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三)：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 精彩片段：
第7章 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7.1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冲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下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7.2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卫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害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7.3 “公交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三十六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