赏豪杰。豪杰没有新旧。敢说敢做,不挠不屈,这才是一个豪杰。没有了豪杰,那社会会变成奄奄无生气。两脚提不起,尽说有新的,如何般来追随。

中国下层社会拜老头子,似乎是从墨子开始。墨翟以下,墨家的老头子,当时称为钜子。上一代钜子死了,换第二代接上。墨子死后,传了两三代,那时的老头子是孟胜。楚国有一贵族阳城君,他自己亲身在楚国朝廷做官,慕墨家之名,请盂胜去为他守城。楚国大乱,阳城君被杀,楚国朝廷派人来,叫孟胜交出阳城。孟胜说:“我奉阳城君命守这城,没有阳城君命就不交。”他学生们劝他,他说:“我不死,不能算为一墨者,将来也再没有人看得起我们墨家了。”他学生说:“你是墨家老头子,不该死。”他派两个学生去齐国,告诉他们说:“我这钜子的位,传给齐国的田襄子。”这两人去了,楚国派兵来攻城,孟胜死了,他学生一百八十人相随而死。两人到齐国,告诉田襄子,传了钜子位,便要回去。田襄子说:“你们不能回去,应留在这里。”两人不肯,田襄子说:“现在的钜子是我。你们该听我话。”两人说:“别的都可听,这话不能听。”就回去自杀了。这也不是墨家才如此,孔子门下也一样。子路在卫国,卫国乱了,子路进城去讨乱,被人把他帽子带打断。子路说:“君子当正冠而死。”站在那里,好好把帽子带结正,乱兵刀矢齐下,就这样死了。诸位当知,要讲道德,临死也得讲。即在生死存亡之际,仍有道德存在。但道德也非奇怪事,我们谁没有道德?谁不该遵守道德?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不是每一个子弟都不孝,每一部下都不忠。时穷节乃见,这种表现,却都在最艰难的状态下才发现。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两句话,孔子的学生能做到,墨子反对孔子,但墨子学生也同样能做到。我们该从这一标准看去,才知道所谓的中国历史人物。这一种精神,便是我们的历史精神,也即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但却是一种豪杰精神,亦即是一种圣贤精神。近人不了解,乃说要打倒孔家店。没有这番精神,空读《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时习,又哪见得便是圣贤?便是豪杰呢?孔子跑出卫国,一般学生饿着肚子跟着他,跑到宋国效外一大树之下,孔子说:“我们在此学舞、学歌吧”。宋国桓魋听了,赶快派军队去,要抓住杀他们。孔子闻得此消息,说:“我们走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不又是一番豪杰精神吗?

战国时代的豪杰之士,真是讲不完,且不讲。秦汉之际,有一齐国人田横。历史上所谓山东豪杰群起亡秦,田横也是其中之一。汉高祖派韩信把齐国打垮,田横逃在一海岛上。汉高祖即了皇帝位,听说田横在海岛上,派人向田横说:“你来,大则王,小则侯。不来,当然要不客气。”田横答应了,带了两人同去。一路到河南,距离洛阳三十里,这时汉高祖在洛阳,这已是最后一站。田横告诉他手下两人说:“从前我与汉王同为国君,现在他是天下之主,我到他那里去拜他称臣,就不必了。”他说:“汉王要见我一面。从此地去不过三十里,快马一忽便到。你们把我头拿了去,他看我还如活时一般,岂不就好了吗?”田横自杀了,两人带着他头,到洛阳见汉祖。汉高祖大惊说:“这哪是我意呀!”于是以王者之礼葬田横。田横下葬了,跟着田横来的两人也自杀了。汉高祖更为惊叹说;“田横真是一了不起人,他手下有这样二士。我听说在海岛上还有五百人,赶快去请他们回来。”海岛上这五百人知道田横死了,也就集体自杀了。这一故事,真够壮烈呀!

孟子说:“圣人百世师。”使百世之下,还能闻风兴起。我小时喜读韩愈文,韩愈年轻时有几篇文章,一是《伯夷颂》,一是《祭田横墓文》。他进京赴考,过洛阳,在田横死处,写了一篇文章祭他。从汉初到唐代韩愈时,至少已一千年,伯夷更远了,至少已到两千年。当时中国后代第一大文豪,在少年时还如此般敬仰此两人,这真所谓圣人为百世师,豪杰就应该如此。韩愈在当时,提倡古文,这亦不是一豪杰行径吗?若我们只读韩愈《原道》,纵使信了他所说之道,没有他一番精神,那道也不能自行呀!若非韩愈少年时即知敬慕伯夷、田横,哪能即成为文起八代之衰一大文豪。

再说汉代历史人物,也是指不胜屈,且举一个苏武来作例。他出使匈奴,匈奴人看重他,劝他留下,苏武不答应。匈奴人把他幽置地窖中,没有饮食,苏武啮雪与旃毛并咽。几天没有死,匈奴人更敬重他。送他去北海,即今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去牧羊,是公的羝羊。说:“等羝生小羊,就放你。”苏武在那里掘野鼠和吃草为生,这样他就一留十九年。手中持着汉节,始终不屈。在匈奴,有他一好友李陵。李陵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军事奇才,以五百步兵对抗人家八万骑兵。匈奴下令:“这人须活捉,不许杀了。”结果李陵被擒,降了。降匈奴的也不是李陵第一个,在前有卫律,也得匈奴重用。卫律、李陵都来劝苏武降,苏武不为动。苏武在匈奴,既未完成使命,回来后,当一小官,也无表现。我们今天的小学历史教科书,似乎更都喜欢讲张骞、班超,因他们有表现。但苏武在以前受人重视,尚在张骞、班超之上。我们相传的戏剧,多只唱苏武,不唱张骞、班超。张骞、班超当然也了不得,但是我们向来传统更重视苏武。因成功须受外在条件,际遇人人不同,无可学。若如苏武守节不屈,却是人人可学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际遇不可学,没有际遇的如孔子,却该人人可学。所以司马迁《史记》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若把此几句来讲尧、舜、文、武,岂不是笑话。《汉书·苏武传》把李陵来合写,两人高下自见。李陵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奇才,然而在人格上,哪比得上苏武。苏武其实已为汉朝立了大功,使匈奴人从心中崇拜汉朝,比起打一胜仗更功大。《汉书》上又嫌把苏、李合传,太明显,因作《李广苏建列传》,从李广写到李陵,从苏建写到苏武。隐藏着作史者之用心,却使读史者感动更深。这些是中国相传之史法。

我们再讲下去,不一定要讲不成功的人,也不一定要讲无表现的人,总之要讲几个具备豪杰性气的人。具备豪杰性气,即是具备了作圣作贤之条件。苏武不能不说他是一个贤人,若要说他是一个圣人,他也得和伊尹、伯夷、柳下惠为等侍。他已在一点一角上是圣人,十九年守节不屈,做得彻底,做到了家。虽不能同孔子大圣相比,宁能说他不得比伊尹、伯夷、柳下惠?此刻且不必争,也不必叫他是圣人,他总是一贤人,总是一豪杰。下到东汉,我不想再举刚才说过郑玄那样的人,我且举一个军人马援。只要我们到广西、越南西南一带边疆上去,还始终流传着马援故事。马援是光武中兴时代一位将军,光武的中兴集团,大多都是他的太学同学。马援却是西北一个畜牧的人,牧牛羊为生。马援有几句话一向流传。他说:“大丈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而马援也真能做到此八字。他从事畜牧,正是他穷时。但他有了马牛羊几千头,种田积谷几万斛,在边疆上成了一个大财主,他又说:“我要这许多财产什么用呀,我该能赒济贫穷,否则不过是一个守钱虏而已。”看守一笔钱财,自己等如那一笔钱财之奴隶,此“守财奴”或“守钱虏”三字,也是马援说的。后来汉光武见到了他,大为器重,可是马援封侯还是在后来。他平越南封了侯,年龄也老了,汉朝又要派军去讨五溪蛮,马援要去,汉廷说他老了,怎么能再去边疆?论当时的交通,那边的气候,一切一切,派一个少壮军人去,当然更适宜。但马援说:“我并没有老”。他又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死于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马革裹尸还”这五字,直传到今天,也是他说的。马援是个大豪杰,闻其风,一样百世可以兴起。不要钱,不享老福,情愿一马革裹尸还葬,还不算是一豪杰吗?惟其他能具有这套豪杰之气,才能表现出一个最高人格来。

但我们讲中国历史上人物,不能说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乃至田横、苏武、马援,便是顶尖出色人物了,上面还有孔子、颜渊、孟子许多人在那里。这些人都从一大源头上来,从中国古人的最高理论,中国的最高文化理想上来。下面我想讲到南北朝,我且举一人,那是一出家和尚。中国没有大和尚,佛教怎会在中国发扬?相传佛家有三宝。一是“佛”,没有释迦牟尼,就没有佛教。一是“法”,那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一套道理。然而要信仰这套道理,肯照他做,便得还有一宝,就是“僧”。没有僧人,佛也好,法也好,一堆空东西,什么也没有。今天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孔子是一佛,《论语》是一套法,但没有孔家和尚的话,三宝缺其一,这两宝也有若无。只有把此两宝权放在那里,将来总会有大和尚出来。我不信佛教,但我很崇拜中国一些大和尚高僧们。我只拿一个普通的人格标准来看和尚高僧,来看他们的表现。但中国高僧们,很少写进二十四史。中国历史人物实在太多,二十四史写不尽,中国另外有《高僧传》。《高僧传》,一续、二续、三续,一路记下,我今天只讲一个竺道生。和尚出家没有姓,因佛教从印度来,印度那时繙作天竺,所以他姓一个竺字,叫竺道生。也有和尚只姓一个释迦牟尼的释字,到今天我们和尚都姓释。那时中国人尊崇和尚,不把他名上下二字一并叫,故竺道生又称生公。只有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孔子不叫孔子,也不叫孔仲尼,叫孔仲尼已经太客气,必该叫孔老二。倘使你仍称孔子,便是落伍。儒家思想,也该改称孔家店。那是我们近代的事。生公当时,《小品泥洹经》初翻译到中国。《泥洹经》有大本、小本,小本的叫小品,只有八卷。大品的是全部,有三十四卷。小本中有一句说:“一阐提不得成佛。”一阐提是毁谤佛法的人。竺道生却说:“一阐提也得成佛。”当时北方和尚大家起来反对说:“经上明明讲一阐提不得成佛,你怎能讲一阐提亦得成佛。”召开大会,把他驱逐。竺道生当然只得接受大家决议。但他说:“若使我话讲错,我死后应进拔舌地狱。倘我话没有错,我死后还得坐狮子座,宣扬正法。”佛寺中大佛像,有坐狮子,坐象,坐莲花的,竺道生在此中间特别欣赏狮子。诸位当知,出家当和尚,也得具备豪杰性气,否则和尚也不成为一宝。幸而当时中国分南北,他渡过长江,跑到南朝来。结果《大品涅槃经》翻出来了,下面讲到一阐提亦得成佛,竺道生的说法终于得到证明。

作品简介:

本书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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